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派的学者们，融会了从古代历律学、天文学、地理学中的五行说与医学阴阳学说（黄帝四经），建立统一的阴阳五行学说，使之成为更为实用的古代科学模型。至汉，阴阳五行说纳入易学，形成汉易“象数学”的独特体系。易经、阴阳五行，加上干支记时法，融为一体，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最基本原则，以阴阳五行为基本的功能性结构实用模型，周易为运演符号系统，整合为普适的关于宇宙万物生成演变之统一的象征性模型，为中国古代科学各学科的确立准备了条件。
随着中华科学这一独特的基本模型和运演体系的形成，中国科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天学、数学、中医药学、农学等相继在两汉时期创立，大致情况简列如下：
1、 天学：西汉论天三家：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确立了中国天学宇宙论；
张衡关于宇宙生成演化的三阶段说，天球理论及其所创造的浑仪、浑象，奠定了中国天学基本理论和天文观测的基本规范和体系；
秦颛顼历、汉太初历，标志与天学密切相关的中国历法的基本框架亦已形成。
2、数学：汉，《九章算术》的问世确立我国以筹算为工具，以数论与算法为特色的数学
基本体系。
3、医药学：战国至汉已形成如下较完整而成熟的规范体系：
战国时期《黄帝内经》，奠定我国中医理论体系；
秦汉《神农本草经》，奠定中药及药物分类学基本理论和体系；
汉，张仲景《伤汉杂病论》，以辨证论治原则，确立中医临床医学（即治疗学）基本理论和体系；
汉，华佗，代表了中医外科、麻醉术、医疗体育（导引）的基本特色和水平。
4、 农学：所存《汜胜之书》，表明我国古代农书传统作物栽培论的理论基础已形成。
中华科学的理论性学科以天文、数学为主干，包括乐律、历法等。
经验性的实用学科以中医药学、农学为主干，包括星象、炼丹、地学、建筑学等等。
（社会科学暂不论及）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科学具有独特的“气象学”特色。
譬如：中国天学：实际为“天象学”与“星象学”，以及关于天“气”的“气象学”。
又如：象数学：是关于“象”的数学。所谓“气数”，即气的数。
尤其是中医基本理论，此特色最为明显：
中医的“藏象学说”即关于人体脏腑的“气象学” （所谓“内藏外象”，“藏”谓内藏，隐藏，象则为形象，外象。藏象实际上是关于人体的象征性功能模型。根据阴成形，阳化气，脏腑乃由气之凝聚所生，且“各以气命其脏，”即根据五行之气命名脏腑，因此中医所谓脏腑并非西医解剖学意义上的“血肉的五脏”。而人体之五行，是指人体这个整体中以功能相相似而联系起来的各子系统。中医是以“气变”与阴阳五行的生克关系来解释病因、病情的。）
中医的“经络学说”，可谓关于人整体生命的“气血运行”学说。（“经络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筋骨，利关节者也。”《灵枢本脏》）
在中华科学体系中，“象”，不仅仅指外在的现象。所谓“易有内象，理数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变者也。”5 因此象有卦象、物象、意象、取象等多层涵义。
中国古代技术具有艺术审美特色，故称技艺，中国古代具有较发达的技术，已为共识，此不详论。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中华科学的“形而中”模型为中国科学之根源，还在于它为中国古代技术提供了基本的技术规范，所谓“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该模型具有指导或转化为技术的作用，人们可根据卦象制造器物，所谓“象事知器”。因此，自古以来“以制器者尚其象。” 而“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其技术的艺术特色可能多源于道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工程，处处体现了中华科学的特色与水平，其中都江堰、灵渠乃是古代最富整体生态思想的系统工程。
两千多年来，中华科学随着其形而上学基础（以道家思想为主）以及以周易为核心的基本模型体系的发展而发展，兴衰而兴衰，大致如下：
魏晋玄学深化了老庄和周易之义理，故推动了中华科学的理论研究，带来中华科学史上第一次高峰；
宋明理学进一步发展了道家思想与易学数理，而中华科学的数理理论亦随之发展，带来中华科学史上第二次高峰；
明中叶后注重“格物致知”，中华实用科学硕果累累，可谓第三次高峰，6但同时其理论性学科却趋于衰落，首先是天学与数学开始衰落，由于种种原因（本文暂不讨论科学外之原因）至明末，中国天文官体系已非常腐败，中国已无几人能看懂当时古人的典籍了。
显然，中华科学与孕育生成它的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我们摒弃中华科学的基本模型与符号体系 —— 这一在中国历史中实际上已成为各科学学科的基础或根源，那么，中国传统科学必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更无所谓体系。
三、中西科学差异与互补
中华科学在十五世纪前曾遥遥领先于世界，而近代以来却远远落后于西方，至今留下了令人困惑而众说纷纭的“李约瑟难题”。
毋庸讳言，自晚明始，中国文化与科学的生命之源即趋衰微，并遇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中国学人几度会通的努力皆未获成功，以致人们认为中国本土没有科学，即便有，也是落后的，应该被淘汰、消解。
笔者将鸦片战争迄今，看作中华科学衰微而再次蕴育重建期，我们对其前途无需悲观，也不容轻易乐观，一切都必须接受历史实践的直接检验，并有待于有志中国文化与科学的学人们的不懈努力。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重建和原创力的复苏，好比一种文化生命的再生，无疑需要几代人的心血。我们不能不“翻上来从根上滋生我们的指导观念”，并试图由此疏导出中华科学的基本精神，以重建中国特有的关于科学知识的学问体系。因此我们今天不能不“从洪荒起步”，正本清源，正科学之本，清历史之源。
而一切文化的对话、交流也都是同层次的，只有识己之本，才能知人之本。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立足于中华科学本身的历史事实，以多元文化并存的眼光来审视，以人类未来科学的发展为参照，那么，显然，中华传统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是异质而互补的。
西方近代科学是基于机械论的“器物学”，以“心物二分“为前提，要求人遵循作为机械的大自然之规律，战胜自然、征服自然，以达人类为中心的功利目的。它短于对生命和整体的把握，而长于分析和机械制造。可谓“精于质测而拙于通几。”
中华科学是基于生成论的“气象学”，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要求人遵循作为生命的大自然的规律，寻求人与自然之和谐，以合乎自然之大道为最高的德（天之德，大德，玄德），利物厚生，以包括人在内的整个宇宙之生生不已为目的。显然，中华科学的领先是在生命和整体把握方面，而其落后是在机械的器物制造方面。可谓“善于通几而疏于质测。”
“中国在丝毫未受欧洲影响的情况下，完全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因而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优点和缺点。”7中华科学在近代的落伍，究其根本原因，不是被证伪，而是被打败，被西方的器物——“船坚炮利”打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科学在所有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科学。
笔者认为：中西文化与科学恰似太极的两仪，此消彼长，此短彼长。尽管今天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开不出西方式的科学，同样，从西方文化传统中也开不出中国式的科学。但二者却可能通过对话、互释和会通，取长补短，殊途同归。
科学史的发展必将证明，中国古代科学的“整体论”、“生成论”传统，同古希腊与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子论”、“机械论”传统在形成一个完善的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是同样必要和重要的！
正如著名科学史家萨特所说：“西方与东方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我们忽视了任何一方面都会失去正确的观察判断能力 —— 在任何情况下，若不同时考虑双方（东方与西方，科学与学术），都同样意味着精神智力的畸形和缺陷。”8
问题是，我们“应该训练科学史家，使他们能够用过去的语言解释现代科学，以现代的语言说明过去的科学 。”9
面对今天全球化，世界化的潮流，我们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应该“以人类全部历史和整个地球为背景，来观察东西文化的关系，这样才能看出两大文化体系相对消长、互相学习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西方文化，了解东方文化，了解中国文化。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况下，准确地给西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给东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确定我们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准确地预见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10
总之，我们只有从世界多元文化不同形态的科学及其生成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才可能找到真正全人类科学生成发展的共同规律，也才可能使科学的发展从自发走向自觉。
参考文献：
1、参见李政道：《物理的挑战》（上） 科技日报 2001年10月31日
2、牟宗三：《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文津出版社 自序一，P2 1988年版
3、参见黄克剑：《黄克剑自选集》中：《从命运到境界》《孔子之生命情调与儒家立教之原始》 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3年版
4、董光璧：《易经科学史纲》，武汉出版社 P7 1993年版
5、见[宋] 邵雍：《黄极经世书》中“后天周易理数第六” 1990年版
6、参见：董光璧：《易经科学史纲》第五章“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 P179-235
7、、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 ，P2 1996年版
8、、萨顿《科学的生命》 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P146
9、、同上P147
10、季羡林：《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总序 江西人民出版社 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