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方法论着眼的哲学家”还是“从文化着眼的哲学家”，他们的观点都没有偏离社会文化导向，都强调了哲学-方法论基础的作用，只不过“从文化着眼的哲学家”更注重在科学理论进步中哲学-方法论转换的具体方式；而且，这两种观点也不是对立的，是不断磨合并逐渐走向综合的，例如，在1991年出版的两本论文集——《文化进程中的科学革命》（《Научные революции в динамике культуре》.Москва.1991.）]和《科学史中的传统和革命》（Традиции и революции в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Москва.1991.）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其中А.В.阿胡京在《科学革命如何可能？》一文中写道：“科学革命现象向我们揭示出，科学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不是外部的，而是深刻的内部特点。思想在不受到外部影响而是深入本身的情况下吸收了文化。……它靠其它的文化力量来维持，排除了私人的认识。一句话，它是文化的思想。”[ ]同时，В.С.斯焦宾也开始把科学革命理解为触及和改变知识的最深层和最基础层面的现象。他注意到，在科学基础的变革中新的科学基础的论证过程不仅取决于新的理论成果（预言新的事实或产生新的理论模型），而且还取决于社会文化秩序，他指出：“科学革命是表现为在科学探索的战略发生改变和确定未来科学发展方向时在知识发展中呈现的一些有分歧的观点。在这一时期，文化从未来科学史的可能发展路线中挑选出的恰好是那些与文化的基本价值和世界观结构相符合的最优的方法。” [ ]到了1996年，俄罗斯出版的科学哲学教材就对科学革命做了综合性的规定：“首先，科学革命同基本的科学传统的变革相关；第二，它们经常涉及科学的世界观基础和哲学基础，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思维方式的变化。”[ ]
三、 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社会文化导向的成因
俄罗斯学者在科学发展机制问题上偏向于社会文化导向不是偶然的，既有世界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也有俄罗斯哲学和科学自身发展的特点。
从国际背景上看，就像孙慕天所指出的，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社会文化导向是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性哲学思潮的一种表现，即在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哲学出现了“形而上学”的复兴，开始承认哲学世界观对科学认识发展的作用，并由此出发把科学认识论的研究引向了社会文化学的轨道，俄罗斯学者的观点不能不说是顺应了这种世界性的学术发展趋势。 [ ]众所周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在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的约束下苏联哲学界历来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采取敌视态度，对孔德(Auguste Comte)、马赫(Ernst Mach)的“实证主义”更是批判有加，并且一度把逻辑经验主义作为实证主义的“变种”一同加以批判。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哲学界对“左”的思潮的清除，苏联哲学界逐渐改善了对西方科学哲学的态度，从一味的批判转向了参考和借鉴。70年代以后，苏联哲学界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了一系列的西方科学哲学著作，1975年出版的《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论》丛书的第一部译著就是T.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С.Р.米库林斯基和Л.А.马尔科娃(Л.А.Маркова)在为其所写的跋中曾对T.S.库恩的理论作了高度的评价。1978年，苏联哲学界又出版了题为《科学的结构和发展》的第二套丛书，主要收集了I.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作品。因此，苏联时期的学者对西方学者的著作是熟悉的，他们所使用的“范例”、“科学纲领”等概念就来自于T.S.库恩和I.拉卡托斯的作品。当然，他们把“范例”、“科学纲领”这些被T.S.库恩和I.拉卡托斯认为是科学内部的东西归到了社会文化范围是值得商榷的。
从俄罗斯苏联时期的哲学发展特点上看，这种社会文化导向还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苏联时期的学者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观点深入研究科学的本性和科学进步的机制问题的。
俄罗斯科学哲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导向还不乏其特殊的科学发展背景。要知道，自然科学在俄罗斯的兴起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彼得大帝时期，科学技术首先是作为增强国家军事、工业力量的有力手段被引进俄国的。到了苏联时期，列宁有关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的指示进一步使科学技术成为了为社会经济服务的工具，科学技术一直被作为“生产力”而被发展和应用，它的研究内容也主要由军事工业、国民经济的发展动向所决定 。洛伦•R.格雷厄姆(Loren R.Graham)在其著作《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中就论证了俄罗斯与苏联的科学和科学机构是在社会、经济及政治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问题。笔者在《试析苏联的政治文化传统对国家科技政策的影响》一文中也提到，以团队精神为底蕴、以专制主义为内容的苏联政治文化传统构成了该国科研管理体制的思想基础，其中典型的“大国意识”决定了苏联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军事战略导向，使苏联的航天技术、原子能技术、机械制造技术及汽车技术等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可以说，俄罗斯的科学史本身就充分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科学研究方向的观点，因此俄罗斯学者对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根源是深信不疑的。
四、结语：社会文化导向的意义和不足
综上，笔者概述了俄罗斯学者在科学发展问题上对社会文化导向的偏重，这是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典型特征。应该说，俄罗斯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确实提出了新的思路，为外因论和内因论的整合找到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在科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这一思路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我们的参考和借鉴。
当然，俄罗斯学者的研究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它的缺陷之一就是没有严格界定“社会文化”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似乎“文化”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所使用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世界图景等概念本身就是文化的内涵。从具体的应用来看，他们更多地是使用了文化中精神层面的内容，而经济因素则包含在社会文化的物质层面之中。那么，如何处理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的关系、如何用精神层面的概念（哲学思想、思维方式等）代表物质层面的概念（经济因素）去探讨与科学认识的关系问题，就成为社会文化导向进一步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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