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的一些报道中人们可以了解他的部分发言内容。《雅典娜》的一篇报道开头就说“这位牛津主教认为，当人们用归纳科学的原则检验时，达尔文的学说就站不住脚了。已有的事实并不能确保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达尔文先生的结论，从对因果理论的要求来说，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它既违背科学精神又与人类的利益相对立。他高兴地知道科学界最著名的科学家也反对这一学说。”([12],p.318)《杰克逊牛津杂志》也有几乎同样的报道，并且还增加了他引证的布劳迪和欧文的论点。
从达尔文对上述批评文章的反应，人们也可以理解威氏批评的份量。达尔文在写给胡克的信（1860年7月）中写道：“我刚读完《每季评论》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写得异常巧妙，他以老练的手法挑出了所有最带有推测性的部分，并把所有的难题都很好地提了出来。”([8],p.111)同年8月，达尔文在写给赖尔的信中谈到，他康复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将被指出的弱点挑出来。([8],p.118)可见，达尔文对威氏的批评还是相当重视的。至此，人们不难发现，威氏尽管求助了伦理、宗教和情感因素，但他对进化论的批评主要还是学术上的，并非以讥讽和谩骂代替科学讨论，也并非靠引证圣经的权威来压制科学真理。他认为，达尔文学说的错误并不主要是因为它所暗示的人类本质不可接受，而是在当时看来达尔文得出结论的方法是错误的，所依赖的事实是不充分的。实际上，这是“归纳——演绎”与“假设——演绎”两大方法论传统之间的抗争，只不过后者在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罢了。这也注定了无论赫胥黎和胡克在理论上怎样进行辩护，都不会令他的反对者感到满意。
赫胥黎为达尔文学说辩护的方式，基本上来自他在1860年2月于皇家研究院所做的讲演。([13],p.356)《雅典娜》的报道说：“赫胥黎教授捍卫达尔文的学说，反对把它说成只是一个假说的指责。……达尔文的学说是对事实的解释，他的著作中充满着新事实，全部支持他的理论。他没有声称这一学说的每一部分都已被证实。他认为它是关于物种起源这一问题已有解释的最好的理解。”（转自[5],p.321）
在1860年的一篇文章中，赫胥黎也写道：“达尔文先生采用的研究方法不仅严格地符合科学逻辑的标准，而且也是唯一合理的方法。……达尔文先生已经尝试做的工作严格地符合穆勒先生的原则；发归纳方面，他已经通过观察和实验努力地发现了大量的事实；然后，他从这些事实材料出发进行推理；最后，通过把他的推论与自然界中观察到的事实进行比较来检验这些推论的正确性。”([14],pp.123-125)
这也许是赫胥黎当时所能作出的最好辩护。但是，人们很难想象赫胥黎能够利用这些论点驳倒他的争论对手。至于赫胥黎的辩护方式，达尔文也有所保留。他在给胡克的信（1860年2月14日）中认为，赫胥黎在皇家研究院的讲演，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15],p.531)。至于赫胥黎在那场争论中的表现，达尔文和赖尔都认为他有不妥之处。([5],p.325)
五、“时势造英雄”与“牛津论战”的性质
那么，为什么赫胥黎的英雄故事广为流传？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赫胥黎驳倒了威氏？([16],p.39)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一下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科学背景。
一方面，在《物种的起源》发表后的十几年中，支持达尔文学说的证据相继被发现，反进化论者提出的种种诘难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解释。达尔文学说已从那个过去被斥为“毫无根据的假说”变成了引导人们发现许多新的科学事实的理论。到十九世纪末，达尔文的支持者已由1860年的极少数变成了绝对多数。达尔文学说所取得的如此辉煌成就，使它的拥护者不禁想起昔日捍卫者的远见卓识和丰功伟绩，并相信“赫胥黎在那次争论中也必定获得了胜利”([5],p.330)。
另一方面，十九世纪英国的科学职业化背景也给这一英雄故事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特纳认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科学的主要特征是业余的、贵族赞助式的，只有很少的职位，也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教会控制着大学和中学教育。”([17],p.360)大约在19世纪中叶，科学发展成为一种职业，它建立起了自己的评价规范，并且制订了选择和培养未来科学家的标准。这种从“绅士－博物学家”到职业科学家的转变，导致了教会组织与科学家群体之间的冲突。一方面，科学界为了维护科学的自治，排除外来的干预，力图彻底取消非职业科学家对科学讨论发表评论的资格；另一方面，宗教界人士为了维护自己的文化领导者形象和既得利益，试图通过干涉科学讨论来压制新出现的职业科学家群体。经过数十年的艰难斗争，英国的科学职业化获得了成功，科学界取得非常大的自治权。据统计，在1831年至1865年间，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五个专业委员会（数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和力学）主席先后有41位是教士，而在1865至1900年间，只剩下3位。([17],p.367)人们可以推测，即使赫胥黎在当年的争论中并未明显地大获全胜，但是，在进化论取得了辉煌胜利和科学职业化长足发展的19世纪末，塞奇威克夫人所描绘的英雄故事和胡克所声称的科学与宗教冲突必定会受到科学界和公众的普遍欢迎，并且被广泛地流传开来。
因此，把这场争论简单地说成是科学与宗教冲突的标志不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英国科学职业化的过程，不利于理解科学范式的更替和科学方法论传统的变革。这是因为：一方面，威氏“得到了欧文教授、本杰明·布劳迪爵士、道本尼博士以及聚集在牛津的大多数最优秀的博物学家的支持”（转自[5],316），说明反对达尔文学说的并不限于宗教界人士，甚至物理学家斯托克斯(George Stokes)、威廉·汤姆逊（开尔文爵士）和麦克斯韦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反对进化论。([18],p.70)另一方面，威氏所反对的是达尔文“得出结论的方法”，是在“归纳－演绎”的方法论传统下对“假设－演绎”方法的反对。因此，这场争论主要不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19],p.411)，而是不同科学“范式”之间的竞争，是科学职业化背景下不同社会团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体现。按拉塞尔的话说是“19世纪末在英国发展起来的科学与宗教的敌对关系，与其说是由科学事实对神学和有组织的宗教的威胁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将文化的领导地位置于何处’的问题引起的。”（转自[20],p.48）所以，深刻地认识这场争论的本质，对我们理解西方文明史上科学与宗教的复杂关系也将会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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