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科学的发展机制问题，是20世纪中叶以来俄罗斯科学哲学的显著特征，它不仅是受到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苏联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总体特征。俄罗斯科学哲学的这一研究导向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俄罗斯；科学哲学；社会文化导向

Abstract: As early as twenty century eight 10-year our country scholar Sun Mu-tian exclusively studied the rise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Soviets inside the research for philosophic problem of science.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noticed a characteristic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Soviets, namely incline toward " the social culture orientation "on the develop mechanism of science. This paper will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notation and form of the social culture orientation in the Soviets philosophy of science ,hope textual research can provide a certain consult for the our philosophy of science.
Key words: Russia, philosophy of science, social culture orientation


一、 引言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孙慕天就在有关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中专门探讨了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问题 ，并注意到了当时苏联学者在科学发展机制问题上偏向于“社会文化导向”的特征 。当然，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科学的发展机制问题，也是20世纪中叶以来以历史主义为主流的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个走向；但是苏联学者的研究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因此在出发点上与西方学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总的看来，西方的研究总是在内因论(интернализм)和外因论(экстернализм)之间摇摆不定。内因论强调科学知识发展的内在因素和机制，外因论强调科学概念及理论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虽然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两派的争论逐渐趋于缓和，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都力求二者的统一——例如“科学发生学的社会结构学派”，包括美国的门德尔松(E.Mendelsson)，英国的赖特(P.Wright)，西德“斯丹堡学派”和万•登•戴尔(W.Van Den Daele)等都提出了内因论和外因论整合的任务——但是他们的主张基本上还是思辨式的，并没有在整合的具体步骤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
而俄罗斯学者则反对内因论和外因论的对立和斗争。С.Р.米库林斯基(С.Р.Микулинский)就直截了当地说：“无论是内史论还是外史论都代表了一种简单的、局限性的和片面的设想，因此说不上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正如在活力论与机械论之间没有什么选择一样。”因此，“只有摒弃这两种构思，并且发展一种取而代之的理论，才能解决问题。”在他看来，“科学发展的机制法则，在这里意味着新知识的首先的和首要的形成过程，它不是通过科学概念的逻辑交织（这是内史论要求我们做的）形成的研究基本范围能够解释的，也不是通过把科学史的因果关系缩小为排它性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这是外史论者徒劳无功想做的)能够解释的，只有通过在认识到它们的辩证统一和社会历史实践对科学的客观内容、社会经济文化历史条件和个性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的过程中分析这种相互关系才能够进行解释。”[ ]
С.Р.米库林斯基的观点代表了俄罗斯学者在科学发展机制问题上的一般看法，即着重探讨外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内化”为科学认识前提的“中间环节” (промежуточное звено)，于是俄罗斯学者就在科学哲学的问题上开拓出了一个与西方大异其趣的“社会文化导向”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ая ориентация)。

二、 科学认识的社会文化制约性
在1931年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苏联代表团所提出的有关科学发展的“社会-经济决定论”曾经成为科学发展的外因论的先锋。但是仅仅把科学的发生发展归结为社会-经济原因是不完备的，默顿(R.K.Merton)就曾指出：“经济条件对于观念的出现与传播是必要的，但并非充足的，……经济条件并没有严格地决定观念，而只是预先规定一定的倾向性。”[ ] 并且在今天看来，单纯的外因论也不是俄罗斯科学发展理论的主流——20世纪60年代以后，俄罗斯学者在有关科学发展问题上更多的还是强调科学逻辑与科学史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外因论不同的“社会文化决定论”的观点，承认科学认识的社会文化制约性。
所谓科学认识的社会文化制约性，指的是社会文化要素与科学认识的联系方式问题，它揭示的是社会文化环境通过一定的中间环节（哲学世界观、科学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等）对科学认识的影响，简言之，就是社会意识和文化影响科学的特殊形式[ ]。Л.М.卡萨列娃(Л.М.Косарева)就认为，传统的外因论观点在研究科学的社会本性和认识的社会文化制约性时，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持庸俗的社会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观点，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广阔的文化背景、时代的精神气质，也就是人本身[ ]。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经济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确实存在的话）经常要以精神文化背景为中介的观点是显然的和无可争议的，但是问题在于要找到这个“中间环节”，也就是社会文化作用于科学的途径。俄罗斯学者对这一中间环节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讨，其中有四种思路较为典型：
第一，把中间环节归结为哲学思想。这一观点的代表是М.С.科兹洛娃(С.М.Козлова)，她认为“科学认识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揭示事物的规律性，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此，确信一切现实事物都具有规律性和认识客观规律的可能性，是科学思维的一个前提。科学所必需的这些观念，同……空间观念、时间观念和运动观念一样，是先于文化领域比较广泛的历史联系中自发地发展成熟，然后才在哲学中获得合理反映的。”“哲学作为精神文化的一种形态，与科学不仅在外表上相互影响，而且也深入科学的内容，被包含于科学的结构之中。哲学在把人类理性经验的一些最普遍形式吸收进来充实自己的同时，也给科学的发展以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可能是通过中介来实现的，因为哲学在转向文化的各种不同范畴时，要把社会生活各个不同领域内所形成的概念转换成理性语言。因此，哲学给科学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就是把科学之外的理性材料变成为科学所能运用的形式。”[ ]她进一步研究了哲学思想对物理学认识的影响，她认为这种影响可以存在于个体发展(онтогенез)、也可以存在于系统发展(филогенез)之中，其中个体发展指的是哲学对科学家个人创造的影响，而系统发展指的是把哲学思想纳入正在形成的理论结构本身；而把哲学思想纳入科学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形式实现——要么作为自然哲学的前提，要么以专门的哲学体系出现。[ ]
第二，把中间环节归结为科学的范例(идеалы)。А.П.奥古尔佐夫(А.П.Огурцов)提出，科学与文化相互影响的基本途径是科学知识的范例，正是科学知识的范例为把方法论规范和标准转化为文化背景提供了保证。在科学范例的帮助下，“研究活动的标准和结果才获得了文化上的意义，而认识活动本身则被整合为文化-思想的统一体。” А.П.奥古尔佐夫认为这一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科学共同体中某一集体所特有科学性的范例具有比较广泛的文化意义上的思想，可以转化为教育和文化系统的价值和规范；另一方面，在转化为一定发展阶段的文化价值之后，科学范例就要对研究纲领的形成、对认识材料的选择和解释、对认识过程本身产生影响。”[ ]
第三，把中间环节归结为思维方式。基辅的研究者В.Л.赫拉莫娃(В.Л.Храмова)在讨论社会文化背景如何“内化”(интериоризация)为科学认识时认为，文化和社会意识影响科学认识的决定性途径表现为思维的范畴结构。作者注意到，世界观意义的范畴结构的存在是某一确定的历史时期所特有社会意识原型的合理化形式。它们形成了特殊的时代思维方式(стиль)，并作为相邻的精神活动(如科学和艺术)的一般思维形式，从而保证精神文化的完整性。按照В.Л.赫拉莫娃的观点，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具有特定的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一组范畴。例如，在现代思维方式中主要有这样一组相互联系的范畴：必然性、偶然性、可能性、现实性等，В.Л.赫拉莫娃认为其中最重要的现代文化原型是多元性(поливариантность)，它在概率和非线性中找到了自己表达。[ ]
第四，把中间环节归结为“科学纲领”(науч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П.П.盖坚科(П.П.Гайденко)认为，科学同其他文化范围相互影响的途径表现为概念的形成，他称之为“科学纲领”，即科学理论赖以“增长”的基础。П.П.盖坚科指出，正是通过科学纲领，科学才表现出与社会生活和时代的精神氛围的密切关联。[ ]
显然，俄罗斯学者所主张的这种“社会文化导向”实质上是对外因论的拓展，是把经济因素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通过社会文化中精神方面的内容说明外在的经济因素作用于科学认识的途径。同时，这种“社会文化导向”也不能不说是俄罗斯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内因论和外因论的整合，他们所谈论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等恰恰是社会文化因素中影响科学家思维或进行理论选择的前提或者标准。
这种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导向”不仅被俄罗斯学者理论地提出来，同时也被实际地应用着。例如，在科学革命问题上，Б.М.凯德洛夫(Б.М.Кедров)就把科学革命的本质归结为科学家思维方法的急剧转变。Б.М.凯德洛夫说： “实际上，每次科学发现都是学术思想发展中的某种飞跃。……为此，必须使该发现(或者一连串发现)带有根本上重要的方法论的性质，换句话说，为了在自然科学家的思维方法中引起急剧转变，就需要从早先占统治地位的、已经证明是有缺点的或者甚至根本站不住脚的研究方法那里坚决转向与科学认识的更高阶段相符合的思维新方法。因此，首先应当把自然科学革命理解成对自然现象、对那个能够认识（反映）被研究客体的思维结构本身的研究和解释方法的根本转变。正是在思维方法的这种急剧转变中，在从科学认识的已经陈旧的方法向新的进步方法的过渡中，包含了真正自然科学革命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