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显示出科学研究的逻辑与西方科学哲学的区别。西方科学哲学在探讨科学划界、科学结构、科学检验、科学评价、科学进步等问题时,依靠的是对科学理论或科学宏观发展过程的分析,立足于科学;而科学研究的逻辑则注重分析科学思维过程的概念和范畴,研究的是科学的微观过程,立足于逻辑。因此,西方科学哲学研究者一般都具有自然科学基础,而苏联科学哲学的发起者首先是逻辑学家。
П.В.科普宁提出,科学研究的逻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可以充实它的概念,特别是用来描述认识过程规律的概念,因为不能老是翻来覆去地说认识是从感觉到概念、从抽象的东西到具体的东西、从归纳到演绎,还要更详尽地分析现代科学认识的过程及其全部特点。开展科学研究的逻辑的最终目的是掌握和驾驭科学研究的进程,研究模拟人的创造活动的途径和手段,也就是研究科学理论产生、发展和构成的一切途径,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能够加强哲学与专门科学特别是与控制论的联系,最终达到模拟人的创造活动、包括模拟科学创造活动的目的。[ ]
П.В.科普宁同时还强调,虽然科学研究的逻辑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但是并不是对它的简单应用,唯物辩证法所包含的范畴,诸如反映、感性的和理性的、经验的和理论的、历史的和逻辑的、绝对的和具体的、抽象的和具体的、或然和确实的、归纳和演绎、判断、概念、推理等并不足以解释科学发现的过程,科学研究的逻辑需要从自己的研究对象出发建立自己的范畴,如问题、事实、体系、科学探索、知觉、假设、理论、观念等[ ]。在1965年出版的论文集《科学研究的逻辑》中所包含的13个部分——导言“科学研究逻辑的任务和基本概念”,第一章“科学问题”,第二章“事实是科学知识的基础”,第三章“抽象的科学”,第四章“理论知识系统”,第五章“科学理论的解释”,第六章“理论真理性的检验”,第七章“从可能知识到可靠知识的转变”,第八章“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界限”,第九章“科学探索”,第十章“理论转换的逻辑规则”,第十一章“理论系统•科学是应用逻辑”,第十二章“知识的高度系统化及其启发价值”——基本上就是对他的这个设想的展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П.В.科普宁一开始就为俄罗斯科学哲学规定了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为科学哲学在苏联的起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П.В.科普宁本人也对科学研究的逻辑的范畴进行了阐释,包括问题、事实、观念、假说、理论等,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在“问题”范畴上,П.В.科普宁认为其构成不仅是未被认识的东西,而且还是关于未被认识的东西的某种知识;而从其来源上看,人类向认识提出的课题,仅仅是认识在该发展阶段上应当解决并且也能够解决的课题,因为科学面临的问题都是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产生出来的,并且以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 ]。这就把科学同社会联系了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观点,而且在科学哲学研究中突显了社会文化导向。此后Е.А.马姆丘尔(Е.А.Мамчур)、В.В.卡久京斯基(В.В.Казютинский)等人就在这个方向上继续研究,使这一社会文化导向成为俄罗斯科学哲学的最大特点。
П.В.科普宁还对假说的性质和地位进行了深入、独到的说明,以收在《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一书中的《辩证法和科学研究过程》一文最为全面,他总结说:(1)内容的客观性是科学假说不可分割的一个属性,因为科学假说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出于获得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知识这一需要,它的根源是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2)知识的发展表现为一种相对的真理向另一种更接近于绝对真理的前进发展,每一种作为相对真理的假说本身就包含着绝对知识的各个方面、因素、要素,同时,随着科学知识从一种科学的假说向另一种假说的运动,这种绝对的、客观真实的东西的因素就会增加,假说的科学价值也就会因此而提高;总之,(3)假说的创立、发展和检验是科学认识的必经阶段,是创立科学理论的必经阶段。
被苏联哲学称为“假说”的概念在西方科学哲学中是科学和知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卡尔•波普尔称之为尝试性理论,历史主义称之为前科学阶段。但是,卡尔•波普尔的尝试性理论是随时准备被证伪和抛弃的东西,它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及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澄清;历史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主要探讨范式的更替,也没有格外关注前科学阶段的具体内容;而知识论中的建构主义则立足于相对主义,过分强调假说创立的主观性因素,忽视了假说的客观性质。唯独苏联学者对假说的性质和地位做了充分说明,承认假说的客观性以及在科学理论形成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历史与逻辑、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思想,也就是П.В.科普宁所说的:“哲学家或科学家对假说的观点,决定于他如何了解认识和认识对客观世界的关系,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在认识中的相互关系、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等等。”[ ]
由此可见,科学研究的逻辑同西方科学哲学相比有其特点和优势,它对科学思维的范畴的分析,很容易进入到科学的理论和发展问题,并且通过对问题、事实、假说、理论的各种因素的分析很容易过渡到对其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也就是科学知识的社会文化导向。而西方哲学则是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之后才得出类似的结论。
四、哲学认识论
П.В.科普宁除了在元哲学和科学研究的逻辑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外,在认识论领域也成绩斐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不迷信、不教条、不固执的立场,深入挖掘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内涵。他始终坚持主观与客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并纠正了人们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理解,至今还具有启发意义。
П.В.科普宁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们经常使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样的术语,还经常曲解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一个命题,即“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从而构想出一个关于认识的三阶段理论(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实践阶段)。П.В.科普宁认为,知识乃是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这两个对立因素和方面的有机统一,把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看作是认识的两个阶段乃是把感性的东西-理性的东西同经验-理论相混淆了。具体说来,经验是从客体的那些易于为生动的直观所把握的外部联系和表现方面去反映客体的,理论则从客体的内部联系和运动规律性方面反映客体,而客体的内部联系和运动规律性是通过对经验的理性加工才被人们把握的。因此,认识的三个阶段实际上是经验、理论和实践,而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则是人类认识的两种能力,它们始终贯穿于经验和理论两个认识阶段。[ ]П.В.科普宁的这一区分在今天看来是自然的,但是在当时却是认识论上的一个突破。
承认主观-客观、历史-逻辑、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统一对于开展哲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西方哲学就不擅长于辩证法的这些规定,其研究者总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个方向上摇摆不定,表现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逻辑经验主义和约定主义的对垒,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执,历史主义的非理性思潮,基础主义对经验证实的过分强调,建构主义把知识归结为社会的产物——无不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反映。而俄罗斯科学哲学从唯物辩证法出发,天生就避免了这种分裂和片面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优势。
认识论在西方哲学兴起于17世纪,而在俄罗斯则延迟了近300年,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其中有时代的原因——现实的科学发展问题直到20世纪中期才成为苏联国家和社会积极探讨的问题;也不乏人的因素——就是每当哲学发生变革时需要有人成为开拓者,П.В.科普宁无疑就是其中一位,他所倡导和开展的科学研究的逻辑,不仅在苏联哲学中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使苏联哲学跟上了世界哲学的步伐。
最后要提到的是,П.В.科普宁之所以受到后人的尊敬和重视,不仅在于他提出了独特的哲学观点,还在于他在实践中切实履行了这些观点,把哲学同自己的人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所说:“哲学的使命不是单纯描述时代,而是以哲学上的一些规律和范畴来反映时代的本质……”[ ]1997年,《哲学问题》杂志发表了纪念他的会谈纪要,其总标题就是《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пнин:Философ и человек》,也许把它翻译为“哲人科普宁”更为确切。能够被称为“哲人”的人,他的贡献就不止于传播哲学知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给后人提供了哲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不追随时尚、不人云亦云——这就是在哲学的世界中,以哲学为生命的人和以哲学牟利的人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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