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科学，从发生和传播的角度上看，带有浓重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看，近代科学知识从欧洲向第三世界的传播，在某些方面要为第三世界的落后地位负责。现代技术的殖民主义特征要追朔到科学实验室的欧洲起源。因为从欧洲实验室中发展出来的科学知识，无论是在关注自然的异质性、关注社会利益等各方面都是为欧洲扩张服务的，以至于可以说，“现代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策划和实施了欧洲扩张的结果。”（哈丁，第95页）
例如，被科学主义者们广为称道的绿色革命，看起来是一系列的科学技术新发展的成功应用。可是，引入的杂交品种与当地原有的品种相比需要消耗更多的养分，需要更高强度的耕作，需要施用更多的化肥，需要更加精确的灌溉水量的调节，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攻击，所以需要更多地使用农药。这些条件在纯粹实验条件下，不难满足。在大田种植时，虽然仍然可以获得高产量，但是却要付出高能量、资源消耗的代价，对生态的影响也比传统农业模式大了许多，并使得农民对于现代化学工业、种子公司依赖性更强。最终的结果是第三世界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面前更加处于劣势地位。（劳斯，第246，252-253页）
全球现代化过程中，欧洲的发展模式对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欧洲可能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然而“从生态学的角度不难看出，欧洲成功之路的许多方面是一条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宛若死胡同的独特路径。”（拉德卡，第222页）
四、环境问题的出路：科学知识的反向重构
既然环境问题根源于实验室生产的地方性知识标准化过程中，地方性知识及其权力关系对生态环境的重构破坏了生态环境自身的复杂性。那么，环境问题是否有出路就在于，人类是否可以根椐生态系统自身的复杂关系来重构科学知识及其权力关系。幸运的是，我们发现，科学知识应用的过程，既是一种社会权力关系按实验室权力关系“标准化”过程，又是实验室知识和权力关系“去标准化”过程和“重新地方化”过程。因为来自实验室的知识在应用到完全不同的情景时，原来赖以成立的条件发生了变化，科学实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形不仅仅是知识表达形式的变化，还会涉及到知识的内容、限度的调整。（蒋劲松， 2007，第9-13页）而事实上，贝克认为，“替代科学”（alternative science)并非20世纪60或70年代的发明，毋宁说从一开始就是属于整个科学发展计划的。（贝克，第203页）
当然，必须指出，科学知识的这种反向重构，并不是无视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简单粗暴地以权力、命令、主观好恶来决定科学知识，而是说重构科学知识生产的场景，重建科学研究的地方与境，从科学研究的内在实践中产生新的知识。
DDT的发明曾被认为是伟大的发明，发明者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实验室中，DDT确实表现出了发明者所需要的特质。然而在大量使用后，却暴露出难以降解、容易富集的致命缺陷。刚开始的时候，农药厂商及其豢养的科学家们，坚持从杀虫、经济回报的权力关系着眼看待DDT。正是通过蕾切尔·卡逊从环保角度的批判，原本认为是非常安全甚至在人身上使用的农药，后来才逐渐被世界各国所禁止生产和使用。而原来仅从虫害控制的权力关系着眼是很难揭示其污染环境的局限的。 (高国荣，第12-23页)
巴里·康芒纳说，“科学进步带来的问题，虽然来自科学知识和技术成就（也有的是失败），要求得解决却只能诉诸道德判断和政治抉择。”（格雷厄姆，前言，第10页）这是因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在某个电力千瓦的数字和某个甲状腺癌病例数字之间，或者在某个玉米产量的数字与婴幼儿残疾之间做出指导性的选择。这是价值的判断，它们并不取决于科学理论，而取决于我们赋予经济优越性和人类生活之上的价值，或是我们对把国家交给集成运输线，还是交给细菌武器的才智上的信念，这是一些道德的、社会和政治正义的问题。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它们的决定权不在专家手中，而是在人民和他们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手中。”（康芒纳，第158页）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民主的参与绝不仅仅局限于对已经发展成熟的技术应用的决定，而是应该将参与的流程向上游继续回朔。知识与权力的内在关系，决定了科学研究活动内在的政治学维度不可忽视。用贝克的理论来说，就是从初级的科学走向反思的科学。他追问：“科学已经像其他力量所做的那样艰难地改变了世界。为什么世界的改变不能促成科学的改造呢？”（贝克，第215页）
科学研究主体的多元化，可以在科学研究中引入新的视角和经验，揭示科学的局限性，拓宽科学的经验基础。例如，女性主义者发现，现代技术中突出的暴力和征服的特征，是与实验室的男权起源分不开的。“审讯女巫作为审讯自然的象征，法庭作为此种审讯的样板，力学装置的刑讯作为征服无序的工具，这一切对科学方法作为力量是基本的。”(麦茜特，第190页)而女性科学家的大批涌现，带来了研究兴趣和视角的新变化，从而导致科学研究内容的变化。（ Keller, 2004，pp.7-13）
研究主体的多元化可以减少科学研究中的某些偏见，如女性主义者揭露了传统生物学研究中抬高雄性个体特征，忽视和贬低雌性个体特征的倾向；推崇进攻性和侵略性，贬低受动性与合作关系的倾向。更进一步的是，女性视角的加入甚至会导致科学研究基本规则的变迁。科学研究中过去所标榜的远离价值判断的中立性，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并不足以保证客观性，她们提出强客观性（哈丁，第167-196页）和动态客观性等概念来包容社会性别视角在内的价值判断。（Keller，1985，pp.116-118）类似的，对于科学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同样也揭示了传统科学往往不自觉地采用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所研究总结的知识往往与殖民地人民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的情形。“代表现代科学特征的独特的知识模式和无知模式，在很大想程度上是欧洲扩张的产物。”(哈丁，第 80页)
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家相比，地方性知识的拥有者——普通公众往往更具有反省能力。例如，在英国著名的坎布里羊事件中，牧场主们的“地方性知识”最后证明比科学专家们的抽象和普遍的知识更加可靠, 而且在相关争论中牧场主们也比科学家们表现出对自己主张和知识更强的批判能力。（Brian Wynne, pp. 283-301）
科学研究为何实际上并没有显现出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多元化的面貌？这常常是科学主义者的有力反诘。其实，科学多样性的缺失，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下文化多样性缺失的一部分和后果。由于科学研究中知识和权力的“去标准化”反向重构现象被科学知识普遍性的假象所遮蔽，人们往往缺乏主动反向重构的自觉意识，缺乏足够敏锐的批判意识。因此，人们往往只能被动接受科学研究的结果，认为这是中立的、必然的，想不到其实它是可以重构的。结果，科学研究中的权力关系往往为听任势力强大的工商资本、军火工业、男权、殖民主义者、好战的帝国主义政府势力所操控。
权力关系的单一化，必然带来知识的单一化。正如费耶阿本德所指出的那样，在科学实验中没有发现与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相冲突的经验现象，并不能证明这一理论的真理性，反而可能是由于人们迷信这一理论，不敢提出与此理论不同的假说，从而阻碍了设计和实施可能发现否定这一理论的实验，最终阻碍相关事实的发现。只有人们敢于坚持思想的自由，勇于向这一理论挑战，相关的实验结果才会涌现，新的理论才有可能确立。（法伊阿尔本德，1992，第20页）同理，迄今为止，科学多样性的缺失非但不能为科学研究模式的唯一性辩护，反而更加迫切地呼唤多元化的科学研究。只有人们破除科学知识普遍性的迷思，敢于反向重构权力关系，科学知识的多元化才可能更加明显地显现和发展出来。
例如，在近代中国，中医曾因为其理论与西方近代科学话语格格不入而被中国精英阶层当作“伪科学”。民国时期，曾通过相关法案取缔中医，虽因遭受全民抗议未能得逞，但中医在知识界、教育界、以及医疗卫生领域遭受打压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情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到中国共产党决定从政治上监督科学家，命令医院和大学恢复传统医学。这一命令恢复了科学与传统医学之间的自由竞争。（法伊阿尔本德，1990，第110页）对此，费耶阿本德称赞道，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世界上最有趣的研究路线，当时他们对复杂的科学医学只有极少的知识。”（法伊阿尔本德，1990，第94页）
又例如，艾滋病患者从自身的利益和经验出发，就曾成功地改变了相关医学研究的模式，拓宽了接受药物测试的人口样本范围，从而获得了更好的数据，帮助开创了他们认为更好的研究途径。这样通常人们认为被动消极的受试者，在如何更有效地开展科学研究的这一问题上，在某些方面居然显示出比科学家更（迈诺尔夫· 迪尔克斯、克劳迪娅·冯·格罗特，2006，第146页）
当代环境科学中的盖娅假说所体现出来的新动向也很值得注意。盖娅假说的最早提出者拉夫洛克是一位具有邪教嫌疑的传奇人物。假说后来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发展，一方面是马古利斯和施奈德，将其发展为“规范”科学；另一方面吸收绿色运动的思想资源，其中目的论和泛神论的色彩非常突出。而在新时代的文献中，这两个侧面很好地整合在一起，一方面相关讨论高度技术化，另一方面却游离于专业科学文献之外。“与心灵学一样，它们也有广泛的读者面，所以作者们无须费力把自己的工作建构成是‘科学的’。它们并不需要一种只有经过传统科学院的承认方能获得的合法性”。（史蒂文?耶利，第365页）可见，有关环境的知识探索是有可能在某些方面突破传统科学研究模式的。
博物学传统所体现的多样性、地方性精神，注重人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可能是环境问题的出路所在。因为，与实验科学不同，博物学是在相对天然的状态下，通过对自然对象的系统、全面和深入的描述来揭示自然的状态及其规律的。当然并不存在所谓“纯粹客观的”对象，因为只要是在人类的科学实践中进入认识范围的，必然与研究者之间发生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就一定会打上研究者的烙印。但是，与高度操控的实验室研究不同，博物学对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多方面展开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被剥夺掉与天然生境的丰富复杂关系。所以，相关的博物学知识保留了更为明显的地方性，同时这种知识的“标准化”程度相对也比较低。这在过去一味推崇征服自然，强调效率的标准下，自然是博物学“科学”程度不高的根据了。（吴国盛，2004）
然而，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博物学更为突出明显的地方性，倒是可以警示生态环境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可以避免科学知识对自然和社会环境标准化所带来的破坏。在博物学中研究对象所展现的多种可能性，反映了人与对象之间关系的多样化，体现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研究对象与天然生境的多重复杂关系，使得博物学知识更加关注生态平衡。（刘华杰，2003）
当然，目前并不存在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的成熟的科学研究新模式。这还需要科学家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然而，科学研究活动既然是人类在世生存的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研究的模式不是神圣的、永恒不变的，而将会与人类生存方式一同发生深刻的转变。为了人类及其环境的未来，让我们主动、自觉地参与这种伟大的变革吧！
参考文献
龚育之，2004，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
乌尔里希·贝克，2004，何博闻译，风险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
巴里·康芒纳，2000，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蒋劲松，2006a, 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科学观念的负面影响，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6（2），14-18
蒋劲松，2006b, 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科学活动的负面影响，蒋劲松、吴彤主编，科学实践哲学的新视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181-197
蒋劲松，2007, 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科学传播，科学学研究，2007（1），9-13
约瑟夫·劳斯，2004，盛晓明、邱慧、孟强译，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亚历山大·柯瓦雷，2003，邬波涛、张华译，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北京大学出版社
桑德拉·哈丁，2002，夏侯炳、谭兆民译，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约阿希姆·拉德卡，2004，王国豫、付天海译，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高国荣，2003,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杀虫剂辩论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03（2），12-23
小弗兰克·格雷厄姆，1988, 《寂静的春天》续篇，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卡罗琳·麦茜特，1999，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吴国盛，博物学是比较完善的科学，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8月30日
刘华杰，新博物学，文汇报，2003-08-13
史蒂文·耶利，2004，环境对科学论的挑战，希拉·贾撒诺夫，杰拉尔德·马克尔，詹姆斯·彼得森，特雷弗·平奇编，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孟强、胡娟、陈蓉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第352~368页。
法伊阿尔本德，1990，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伊阿尔本德，1992，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迈诺尔夫·迪尔克斯、克劳迪娅·冯·格罗特，2006，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田松、卢春明、陈欢等译，田松校，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velyn Fox Keller，1985,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velyn Fox Keller, 2004, What Impact, If Any, Has Feminism Had on Science? J. Biosci. Vol.29, No.1，7-13
Brian Wynne,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 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 ,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992. Vol.1，283-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