关键词：探照灯 数学因素 诠释学
Abstract: Both Popper’s ‘searchlight’ and Heidegger’s ‘mathematical’ are to exhibit the hermeneutical character of natural sciences, but the former belongs to a methodological hermeneutics, and the latter is only an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Either of them needs to be overcome.
Key words: searchlight; mathematical; hermeneutics
一、引言
波普尔与海德格尔有什么可比之处吗？把两人放在一起，会使有的人觉得不伦不类。持传统科学哲学观点的人会认为海德格尔的东西与黑格尔的东西一样，不是没有意义，就是故弄玄虚；而研究海德格尔的人又会认为波普尔没法与深邃的海德格尔相比。持温和立场的人则可能认为波普尔属于英美传统的科学哲学流派，而海德格尔属于欧陆传统的人文哲学流派；或者会认为波普尔正象他本人所声称的属于理性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而海德格尔则属于非理性主义或者存在主义。无论这两种温和看法中的哪一种，往往都容易认为两人的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波普尔本人也认为海德格尔这样的“存在主义者”是“自寻烦恼”、“又瞎又聋的”人，他只能“可怜”他们。[1] (第278页)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波普尔与海德格尔在学术出身和哲学背景上的相似之处。虽然海德格尔常被误认为是非理性主义的，但他所从属的欧陆哲学的现象学-诠释学传统却是近代唯理论（rationalism）的变化形式，而且从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中也可以发现许多唯理论的或隐或显的观念。而波普尔则明确声明自己属于理性主义（即唯理论，rationalism）传统，不想与这个“旧传统”决裂。另一方面，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无论是“存在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都是贴在他身上的不合适的“标签”，他本人也明确拒绝过这样的称呼。对于波普尔而言，我们也不能由于他与维也纳学派的密切交往及其主要在科学哲学界活动而把他归属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波普尔与维也纳学派的区别就在于：他不仅仅是从欧洲大陆走出来的哲学家，而且其哲学也带有典型的欧陆哲学传统的特征；他不象维也纳学派那样，虽然是欧陆哲学家，却体现出典型的英美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特征。
波普尔与海德格尔来自于同一个哲学传统，却有着不同的思路，走着不同的道路。这就使得他们在讨论共同的话题——科学——的时候，其话语和观点必定有许多值得分析和比较之处。当然，对于哲学家的思想进行机械的“比较”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比较是思想的互相诠释。也就是说，作为“读者”的我们，站在波普尔的角度看看海德格尔对科学的考察还有什么不足；再站在海德格尔的角度看看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还存在什么问题。作为“读者”，我们在“阅读”了波普尔的“文本”和海德格尔的“文本”之后，如果能够真正形成一种新的“视域融合”，特别是在通常没有被联系起来的这两种“文本”之间，以及在这两种“文本”与我们“读者”之间，如果能够形成一种大跨度的“视域融合”，那么，就可能把科学哲学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在科学哲学越来越被科学知识社会学所替代，并成为“只有伟大过去”（费耶阿本德语）的今天，这种大跨度的“视域融合”也许能够挽救科学哲学于危亡之际，并使之得以复兴。
二、卡尔纳普-波普尔之争与卡尔纳普-海德格尔之争①
波普尔与维也纳学派（特别是卡尔纳普）的交流和碰撞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人们一度把波普尔视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但是他本人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归类，并声明他不想全心全意地参与维也纳派哲学的发展、趋势和动向[2] (第55页)。波普尔与卡尔纳普都致力于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的划界问题，但他并不同意卡尔纳普把划界标准与意义标准等同起来的做法，而且认为讨论意义标准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非科学和伪科学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和神话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对于科学本身来说，它们也恰恰都是有意义的。
形而上学之所以对科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因为科学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概括。归纳推理不仅如休谟所论证的那样不具有逻辑必然性，而且归纳论证也不能增加科学命题为真的概率，甚至归纳本身也不是经过多次重复而形成的心理联想，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归纳这回事。包括逻辑经验主义者在内的所有经验主义者都以归纳作为科学发现和辩护的支撑点，必定会否定形而上学在科学中的意义。而波普尔对归纳的根本否定，也就敞开了迎接形而上学的大门。科学是理性的、演绎的，科学理论都是大胆的猜测，而形而上学就是猜测性的学说，一切科学理论都必定是从形而上学的猜测性学说中转化过来的。形而上学是科学的前身，是前科学。
对归纳的否定与对中立观察的否定是联系在一起的。归纳推理有效性的一个前提就是原始记录语句或观察命题的可靠性，逻辑经验主义把这一点作为科学的基石。尽管卡尔纳普曾经承认经验的私人性，但为了保证科学的意义，他必须以观察命题的中立性为出发点。然而，在波普尔看来不可能有任何中立的观察，所有的观察都是负载着理论的，没有任何目的和假设、不带有在先的观念和背景知识的观察是不可能的。波普尔把他的这种观点叫做“探照灯说”。[3] (第357页)
卡尔纳普-波普尔之争是由波普尔发起的公开辩论，并不断逼得卡尔纳普步步后退；而卡尔纳普-海德格尔之争则是半明半暗的。卡尔纳普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而克服形而上学” [4] (第23-34页)一文中公开指责海德格尔的语言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胡说，主张科学命题的意义在于能够还原为中立的观察经验，而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一切形而上学都是无意义的，所有形而上学命题都是伪命题。但海德格尔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和反击卡尔纳普，而是在许多场合分析批判卡尔纳普所属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各种观点。在海德格尔对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批判中至少有两点是与波普尔相似的。
首先，海德格尔认为最值得哲学思考的是存在的意义问题，形而上学和科学都是存在的命运；科学是在形而上学所开辟的视域内产生和发展的，形而上学为近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也引导着近现代科学的根本性变革；形而上学先于科学并包含于科学之中。①
其次，近现代科学的根本特征不在于它是事实的、实验的和测量的，因为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也进行事实观察、实验和测量。对于近现代科学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接受事实、如何设置实验、如何进行测量。这三个方面都受到在先的概念的支配，科学把握事物的前概念（preconception）或前结构决定着对事实的观察、实验和测量。海德格尔把支配和规定科学基本运动的这种在先的东西叫做“数学因素”（mathematical）。数学因素是越过事物而对事物之物性的一种突开（Entwurf，project），为事物打开一个显示自身的场地。这种突开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先行掌握，事先提供关于事物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蓝图。这种基本蓝图同时也提供展示一切存在者的尺度和方法，由数学因素所突开的自然界要求适合于自身的一种特殊的通达方式，这就是由数学因素所规定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由此，近现代科学的实验根本不代表纯粹的观察经验，而是作为科学总预设、总“先见”之数学因素的一种体现。这可以看作是海德格尔版的一种“观察渗透理论”。
三、数学因素、探照灯与诠释学
近代唯理论把一切真正的知识都看作是先天的。经过与经验论的辩论以及康德先验哲学的精致化改造之后，唯理论演变为只承认知识的先天条件和先天的理性-知性能力。在哲学诠释学这里又变化为对认识和解释之前结构的强调。通过卡尔纳普-波普尔之争和卡尔纳普-海德格尔之争我们可以看出，波普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不仅都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截然相反，而且也都属于唯理论在20世纪的演变形式，并都充分肯定形而上学对科学的意义，尤其是通过不同的话语都表明了诠释学的立场。
海德格尔的诠释学立场是毋容置疑的。他的“数学因素”不是指从狭义数学学科中概括出来的因素，而是同时也规定着狭义数学的东西。这种“数学因素”来自于希腊语的ta mathemata，后者是在与ta physica（自然物）、ta poioumena（人造物）、ta chremata（用具）、ta pragmata（实践物）相对照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与这些事物不同，作为可学、可教的东西，作为广义的学和教，ta mathemata（数学物、数学因素）特指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特指对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的获取和占有。就知识而言，数学因素就是我们实际已经认识的东西，“它不是我们首先从事物中获得的，而是我们总已以某种方式携带着的”。[5] (第276页) 对于近现代人来说，只有通过并依据数学因素的突开，“才能把事物经验为事物和诸如此类的事物”，才能把事物看作“总已被给予出来、而且必须和应该被给予出来的东西”[5] (第277-8页)，数学因素规定着一切近现代的科学认识和科学知识。海德格尔表明，伽利略与通常人之所以在同一个比萨斜塔实验中看出不同的结果，就是由于他是从他头脑中完全不同的“设想”出发去看待那个实验的。[5] (第290页)
在诠释学的历史上，正是海德格尔第一次把诠释学从认识论方法论的层次提升到存在论的层次。他把人揭示为总已在世界之中存在、并总已对世界和自身有一种理解（understanding）的特殊存在者，人的一切认识都是对这种理解的进一步解释和说明，而近现代科学认识则又进一步根源于近现代人技术化了的生存方式，根源于数学因素对事物的数学突开（mathematical project）。这种技术化的存在方式和数学突开是整个近现代科学的前结构或总“先见”。我们通常所说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知识，其实正是通过数学因素的数学突开而就自然事物所达成的一种“视域融合”。数学因素所导致的数学化知识同时也体现着“诠释学循环”，近现代的生存方式使得近现代人恰如其分地进入到由数学突开所规定的诠释学循环之中，制造出近现代的科学知识。
波普尔的“探照灯说”同样也蕴涵着明显的诠释学因素。人们通常把纯粹知觉看作认识的起点，把知识看作是知觉的积累，并因而拒绝任何“先见”的污染。波普尔认为，纯粹的知觉不但不是知识的起点，而且也不在科学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真正在科学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是作为有计划、有准备之知觉的观察，而且即使观察也不是知识的起点，观察总是后于特定的兴趣、问题，后于理论性的、假设性的东西。“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假设才知道应该进行哪一类观察，哪个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个地方我们应该感兴趣。因此，正是假设构成了我们的向导，引导我们得到新的观察结果。”[3] (第356页) 一切观察都处于特定的场景（context）之中，都以“预期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s）和“参照框架”（frame of reference）为先决条件。所以，“科学永远不会从零开始；它永远不能摆脱假定；……今天的科学建立在昨天的科学之上[所以是昨天的探照灯起作用的结果]；而昨天的科学又以前天的科学为基础。最古老的科学理论建立在前科学的神话之上，而这些神话本身又建立在更古老的预期之上。”[3] (第357页)
波普尔还通过改造传统唯理论而进一步展示他自己的“视域融合”和“诠释学循环”思想。认识论唯心主义者坚持全部知识都来源于我们自身，坚持没有自我的观念就不会有知识，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通过我们与环境的冲突，不仅不能促进新观念的形成，而且不可能形成任何知识。康德说正是我们的理智把规律强加给自然，但康德没有认识到，我们的这种强加很少成功，我们必须反复地试错。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一半归功于我们自我的观念，一半归功于对抗的世界。[3] (第73页，注释1) 科学观察所负载的预期、理论、假设或观念，通过观察本身而与外部世界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导致新假设的出现，破坏原来的参照框架，并迫使我们重构我们的整个“预期视域”，使之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另外，波普尔反复阐述的科学知识进化模式（通常表述为P1→TT→EE→P2），则更为具体地通过类似“视域融合”和“诠释学循环”的方式来说明知识的增长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