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环境，科学实践哲学，实验室，地方性知识
一、环境问题仅仅是技术与应用的问题吗？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要难题，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关乎人类生存的头等问题。然而，过去学界大多认为环境问题仅仅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应用，涉及到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制度、伦理观念、价值取向等因素，与科学知识及科学研究传统本身无关。因此，对于环境问题的反思，往往只涉及到科学知识应用的制度、政策、伦理、文化环境的变革要求，只涉及科学技术知识特定细节发展的要求，一般也不涉及科学知识基本特征以及科学研究传统本身变革的要求。
例如，有人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善还是作恶，这取决于人所在的社会，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本性。怎样发展科学和技术的社会运用的为善的那一面，避免和防止它为恶的那一面，这取决于人们改进社会的努力，取决于人们控制技术后果的能力，而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龚育之，第９页）
这种论辩思路背后隐藏了一种默认的假定，即“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与“社会应用”之间存在着截然的分别。正是这种分别，使得人们假定科学知识及其生产过程原则上具有完全独立自主性，从而使得科学在现代社会的体制中占据了一种不受社会政治、伦理批判影响的特权地位。
贝克（Ulrich Beck, 1944- ）认为，在号称破除一切神圣原则的工业社会中，流行的进步信仰称得上是现代性的世俗宗教，体现了强烈的反现代性。因为它体现为对未知和不具体事物的信仰，体现为种种违背自己更好判断的盲目信任。任何举措，任何重大的变革，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它今后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只要我们相信是进步，它就会克服我们的顾虑、禁忌，获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在民主社会中，涉及到社会和公众权益的任何事项都须经过政治合法性的程序，而“进步”却是不需民主政治合法化程序，就先天获得合法性的社会变迁。在“进步”的魔咒庇护之下，在可能引起社会风险的变化之中，科学毫无责任，而商业也只有隐含的责任。（贝克，第265页）
著名环境学者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1917- ）对于现代技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大众的印象里，技术专家们被看作是现代的魔术师，一个科学的魔术师。但是现在看来，他是一个比魔术师的徒弟还差的魔术师。”（康芒纳，第149页）而这种技术专家在环境问题上的无能，归根结底在于科学的缺陷，因为“技术意味着科学和其他已被掌握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综合应用。它的最重要的影响至少对经济学的目的来说，是迫使任何这样一类工作中划分和再划分成为它的组合体。因此，而且只能是因此，已被掌握的知识才能应用于实践。”（康芒纳，第14８页）
康芒纳认为必须要从技术的不当发展和应用追溯到科学发展的本身。他指出，“技术上的谬误，看起来是来源于它的科学基础的支离破碎的性质。”（康芒纳，第151页）具体说来，就是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技术所依赖的科学的还原论特征。“技术上的支离分散的设计是它的科学根据的反映。因为科学分为学科，这些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种概念所支配着，即认为复杂的系统只在它们首先被分解成其彼此分割的各个部分时才能被了解。还原论的偏见也趋于阻碍基础科学去考虑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诸如环境恶化之类的问题。”（康芒纳，第154页）
最近国内学界已经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阐述了有别于技术的科学自身的负面影响。作为物质性实践的科学活动，对实验室中的研究对象、研究人员、实验室之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可能产生负面的物质性影响。（蒋劲松，2006b, 第181-197页）而作为观念的科学知识在取得某一方面进步的同时，可能在其它方面产生退步。科学观念的传播可能抑制其他非近代科学形态的知识的保存和发展。科学进步在促进认识发展的同时，可能导致非认知的精神状态方面的损失。（蒋劲松，2006a, 第14-18页）将此角度的反思和批判进一步扩展，利用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资源分析环境问题的实验科学根源，应当是很有意义的。
二、实验室建构的科学知识的地方性
与流俗见解相反，科学知识具有高度的地方性。近代实验科学家的研究主要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在实验室这个高度人工化的场景中，科学家对研究对象进行隔离、操纵与追踪，从而构建一个人工的简单化的“微观世界”来使得原本异常复杂的自然现象更容易把握，容易控制，相关的信息更容易获得。这就是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在知识发展上突飞猛进的原因。
“实验室是建构现象之微观世界的场所。对象系统在已知的情境中得以建构，并从其他影响中分离出来，以便进行操纵、追踪。科学家通过构建人工的简单化 ‘世界’来规避那种极度地限制了现象之自然显现的无序的复杂性。” (劳斯，第106页)在这个高度人工化的场景中，科学家对研究对象施加的影响主要可以包括隔离、介入与追踪三种。
通过将研究对象从其天然的环境中分离并隔离开，就切断了其与环境的许多千丝万缕的复杂的天然联系，从而可以使得对象的联系简单化，便于研究。如在抽真空的管子中测量自由落体的运动规律就能够排除掉非常复杂的空气阻力、风力的干扰因素。从此开始，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就已经不再是天然的自然了，不再是不受改变的自在之物了。例如，生物学家所研究的小白鼠，可能就是为特定的实验研究而在实验室环境中培养了许多代的种群，具有了野生的种群完全不同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再对已经隔离了的对象进行操纵。只有通过对已经从自然环境中隔离出来的对象进行强力的干预和控制，才能将所谓隐藏的因果关系揭示出来。例如，在实验室里我们对材料施加高温、高压、强电磁场等物质影响来检测材料在这种影响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从而来建构相关的因果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科学研究与其说是作为观察者对辨别因果效力的关注，毋宁说是通过行动所预设的因果效力来进行的。” (劳斯，第107页)这样一来，休谟原先理解的基于经验归纳无法确定的因果关系，就改变成预设而通过实验高度确定的因果作用了。而这种作用只有通过对事物的强力操纵才能确定。
通过隔离和操纵而获得的实验结果必须要受到严格地追踪。“追踪实验涉及到从建构之初对整个实验进程的控制。追踪不仅仅是监视实验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监视事情的正常运作。” (劳斯，第107页)通过对实验室中所建构的微观世界的所有成分进行全面地监控，即对每一部分进行分类、编码、归档、记录身份、定位和处理，就可以确保研究对象完全处于研究者的掌控之中，并且使之高度接近于理想模型所描述的状态或性质。
因此，科学知识并不是对于外在我们的世界的表象，而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实践产物。它必须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获得，也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中才能得到证明。例如，自由落体定律只有在抽真空的实验室条件下才会得到严格的证明。否则，在空气阻力等干扰下，自由落体定律根本不会严格准确地表现出来。因此，科学知识的有效性、真理性，是与实验室的场景和实践方式紧密相关的。
这种隔离、操纵、追踪控制，虽然是从实验室开始形成并发挥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却并不会仅仅局限于实验室之中。实验室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常常会把实验室中对自然的控制作用进一步扩展到实验室外的天然自然之中，从而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操纵和改造。因为实验室不是由四壁构成的物理空间，而是实验设备共同发挥作用的情境，它甚至把自然界都纳入到实验设备之中。例如，化学实验室中的化学反应留下的废物、污水，最后肯定都要排放到环境中去。而另一方面，实验室所需要的各种原料也必须取自环境。这样，作为物质相互作用过程的科学活动，必然要对实验室内外的自然事物产生或大或小性质各异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外在的、偶然的，而是本质性的，不可避免的。
不仅如此，为了实现对研究对象的隔离、操纵与严密追踪，实验室中需要使用特制的仪器设备。这种体现了实验室中权力关系的仪器制备，如计算机、因特网等等，一方面会由于成为社会普遍使用的工具，而对普通公众产生影响；一方面也会由于需要工业化生产，而对相关的工业生产活动，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使得整个社会逐步接受由实验室中所发展和建构出来的权力关系。
所以，科学知识和其他知识一样也是地方性的，它是在特定的实验室或者知识生产场所，在特定的实践环境中产生的，其有效性及其评价标准都不能与生产场所相脱离。通常我们之所以认为科学实验的结果是普遍有效的，实际上是我们把科学知识应用的条件都按照实验室的条件进行标准化了。科学知识的标准化，不是科学知识本身既有的固定属性，而是科学知识应用扩展的动态过程。科学知识的标准化，本质上是将整个社会环境都按照实验室的模式标准化重构。除了物质资料、实验设备等需要标准化之外，参与科学应用的人们在某些方面也必须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像实验研究人员，才能使得在实验室行之有效的知识和技术在实验室外才能同样运转正常。
三、自然环境及其社会环境的标准化重构
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科学知识全面应用的过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全社会都按照实验室进行改造的过程。为了科学知识的成功应用，整个物质性的生态环境都要按科学实践所要求的进行改造。然而，这种标准化重构，虽然可以保证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却带来了深刻而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
因为，实验科学传统，在一个局部的范围内制造一个“微世界”，然后再通过标准化过程使得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生态圈标准化，变成一个实验室，这样科学知识和方法才可以使用。因此，科学发展以及应用过程就必然是一个多样性减少的过程。
如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所表现的技术时代的过度标准化，起因就在于作为实验科学基础的自然的数学化。通过自然的数学化，自然界中质的多样性被压缩为量的差异，这样原本隶属于某一特定生境中的事物就变成了本质上没有与生境无关的独立对象，原本与位置相关，与事物相互关系有关的属性就从事物的本质属性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属性。这当然有利于地方性知识的标准化。（柯瓦雷，导言，第2页）
科学实验室是一个为了特殊目的而孤立的空间，它只需考虑在一个孤立空间内对于特定物质对象的操控，不考虑外部问题；它需要外界不断提供能量供应，也不必考虑实验过程所产生的垃圾如何处理的问题。因此，在这样一种封闭的空间场所中所开发出来的技术在对待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方面先天地就是不足的。
当然，环境保护问题同样可以作为研究专题，那样相关过程就成为科学实验室所研究的对象，在实验室所构建的“微观世界”中人们制造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律。这些规律的发现，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类处理环境问题。然而，这一过程的研究，同样也要以向实验室提供能量供应，向实验室之外排放垃圾作为前提。按照这一科学规律所处理的环境，不过是将原先外在于隔离、操纵与追踪的环境，变成了可以隔离、操纵与追踪的对象，它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
换句话说，环境过程的被研究，环境问题的被解决，是以原先的环境被操控，实现“非环境化”作为前提的，而被操控的环境之外更大的环境，或者更严格地说作为环境的环境，则仍然处于科学的视野之外。更有甚者，实验室科学传统的环境研究越深入，就意味着环境被操控的程度越深刻，环境非环境化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对于环境的干扰和破坏就越严重，环境真相就远离科学的视野。所以，环境保护在本质上是动态地逃避实验室科学研究的，是外在于科学实验室的。无怪乎，环境科学的进步并不能真正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除了科学之外其他因素的限制，实验室传统的环境科学内在的局限性才是真正的根源。
从这一角度看，环境问题并非是科学知识不当应用所致，更非科学知识发展不足所致，而是实验科学传统标准化所固有的弱点的必然体现。因为，“把科学知识和技能拓展到实验室之外，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的复杂性进行重组。不过，这种要求往往是通过简化自然环境实现的，而不是使科学实践适应于更为复杂的环境。”（劳斯，第246页）我们只有在忽视实验室之外的变化，将眼光局限于实验室内的相关过程，才能将实验室中建构的规律当作事物本来的真相，当作全部的真理。传统的理论优位的科学观，将科学当作是现成的外在自然的表征，必然会造成对于环境问题的系统的、有意识的忽视。
因此，近代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就是科学知识的标准化过程对于复杂的生态系统的改造所致。因为在实验室微观世界的技术向外扩张的过程中，“自然环境被人为地简化了，受到了控制，并被剥夺了某些自我调节能力和缓冲能力。环境的简化，或者把微观世界从它与环境之间的不可理解的复杂互动中分离出来，这对于实验室建构的现象的明晰性和规则性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劳斯，第245-246页）
例如，给环境带来很大困扰的塑料等难以降解的材料性质不是偶然产生的，恰恰是当初发明设计时所努力实现的性质。“这些污染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在新技术中还有某些不成熟不完备的地方，而是因为它们在完成其既定目标上，取得了极大成功。……现代合成剂杀死了鸟、鱼和益虫，只是因为它们成功地昆虫所吸收，并且杀死了它们，这正好是它们被希望的。塑料破坏了景观，是因为它们是非天然的合成物质，即被有心制造出来抵制分解衰退的，这种稀有的特性正是它们技术价值的基础。”（康芒纳，第147页）
为了应用在实验室研究出来的知识，必须要破坏自然的复杂性，因为这种复杂性允许系统具有较为松散的耦合关系，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对于整个过程实施严密的隔离、操纵和追踪控制。而技术系统和社会组织之间紧密的耦合关系，正是现代技术社会高风险的重要来源。因为，许多事故常常并不是系统中某一环节丧失功能，而是由于未曾预料到的复合性而出现的多重失败。（劳斯，第244页）
产生环境问题的相关技术成就，之所以会带来环境问题，就是因为实验室科学在其产生的根源和有效适用范围上就没有考虑环境问题，甚至有意识地掩盖环境问题。“事实上，新技术在它所其所应达到的目的来检验时，它并没有失败。”“如果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是因为它在完成它的既定目标上的成功的话，那么它的错误就在于其既定目标上。”（康芒纳，第148页）这种既定目标的错误就在于，它是实验室研究目标的简单放大，即只关心有效控制限定对象，不问实验室内外环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