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民族都必然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任何一种完整的文化都必然对这三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由此，从生成一个文化的功能性结构的角度看，宗教、哲学和科学乃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必须具备的基本成分。
不同科学研究传统是在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土壤中形成的。人们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方法观察自然，注重研究自然界的哪些方面，选择什么符号系统来进行表述，依赖于语言、文化、社会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科学同样需要通过生命来表现。科学的真理具有普遍性，而科学的具体形态、内容及其发展方向却有独特性。
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这一传统不仅决定了中国哲学的特质，也决定了中国科学的特质。它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华科学传统对自然、普遍必然性和客观真理的理解，决定了中华科学研究传统的体用关系和认识论—— 方法论原则，而且决定了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中华科学模型及其符号体系
中华科学最独特，最值得注意，然而却偏偏被漠视或否认的一个特点是：它有一个不属于任何一门具体学科，几乎是凌驾于各学科之上的统一的模型体系，那就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易经为基础，先后纳入阴阳五行、气论、干支计时法、河洛理数而形成的一套理、象、数、图并举，关于世界生成演变的功能性结构象征模型和符号体系。这一模型体系不同于西方近代科学关于世界构成和物质运动的组合性结构解释模型和数理逻辑体系，西方科学没有与之相对应者，而这也正是中西科学的根本差异所在。笔者认为，这一体系最根本的特征是：它具有“形而中”的性质，由此决定了中西科学不仅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而且涉及人类认识的不同层面。试论证如下：
1、 该体系既非“形而上”，亦非“形而下”。因为形而上者乃无形无象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乃有形有象之器物——“形而下者谓之器”。根据“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该体系的特点是“有象而无形”，即给出的是看得见但却摸不着的象（根据世界在心中呈现之象而画出之卦象），而不是可明确界定的有形之物。
为讨论方便，也为突出中华科学模型体系的特征，笔者姑且名之为“形而中”。
2、 中国科学的自然观是彻底的整体论和生成论，世界不是既成的，而是生成的。根据《易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或根据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都表明在中国传统宇宙论的视野中，宇宙和万事万物的生成被分为三大阶段：无 → 有 → 物，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也就是说，万物生成不仅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 而“有”正是一种“隐存在”或“隐过程”，这正是中华科学关注的重心。
由此，笔者主张从“生成科学”的角度，将原来笼统的形而下的部分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 “形而中”，表示已生而尚未成形之潜在的“隐存在”或 “隐过程”——“有”；一部分为“形而下”，表示已成象成形之显在的器物。这样：
① 从无到有，盖在一动之“几”，这是从形上到形下而“有之”，此为一突现，是本体发为“妙用”的突现。
② 从“有”到物，是生的过程，“三生万物”，是诞生，“三”是一个突变点。从生到成，是生长的过程，“动而愈出”，长而成之，由兴盛而至衰亡，有形之物复归于无。此“无”乃指“无形”，有形之物复归无形之“有”，亦是一突变。
③“有”终归于无，此“无”当通形上之道，此不仅是一突变，更是一超越。
笔者认为：①、③属哲学问题，②应属科学问题：其中，“有”是诞生的过程，这是“隐过程”，该过程中又含次一级的突变，如“一”（两仪，21），“二”（四象，22），“三”（八卦，23）。
“物”的阶段是成长过程，这是“显过程”，该过程也含次一级的突变，这部分正是当今非线性科学（或称复杂性科学）研究的热点。以往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只限于“器物”及其“显过程”，可谓“显学”；而中华科学关注的重心则在“有”及其“隐过程”，可谓“隐学”。
由此，将“有象而无形”的“有”作为“形而中”(尚未定形之气)，与已“成象成形”之“形而下”（显在存在之器物）区分并抽取出来讨论，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有助于区分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澄清有关概念；更有助于突出中国科学传统的特征，厘清中西科学的差异。
3、 中西科学皆以因果律为范导，但两者的内涵、外延都不同：
鉴于西方构成论的自然观，其终极因必为构成万物而自身不被构成者，由此引导西方科学不断寻找某种不可再分的独立的“原子”。而物质运动的终极因必为不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 牛顿所谓上帝第一推动。西方近代科学只问直接因，物质运动的直接因是力，进而为能量，再进而为某种“基本粒子”的交换，根基皆在某种实体。
中国的自然观是生成论，其终极因必为生成万物而自身不被生成者，因此必追寻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源——道，而道即“无”。因为一切之“有”都是有限，“道”蕴涵无限生成之源，故必不可能为任何可界定之实体所定义。
根据“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以及天地人三才之说，“三”一般指“气”，或人。由此，笔者认为，事物生成及其吉凶的直接因是“三”，再深入则为“二”，“一”，它们都是“有”。其形态则皆为气，气是事物生成的直接因。而气一旦凝聚成型为显现之器物或事实，则已经是果。尽管从根本上说，器物是气的一种形态，气、物都具物质性，故皆属形而下是有道理的；但因“气”虽有象却无形，将其完全等同于形而下的经验之物显然欠妥。从科学的角度看，气与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形态，从气到物是一突变，应当分而论之，其中，气是基本的，是因；物是派生的，是果。
由此，西方经典科学以动力学为因果描述，这种动力学是以物物关系为基础的；而中华科学则以“生成学”为因果描述，这种“生成学”是以“气”物关系为基础的。
4、 注意到“气”的一般特征是“有象而无形”，并具有区分于有形之物而存在的独立性。笔者考虑，不将“气”归为形而下，而将其相对独立出来看作“形而中”，以表示一种潜在的“隐存在”和“隐过程”。由此中华科学模型所对应者不是可明确界定的有形之“物”，而是具有“形而中”特征的不定而潜（隐）存之“气”，它所象征的是事物生成由隐而显的规律。
由此，将中华科学作为一种“生成科学”，“生生之谓易。”中华科学之谓变易不是指空间运动，而是指时间生成，其关键在“生”。将中华科学模型看作人所创造的“气”之“象数”模型 ，并将之作为“形而中”的部分和阶段独立出来，明确其作为生成因果模型的特殊性质与形态，是有特殊意义的。这不仅可区别于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更可区别于本质上属“形而下”的西方物理学解释模型和西方科学。
几千年来，中华科学根据这一模型探索世界生成变易的规律，有其独到的智慧，譬如宇宙万物生成的基本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里含有一独特的“太极再生机制”，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科学都没有的。
值得指出的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的触角已探向“暗物质”，“隐序”，“真空——量子场”，“空隙”等“隐物质”和“隐序”问题。而目前，非线性科学对生成的探讨尚停留于时空描述，笔者认为其最大的难题在于：找不到统一的关于生成演化规律的因果描述和因果模型以解释复杂性现象，原因或许正在于未能突破西方科学传统限于有形之物的眼界。因此将作为潜在存在之“有”纳入科学研究的领域，正是当今和未来科学超越与突破西方近代科学传统的关键之所在。而加强和突出对中华科学“形而中”基本模型的研究，将可能为深入和推进对“生成科学”特殊规律的探索提供智慧的启迪和丰富的资源。
5、 中华科学模型体系具有“形而中”特征的又一根据是：它既可属形而上，亦可属形而下。
哲学家因该模型体系涉“有”而成物之趋势，将之归为形而下；而科学家因其不能指称具体事物，“有象而无形”，将之斥为“形而上的假解释。”仔细考察，该模型乃含有一种独特的知识形态，可谓专门研究无形之“气象”（气之象）的知识，它与确定的有形之物无着，因此才可能对世界保持一超然而观照之距离。故既可上升为境界形态而达于道，亦可静态化（量化）为科学形态而“下委”或落实于器物。
正因如此，它才可能成为形下与形上贯通的中介和枢机，本体发用的依据。它强调既不“耽空”而空谈心性与形上之道，亦不“执有”而堕于物化，“若虚而实“，”折中而用”“穷理尽性而至于命”。这正是中华科学模型所独有的“两面通”特征。
或许正由于中华科学模型体系这一“形而中”特征，中国科学才未走上西方近代科学心物二分，主客二分的道路。
6、 将中华科学的基本模型体系作为相对独立的“形而中”部分突显出来，可明显看出中华科学的基本构架与中国文化“一心开二门”的基本构架具有同构性。
真如门 ……………… 体：形上之道
↑ ↑
“心物不二” 人 ……………… “形而中”模型体系 “体用不二”
↓ ↓
生灭门 ……………… 用：形下之器
显然，中华科学模型所含之知识是一种以道德实践为基础的知识形态。值观念始终渗透其中，不仅认知与价值统一，而且目的犹在“导人入德”。其最高境界与终极真理皆在“天人合一”。它与基于感性与知性的西方知识形态有所不同，与心物截然二分，认知与价值无关的西方近代科学更是迴然异趣。
中华科学的这一特征和架构，对探索一种科学与人文统一，认知与价值统一的文化与科学亦有重要启发意义，这里暂不详论
7、 该模型体系蕴涵数学而非纯粹数学，合逻辑而非形式逻辑体系。表明数可推道而不能尽道，道、无、体是不可计算的。
该模型体系具有极大普遍性和包容性，且不易证伪。笔者认为，形上之道不可证伪，形下之器物及其经验容易证伪，不易证伪正是“形而中”的特征。这或许正是中华科学体系在其长期的生成发展中，为何虽有扩充、有修正、有推进，但其基本模式不变，即未曾发生根本性规范转换的原因之一。
8、 中华科学这一独特模型体系为其各具体学科提供了统一的规范体系。由此可自然推出或解释中国传统科学体系的许多特征。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许多疑问亦可豁然开朗。
目前，对中华传统科学的研究有两大误区：一是将中华科学的基本模型体系看作形而上的假解释、“伪科学”而完全屏弃，并由此断定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无科学；二是按西方科学模式和方法，将中华科学的基本模型体系看作形而下实体性的物质结构进行研究，或按西方传统科学方法界定，改造中华科学的基本模型体系，试图将之纳入西方机械论模式，其结果难免削足适履，由此对中华科学的批评，亦多与之不相应。
鉴于以上理由，笔者将中华科学基本模型体系的特质强名之为“形而中”。试图抛砖引玉，引起有识之士的充分重视和注意，并希望能突出中华科学的特质，加强有关方面的专门研究和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经典科学是机械论的胜利。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化和科学受到从未有过的强烈冲击，目前，除了中医，中国传统科学几乎全部被西学取代。但中国文化与科学至今却并不能归属、同化于西方文化与科学，这或许正由于中西文化与科学本偏重于人类本性与能力的不同方面，乃属于两种不同层面，不同发展方向的文化与科学。
历史带给中华科学的一个新的契机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已发生一系列科学革命，并正在由原子论和机械论转向整体论、有机论和生成论，中西文化与科学正出现新的综合互补趋势。一向注重生命、注重生成演变，善于整体把握的中华文化与科学是否可能再度激发出再生的原创力？能否容摄西方科学，完成其现代转型？能否找到中西科学真正会通与创新之路，再度贡献于人类科学的今天和明天？这不仅关系到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文化发展的前途，同时也是对其本身基本原理和规律的一个“判决性”检验。
二、中华科学体系及其历史发展
中西文化与科学自轴心文明始，便已开始分叉。以西方科学标准为唯一划界和评判标准，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武断的，不符历史事实的；同样，认为中国古代只有高度发达的技术，没有相应的科学体系也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没有基础科学就没有应用科学，也就没有相应的工程、技术。无源即无流，李政道将三者关系比喻为水、鱼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普遍规律。1
笔者认为，中华科学技术有其独特的体系。中华科学技术体系的生成发展亦有其自身的因缘、历史、及内在的规律。迄今，其发展的脉络大致是：
1、 蕴育诞生期： 春秋战国
2、 规范确定期： 两汉
3、 理论发展期： 魏晋 → 隋唐
4、 高峰期： 宋
5、 实用期： 明
6、 衰落期： 清
这是一大周期。
追根溯源，中国文化和科学的源头都在周易。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提倡科学只言实验言证据，尚为不够，故在中国提倡墨子，在美国求灵杜威，以求科学之有成，似皆不可能。其必经之路当追踪于周易一支。周易一支所蕴藏者除玄学与道德哲学外尚有1）数理的，2）物理的，3）纯客观（即道观或物观）三观点，这三种成分结合起来，即能有科学。”2
周易成书于西周初年。轴心文明期正值中国春秋时期，中国文化与古希腊、古印度及希伯来文化一样，开始从对命运的关切走向对境界的追求。3 从而在根本上确定了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与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