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逻辑经验论之后，科学万能说，起码是过分相信和夸大科学功能的社会思潮和心理倾向，还是有它的预言者和追随者。例如，德日进在1955年认为，科学研究是人的功能的最高的东西。只有通过科学，人才能够学会如何控制他自己的命运，抓住他的命运的舵柄。科学甚至会征服战争。 美国化学家鲍令确信，所有现象——包括伦理和情感——都可以简化成一些最基本的物理和化学机制。在他的“亚分子世界观”中是没有神秘、神秘主义和宗教的地位的，大千世界完全是理性的和可以认识的。 物理化学家阿特金斯1992年在《新科学家》中写道：
在历史上，永不停息的科学之流使我们相信，科学是万能的。……科学限制它的论说领域，是它的诚实的表现和它的成功的跳板。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拒绝任何研究领域脱离它的方法：它们的时机将到来。与宗教的普遍而空洞的吞食和有神论的说明的通用言辞的浮夸相比，科学公开监视啮咬宇宙小面包的谨慎是诚实得多的趋向普遍的权能。
道金斯1991年在讲演中以类似的口吻宣称：“如果科学无法言说，那么可以肯定，其他学科根本不能说三道四。” 在这种社会氛围和心理与境中，神创论者也试图用科学的证据证明他们的学说，构造出所谓的“科学神造说”（creation science），把受人尊敬的科学作为它的标签。
尽管不能说科恩和本-戴维等描绘的现象并不存在，但是我总觉得他们似有渲染之嫌——把科学主义的影响估计得过于严重了。我以为，20世纪后半叶科学主义在西方的声势是相当有限的：既没有在学界出现像维也纳学派那样的科学主义共同体和像逻辑经验论那样的完整思想体系，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形成相当规模的群众运动。除了上面所说的四个理智方面的原因继续发酵外，还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其一是，不少人把20世纪上半叶仅仅相连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归咎于科学（当然这是没有过硬的道理的），从而使科学背上原罪，乃至蒙羞。其二是，以1962年出版的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为标志，在西方社会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环境保护运动，人们的生态和环境意识日益增强，而相当多的环保主义者往往把科学视为罪魁祸首。更为重要的是，自1960 年代以来，对科学的新浪漫主义批判与反文化、反科学的社会思潮和群众运动自觉或不自觉地结为神圣同盟，向科学发起猛烈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主义怎么可能畅行无阻呢？科学主义怎么会有广阔的学术平台和大众市场耀武扬威呢？
关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问题，我在这里仅仅涉及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致从1914年中国科学社成立到1923年科玄论战后）的概况。在这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例如，有人把《科学》、《新青年》视为“唯科学主义”的始作俑者，认为“唯科学主义”当时充斥整个学界和社会 。其实，这位作者的观点并非独创，它不过是郭颖颐 等人的错误判断的引申和发挥而已。对此，许良英在其文笔犀利的论文中做了有理有据的驳斥 ，我也多次就这个论题进行了必要的澄清 。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的倡导者以及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不分青红皂白地贬斥为“唯科学主义”，实在是对历史的误读！
其实，在科玄论战或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张君劢就揶揄丁文江的“科学万能之语”无异于“螳臂当车之勇”，讥讽其“蟪蛄不知春秋” 。梁启超也直言：“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如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 然而，按照科学主义内涵衡量，科学派乃至它的激进主将丁文江的科学观似乎难以无条件地归入科学主义范畴。张、梁二人的断言恐怕缺乏仔细分析，仅是凭感觉走的。
丁文江的具体表述是：“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在它的方法” 。他后来又重申了他的观点：“在知识里面科学方法万能；科学的万能，不是在它的材料，是在它的方法”。“科学的万能，不是在它的结果，是在它的方法”。 很明显，丁文江所谓的科学万能，实指科学方法万能。而科学方法万能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在知识界内”、“在知识里面”。与此同时，他在谈及“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时，他所指的“知识”是：“知识即科学知识，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结论不是知识” 。这样一来，科学方法在科学知识内万能，这又何错之有？况且，丁文江秉承皮尔逊 的怀疑的唯心论，这当然包括对科学知识自身的怀疑。进而，他还批评了张君劢以为“严正的科学”是“牢固不拔的”，公例[定律]是“一成”不变，“科学的”就是“有定论的”陈旧科学观。既然科学方法都无法保证科学知识绝对正确和一劳永逸，其“万能”即便在科学内部不也是有限度的吗？在科学之外，又怎能“万能”得起来呢？其实，丁文江的科学方法“万能”的真实意思是，科学方法也可以在自然科学以外的学科和领域里适当运用，凡是用科学方法研究无论什么材料而得到的结果都是科学知识。在这里，他既没有断言仅用科学方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也没有排斥其他学科特有的方法，而且他申明“科学的态度是极平等的”，“科学的态度是极谦和的”。这一切与科学主义的内涵都对不上号，怎么能断定他的主张是科学主义呢？事实上，丁文江的意图正如他自己所说：
惟有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内小试其技，已经有伟大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把它的势力范围，推广扩充，使它做人类宗教性的明灯：使人类不但有求真的诚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为善的意向而且有为善的技能！
（他在这里给“宗教”下了一个定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把科学方法还是作为“工具”和“技能”看待的，没有说它能够决定和树立“求真的诚心”和“为善的意向”——科学方法岂不是又不“万能”了？至于丁文江不认为科学之外的美术、宗教等不是知识，那纯粹是由对知识的定义——知识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事实的符合——引起的。要知道，他不反对美术，也不反对宗教，而且认为美术也不是可以完全离开知识的 。不过，丁文江数次用“万能”一词是不很恰当的，起码是不明智的，因为它极易引起不加深究的人的误解，也往往会产生不必要的混乱。
在这场争论中，其他科学派的干将也没有主张科学万能论甚或科学方法万能论。任鸿隽说：“我们晓得科学方法虽是无所不能，（请读者注意，我说的是科学方法，不是科学万能。）但是它应用起来，却有一定的限度。我们所说的限度，就是指经过分析而确实清楚的事实。” 唐钺在坚持各科有共同的方法的同时，也承认各科有各科的方法 。章演存甚至坦言：不敢说科学方法无所不能，科学方法也不是丝毫没有改造的余地 。
另外，从当时的学术思潮和社会状况来看，科学主义或科学万能论似乎也未风行一时或成为主流科学观。诚然，张君劢说过：“盖二三十年来，吾国学界之中心思想，则曰科学万能。……一言及于科学，若临以雷霆万钧之力，唯唯称是，莫敢有异言。”“国人迷信科学，以科学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此数十年来耳目之习染使之然也。”“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炮利船坚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 诚然，胡适也说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或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但是，只要细心考察一下，可知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物质上以船坚炮利为政策，的确可以用影响颇大、绵延多年的洋务运动佐证。但是，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实属无稽之谈。至于说国人迷信科学，对科学唯唯称是之类，无疑是夸大其词、以偏概全。不用说，胡适的言论多少有渲染、烘托之嫌，即便如此也得不出其时科学主义流行或肆虐的结论。在这里，蔡元培1918年为科学社筹款的启示很能说明问题：“当此科学万能时代，而吾国仅仅有此科学社，吾国之耻也；仅仅此一科学社而如何维持如何发展尚未敢必，尤吾国之耻也。” 不难看出，这段话中的“科学万能”只是一个修饰语，并非作者当其为真，起码不会认为科学在中国已经万能。不是嘛，当时中国仅有的科学社尚且面临生存困难，惶论科学“无上尊严”，“若临以雷霆万钧之力”！
事实上，在20世纪初，现代科学才正式进入国门，科学教育刚刚开始在各级学校落脚，中国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认识只不过是首次超越“器物”层次 ，以中国科学社（1914年成立）为标志的科学建制化仅仅迈出了第一小步。尽管1919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德、赛二先生，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科学事业依然十分落后，国人乃至上流社会对科学了解之可怜令人咋舌。当任鸿隽1818年从海外返国，与父老兄弟相问切时，让他“始不及料”的是，就连“承学之士，知科学为何物者，尚如凤毛麟角”。 在1922年中国科学社年会上，梁启超在讲演中指出，中国今日还得不着科学的好处，中国人今日依然是非科学的国民。其原因在于，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有三点根本不正确。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粱启超断言：“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三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永远没有学问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就在科玄论战正酣之时，科学在中国的命运又是如何呢？陈独秀给出了一个相当悲观的估计：中国还处在孔德所谓的宗教迷信阶段，全国大多数人还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超物质以上的神秘；次多数的旧的士阶级全体，新的士阶级一大部分，像张君劢一样相信玄学；像丁文江这样相信科学的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 胡适也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黯淡的社会现实和惨淡的科学现状：
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那里配排斥科学？至于“人生观”，我们只有做官发财的人生观，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只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曾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
确实，与陈独秀、胡适一样，当时一些知识界人士也说过一些稍为过头的话：“科学在智识界造成了真理的极则，为正确性的标准，简直支配了思想。对于实践，则自然科学为生产的向导；社会科学为其他一切行为的向导。总之，科学显出了支配整个人类生活的样子。”之所以如此强调，与其说这是宣扬科学主义，倒不如说是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做有一定客观根据的描述，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科学的精神功能。果不其然，接着话语是：“在中国，就一般的文化来说，需要提倡科学，把我们从神学、玄学的谬误中解放出来。科学不发达，文化是不能增进的。知识界中的乌烟瘴气，更无从肃清。”
中国当时落后的经济、专制的政治、愚昧的文化、僵化的思想之现实，根本不可能有产生科学主义的土壤和气候。更重要的是，科学派的代言人任鸿隽、丁文江、王星拱等人的科学观直接来自批判学派 的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皮尔逊 ，尤其是皮尔逊，对他们的影响举足轻重 。要知道，活跃于19和20 世纪之交的批判学派，不仅摆脱了先前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经典科学观，而且与其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也大异其趣，是一种相当开明、先进乃至超越时代睿智的科学观，跟科学主义根本不沾边。秉持批判学派科学观的中国科学派，怎么有可能是科学主义呢？
实际上，给科学派扣科学万能论和科学方法万能论的帽子，只是玄学派反科学的一种手段和组成部分而已。玄学派反科学既是对当时国外反科学思潮的呼应（丁文江、胡适等都揭示了这一背景），亦是西方科学和技术进入国门以来封建士大夫阶层本能的排异反应和自觉的抗拒行为的继续和延伸。梁启超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则对反科学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借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 。反科学在当时出现也许是历史的必然逻辑——诚如陈独秀所说：“现在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自然要经过玄学先生的狂吠” 。当然，也不能否认玄学先生一点没有私人的“小算盘”——以实证和理性珠联璧合的科学和科学方法，对墨守成规、寻章摘句的学术传统，对在故纸堆中讨学术的方法 ，给予强有力的冲击，难免使旧文人产生一种明日黄花般的心理失落感和朝不虑夕的生存危机感。不过，我觉得玄学派之所以站在反科学的立场上，主要还是对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底蕴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在他们的眼中，科学只不过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器而已——恰如张君劢曰：“电灯、电话、自来水”，“科学也” 。难怪他们把科学等同于船坚炮利、务外逐物、赚钱求利，甚至认为科学损美败德（任鸿隽和唐钺在科玄论战前就批判了科学损美说和科学败德说 ；胡适强调，科学的人生观有美和诗意，有道德的责任和创造的智慧 ）。他们不仅认识不到科学的形而上意义，反而把科学派研究科学深层底蕴的深邃洞见和发挥科学文化功能的良苦用心斥之为科学万能论或科学主义。现今有不少学人喋喋不休地批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倡导者犯了科学主义和使科学意识形态化的错误，岂不知犯错误的恰恰是他们自己——他们的错误与玄学派同出一辙！
在这里，我们就五四时期科学与文学的关系看看所谓的科学主义是否对文学构成侵略之势。梁启超说过：“科学的研究法，既已无论何种学问都广行应用，文学家自然也是卷入这潮流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要而言之，自然派当科学万能时代，纯然成为一种科学的文学。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信条，说道‘即真即美’。他们把社会当做一个理科实验室，把人类的动作行为，当做一瓶一瓶的药料，他们就拿它分析化合起来。那些名著就是极翔实、极明了的试验成绩报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将人类的心理层层解剖，纯用极严格极冷静的客观分析，不含分毫主观的感情作用。”实际上，情况并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至多只不过是科学对文学的正常的乃至稍为超量的影响而已。正如有研究表明的：在五四新文学时期，尽管存在把科学思想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但是，无论从知识性还是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科学都没有成为五四文坛的精神“图腾”而陷入新的迷信盲从。 而且，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听到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就惊呼科学主义入侵，只要这种应用是恰当的和有分寸的，就应该受到鼓励而不是排斥。唐钺讲得有道理：
美的分析，现在虽然不精密，但是我们知道美不一定是不可分析的。……美不是超乎理智的东西，美感是随理智的进步而变化的。这种理智的成分，可以用科学方法支配的。其不可分析的那部分，就是美的直接经验的性质；那是科学的起点，而且理智事项也都有这种不可分析的起点的。这种起点就是所谓的“所予性”（givenness），“所予性”的本身，不特不可分析，也是不必分析；我们所要分析的，是一个“所予”（Datum）同别的“所予”的关系，就是要有什么其他“所予”而这一个“所予”才能发生。至于要分析“所予”的本体，是无意义的问题，好像问白色为什么是白色，或是问第一个以前还有第一个没有一样。
在今日之中国大陆，后现代派和国粹派合力搭班，正在上演类似的戏剧：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结成“神圣同盟”，打出反科学主义的旗帜，实际上是在对科学进行真正的讨伐。他们或从英国的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美国的学术左派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海德格尔之辈的梦呓中摭拾一点牙花，或从老祖宗的故纸堆中翻出根本没有民主气味和科学意识的祖传秘方，把人们正在设法医治的社会现代病统统归罪于科学。反科学或走样的反科学主义在理论上是空中楼阁，在实践中是因噎废食，根本站不住脚 。可以预料，他们的结局不会比当年的玄学派好到哪里去。
参考文献
I. Cameron and D. Edge, Scientific Image and Their Social Uses, Butterworths, London, Boston, 1979, p.51.
C. Hakfoort,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tism: Critic Review, Hist. Sci., xxxiii (1995), pp.375~395.
例如，培根认为，真正的科学是实验与理性的结合。他说：“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实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纲。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院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集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放置在理解力之中。这样看来，要把这两种机能——实验的和理性的机能——更紧密地和更精纯地结合起来（这是迄今还未做到的），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希望。”参见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版，第75页。笛卡儿说：“应该充分利用悟性、想象、感觉和记忆所提供的一切助力”“探求真理”。参见笛卡儿：《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版，第53页。
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版，第8、104页。
R. N. Proctor, Value-Free Science Is? Purity and Power in Modern Knowle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21.
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钱福庭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82页。
R. N. Proctor, Value-Free Science Is? Purity and Power in Modern Knowle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20.
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钱福庭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87页。
R. N. Proctor, Value-Free Science Is? Purity and Power in Modern Knowle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6.
M. J. Mahoney, Scientist as Subject: The Psychological Imperativ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p.7.
G. G. Simpson, Biology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 Science, 139 (1963), pp.81~88.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6页。
其英语名称是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Promoting Natural Knowledge，它的另一个名称是Royal Society for the Improm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增进自然知识皇家学会）。后者也许是于1660年成立的不列颠最早的科学学会的叫法，而前者可能是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时正式的定名。
广重彻：《物理学史》，李醒民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23~25页。
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赵家苓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75~176、147~170页。
J. Ben-David, Scientific Growth, Essay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Ethos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533~534, 536.
T.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xi, 1.
拜纳姆等合编：《科学史词典》，宋子良等译，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607~608页。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13~114页。
T.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176.
I. B. Cohen, Commentary: The Fear and Destruct of sci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YVS, Summer 1981, pp. 20~24.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21~127页。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tists, Values and Society,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pp. 29~30.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版，第283页。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tists, Values and Society,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p. 30.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35~143页。
孔德：实证哲学教程，王太庆译，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集》（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版，第25页。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17~225页。
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版，第553页。
斯特龙贝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97页。
S. L. Jaki, Chesterton, A Seer of Science, Urba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6, Chapter 2.
斯宾塞：《论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1版，第1页。转引自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4页。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版，第411、424、423、页。
T.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24., 3~9, 177.索雷尔在谈到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并不是由逻辑经验论或科学经验论开始的时候说，关于科学非凡的实践有益、理智严格和科学客观性的信念，关于它在学问或文化中的中心位置的信念，早在20世纪之前好久就被哲学家广泛分享。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可以追索到近代早期的科学哲学家，诸如培根、笛卡儿和洛克所犯的相关哲学错误。使他们的心智概念适应他们相信的东西是使心智适应于科学，他们被设想受到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心智哲学中的反省的心理理论和科学哲学中夸大的理性主义的影响。
汉恩、纽拉特、卡尔纳普：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曲跃厚译，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9年第1期，第16~24页。
所谓科学化，就是使科学价值无条件地上升，使科学这一价值形式在文化领域不断扩张，使科学价值最大限度地普适化。也就是说，试图以科学这一文化形式为范型，同化、重构、整合其他文化形式，使它们的特征发生某种准科学的变化。科学化主要是通过科学方法向其他文化领域渗透和推广进行的。维也纳学派秉承孔德的遗志，把科学化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哲学、数学、语言的科学化方面用心良苦。尤其是，他们几乎把哲学化掉：以科学的证实和意义标准对哲学进行清洗，使哲学的内容、性质、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参见段培君：维也纳学派科学化尝试，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8卷（1996），第6期，第16~23页。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意义和证实，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第10、8、39页。
卡尔纳普：可检验性和意义，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第74页。
赖兴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版，第241页。
卡尔纳普：使用物理语言的心理学，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第475~476页。
费格尔：物理主义、统一科学与心理学基础，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第512~513页。
M. Poole, Beliefs and Values in Science Education, Buckingha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6.
李醒民：批判学派科学哲学的后现代意向，北京：《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79~84页。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我在1994~1998年间在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彭加勒》、《马赫》、《迪昂》、《皮尔逊》等专著。
李醒民：现代科学革命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启示，长沙：《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6页。
李醒民：《爱因斯坦》，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版；参见其中的有关章节。李醒民：爱因斯坦：伟大的人文的科学主义者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者，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9~17页。
I. B. Cohen, Commentary: The Fear and Destruct of sci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YVS, Summer 1981, pp. 20~24.
J. Ben-David, Scientific Growth, Essay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Ethos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528, 549~551. 本-戴维认为，这种对科学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态度是站不住脚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抛弃它。
R. Graham, Between Science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41.
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页。
M. Poole, Beliefs and Values in Science Education, Buckingha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8.
顾昕：唯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2卷（1990），第3期，第28~35页。该文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请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人们就遗忘了德先生；然而，赛先生却吉星高照，中国社会不仅接受了他，而且还对他崇敬有加。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张灏曾戏称这种现象是“赛先生”变成了“赛菩萨”。当时，科学成为人们崇拜的新偶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用以取代那些被彻底抛弃的旧的文化价值。然而，尽管如此，科学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应有的成长，它总是摆脱不了社会导向的地位。同时，唯科学主义对知识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加深远。它使僵硬的、一成不变的一元论思想模式的风格充斥思想文化领域。唯科学主义赋予科学更广泛的社会目标，视科学为打破传统保守思想观念的束缚、推动社会进步的武器。科学甚至被祭为反对传统、破除迷信从而变革社会的法宝。本来就已意识形态化的科学不断地扩张它的领地，最后终于成为左右社会发展、支配中国命运的新的信仰。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
许良英：为科学正名——对所谓“唯科学主义”辨析，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4卷（1992），第4期，第33~39页。
李醒民：五四先哲对科学的多维透视，北京：《科技导报》，2000年第4期，第16~18页。李醒民：五四先哲的睿智：对科学和民主要义的洞见（上、下），合肥：《学术界》，2001年第3期，第7~22页；第4期，第67~80页。李醒民：科玄论战的主旋律、插曲及其当代回响，北京：《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73~77页；第2期，第62~65页。
以下段落是在下述文献有关文字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改写而成的。李醒民：科玄论战的主旋律、插曲及其当代回响，北京：《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73~77页；第2期，第62~65页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98页。
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141页。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51、53页。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第193页。
丁文江：我的信仰，中国科学文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印：《科学与中国》，1936年，第87页。
丁文江深受皮尔逊的影响。有关皮尔逊的情况，读者可参阅李醒民：《皮尔逊》，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版。357+vi页。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第193, 205, 203页。
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第127页。
唐钺：科学的范围，《科学与人生观》，第290页。
章演存：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科学与人生观》，第146页。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61~63、101页。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第10页。
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村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728页。
李醒民：五四先哲的睿智：对科学和民主要义的洞见（上、下），合肥：《学术界》，2001年第3期，第7~22页；第4期，第67~80页。
任鸿隽：初版弁言，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上海：中国科学社出版，1934年第2 版。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科学》第4卷，第10期(民国十一年)。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第3页。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第12~13页。
杨伯恺：科学丛书弁言，皮耳生：《科学规范》，谭辅之等译，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第1版，第i~ii页。
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卷（1981）， 第6期，第30~38页。李醒民：论批判学派，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总第53期），第99~107页。
关于这三人的科学观，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我在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专著：《彭加勒》（1994）、《马赫》（1995）、《皮尔逊》（1998），以及李醒民：《理性的沉思——论彭加勒的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2年第1版。
李醒民：科玄论战中的皮尔逊，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1卷（1999年），第1期，第49~56页；李醒民：皮尔逊思想在中国，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5卷（1999年），第3期，第42~47页。也可参见《皮尔逊》第七章。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第12页。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页。
任鸿隽明确指出，对照科学精神，反观中国学术和学界，相形见绌，其陋立现。中国学子暖姝，思想锢蔽。神州学风一好虚诞而忽近理，二重文章而轻实学，三笃旧说而贱特思。参见任鸿隽：科学精神论，《科学》第2卷（1915），第1期。梁启超揭示出，中国学术界有六大病症：一笼统，二武断，三虚伪，四因袭，五散失。参见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科学》第7卷（1922），第9期。陈独秀也认为：“圣教量者，乃取前代圣贤之言，以为是非之标准也。圣贤之智慧，固加乎并世之常人；能谓其所言无一不周万类而无遗，历百世而不易，有是理乎？倘曰未能，则取其言以为演绎论证之前提，保无断论之陷于巨谬乎？吾国历代论家，多重圣言而轻比量，学术不进，此亦一大原因也。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参见陈独秀：圣言与学术，《新青年》，第5卷（1917），第2号。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61页。
任鸿隽：科学与教育，《科学》第1卷（1914），第12期。唐钺：科学与德行，《科学》第3卷（1917），第4期。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第25页。
刘为民：《“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79、181页。梁启超的言论也引自该书第175页。
唐钺：一个痴人的说梦，《科学与人生观》，第271~272页。
李醒民：反科学主义思潮评析，北京：《哲学动态》，1990年第11期（总第145期），第25~26，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