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将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之争置于当时英国科学职业化初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认为广为流传的赫胥黎“英雄故事”很可能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那场争论的性质也主要不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科学“范式”之间的竞争，是科学职业化背景下不同社会团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体现。
【关键词】科学/宗教/进化论/赫胥黎/威尔伯福斯

【正文】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发生在生物学家赫胥黎与牛津教区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以下简称威氏或主教）之间的著名争论几乎成了科学与宗教冲突的同义词。丹皮尔的经典教材《科学史》认为，威氏是顽固的宗教势力的代表，他“企图用讥笑来摧毁进化观念”([1],p.377)；赫胥黎则是科学的代言人，是捍卫科学真理的勇士。于是，这场争论就成了“科学真理与宗教教义”之间的冲突，成了科学真理终究能够战胜宗教迷信的标志。它被人们称为“除了滑铁卢战役以外，十九世纪最著名的战争”([2],p.60)然而，关于那场争论存在着多种相互矛盾的描述，留给人们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本文试图对西方知识史上的这一著名事件进行综合考察，来揭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性。
　　一、《起源》轰动英国知识界：赫胥黎与欧文的相遇
1859年11月，达尔文的巨著《物种的起源》一出版就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引发了知识界的激烈争论。最初的1250本很快销售一空，两个月后又重印了3000多本，([3],p.66)正像牛津的一位科学家所说那样：人们“都正在读达尔文的书”([3],p.66)。1860年1月初，地质学家赖尔在写给一位美国同行的信中提到，达尔文的著作正在科学界、文学界和神学界激起热烈的讨论。11月23日，赫胥黎在写给达尔文的信中说，他已经做好了支持进化论的准备。12月，赫胥黎匿名为《麦克米兰杂志》和《泰晤时报》撰写文章介绍和支持达尔文学说。1860年2月初，赫胥黎在皇家研究院讲演，公开地支持达尔文进化论。大约也是这个时候，达尔文听说威氏曾说过《物种的起源》是“他曾经读过的最缺乏哲学基础的书”。（转自[3],p.67）3月，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在《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批评文章。与此同时，欧文(Richard Owen)在《爱丁堡评论》上尖锐地批评了达尔文的学说。4月，赫胥黎在《威斯敏斯特评论》发表了一篇反击文章。5月初，达尔文的学说在创桥哲学学会上遭到了欧文和塞奇威克等人的攻击。
1860年6月27日—7月4日，英国科学促进会的第30届年会在牛津召开。在28日动植物组分会上，一场意料之中的激烈争论在赫胥黎与欧文之间发生了。欧文坚持认为大猩猩的大脑与人类的大脑之间的差别，要比大猩猩与相对低级的动物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论点显然是在批评赫胥黎，因为他在其他场合曾经提出过两者的差别不大。赫胥黎当时被欧文激怒，他“略带开玩笑口吻评论说，即使证明大猩猩是他们的祖先，他们（保守的科学家和教士）也不会感到害怕”([4],p.164)。实际上，这一针锋相对的争论成为了两天后赫胥黎与威氏之争的序幕。
　　二、“英雄故事”：是历史还是建构？
6月30日，由于听众比预计的人数多很多，动植物组的会场改在新落成的牛津博物馆进行。大约有700名听众，其中有科学家、宗教界人士、牛津大学的师生以及一些普通听众。会议首先有六位发言人进行了简短的发言，然后美国学者德拉坡(John W.Draper)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发言，再后来就发生了那个广为流传的“英雄故事”。
那场争论是如何开始的？过程怎样？塞奇威克夫人(Isabella Sidgwick)的文章“祖母的传奇”（《麦克米兰杂志》，1898年10月）给出了最生动的描述。“那时，这位主教起来反对，他以稍带轻蔑的语气、华丽的词藻和流利的口才使我们相信所谓的进化根本不存在，野鸽总是野鸽。然后，他傲慢地转向他的对手，他想知道，那个声称人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是他的祖父还是祖母从猴子变来的？面对这一诘难，赫胥黎先生沉着冷静地站了起来。……说出了下述惊人的话……。他对有一个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祖先并不感到羞耻，但让他感到羞耻的是，他与利用自己的才能来混淆真理的人站在一起。没有人不理解他的用意，他的这句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位女士当场晕了过去……”。（转自[5],p.314）
关于这场争论，最直接的材料来自作为听众的格林(John R.Green)。他在三天后的一封信中说，威氏“猛烈地攻击达尔文的学说以及达尔文的朋友，特别是赫胥黎教授。……‘他被告知赫胥黎教授曾说过他不在乎一个人的祖先是不是大猩猩。当然，如果这位博学的教授是在说自己的话’以及如此之类的话。”（转自[6],p.334-335）至于赫胥黎的反击，信中继续写道：“我声明，我再重复一下，一个人没有理由因为有一个大猩猩作为他的祖先感到羞耻。真正令他感到羞耻的是，他的祖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在自己的领域去获得成功，而是利用他口若悬河的言辞、偷梁换柱的雄辩和求助于宗教偏见的娴熟技巧来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干涉他自己不懂的科学问题。”（转自[6],pp.334-335）作为二手的材料，没有出席会议的赖尔在几天后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这位牛津的主教问，是赫胥黎的祖父一方还是祖母一方与大猩猩有关系”（转自[5],p.315）。在前两天刚刚宣布赞同达尔文学说的生物学家胡克爵士(Sir Joseph Hooker)不但出席了那天的会议，而且还对威氏诘难进行了反驳。他在第二天写给达尔文的信中只提到那位主教的言论中带有明显讽刺意味，赫胥黎勇敢地应战了，那是一场激烈的争论，但没有对具体的争论细节进行描述。在事发多年之后，胡克却说：“著名的1860年牛津会议，在赫胥黎的生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那时起，他始终战斗在这一最容易遭致攻击领域的最前列。”（转自[5],p.314）。这场争论的性质“不只是一个解剖学家反驳另一个解剖学家，也不是关于事实证据和抽象论断的论战，而是个人之间的才智之战，是科学与教会之间的公开冲突。”（转自[5],p.314）上述描述构成了赫胥黎“英雄故事”的“事实基础”，并且通过列奥纳多·赫胥黎(Leonard Huxley)和弗兰西斯·达尔文(Francis Darwin)各自为他们的父亲编写的传记以及德拉坡的《科学与宗教冲突史》和怀特的《基督教国家的科学与宗教的战争史》广为流传。
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对这一广为流传的“英雄故事”持怀疑态度。因为除了格林的信之外它主要依据的是事发多年之后的回忆，而且那时达尔文学说已经得到许多新事实的支持并为多数人所接受。另一方面，上述材料几乎都来自赫胥黎的同情者和赞成进化论的人们，其客观性和公正性令人怀疑。([7],p.314)
　　三、另一幅图景：是赫胥黎还是胡克反驳了威尔伯福斯？
当时的报刊是如何报道这场争论的？穆尔引用怀特的话说，“当时没有伦敦的任何一家日报对这场著名的冲突曾经进行过报道，就连周刊上提及这场争论的很少几篇的评论也没有表现出赫胥黎的反驳所产生的影响。”([2],p.61)《雅典娜》周刊分别于1860年6月30日、7月7日和7月14日报道了这场争论。《杰克逊牛津杂志》也于同年7月7日刊登了有关这场争论的文章。卢卡斯分析认为，虽然这些报道在细节上有一定的出入，但是“这些当时在场的记者既没有这些惊人之语，也没有特别提到它们所产生的极大影响。”（转自[5],315）《雅典娜》的一篇文章说，“在知识界的争论中，这位牛津的主教已出了名，而惠威尔博士，塔尔博特爵士、塞奇威克教授，克劳福特先生和赫胥黎教授都认为他值得攻击……在这场论战中，他（威氏——本文作者注）得到了欧文教授、布劳迪爵士、道本尼博士以及聚集在牛津的大多数最优秀的博物学家的支持。”（转自[5],316）
吉莱分析说，《雅典娜》的报道把更多的篇幅给予了胡克而不是赫胥黎([6],p.337)，暗示胡克才是那场争论中的关键人物。胡克在写给达尔文的信中说：“赫胥黎令人敬佩地应战了，他转向桌子，但他面对如此众多的听众说不出话，也不能驾驭听众，他没有抓住山姆（威氏——本文作者注）的弱点，也没能说一些得体的话赢得听众。争论变得白热化，布劳斯特太太昏倒了……我做好了应战的准备。”（转自[5],
【编者按】.315-316）显然，在胡克看来，是他真正地反驳了那位主教。达尔文给胡克的回信中也说：“如果当时我的身体足够好的话，同你一起漫步牛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更使我喜欢的是能听你击败主教。”([8],p.109)法拉尔(Canon Farrar)在写给列奥纳多·赫胥黎的信中也回忆说“除了胡克之外没有人对他的反驳提出任何真正有价值的论点。”（转自[5],p.327）教会史学家查德威克也持有类似的观点。([9],p.11)
卢卡斯甚至推测认为，广为流传的激烈对峙很可能没有发生或至少不像传说那样尖锐。他分析说，“当《威尔伯福斯传》第二卷援引赫胥黎说过‘我宁愿有一个与猿有血缘关系的祖先，也不愿意与一个主教有任何联系’这句话时，他本人极力否认，并且在第三卷的《勘误表》中根据赫胥黎的建议改为‘要是我必须在猿与一个利用他的雄辩能力压制科学观点的人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前者。’”([5],p.326)赫胥黎在写给达斯特(Dyster)的信（1860年9月9日）中也说：“我认真地听了这位主教的发言。除了关于祖先的问题上涉及到我的观点之外，从他的发言中我没发现有任何新事实或新观点。他的发言没有涉及我本人，但我准备着就这一问题与他辩论。如果那时针对我提出这一问题，我会说我宁愿有一个可怜的猿作祖父，也不愿有那么一位天赋极高和影响力很大，却只是将其用于讥讽严肃的科学讨论的人作祖父，我会豪不犹豫地选择猿。”（转自[5],p.326）卢卡斯认为，“赫胥黎在上述信中用了‘如果……我会说我宁愿……’的虚拟语气句型，这似乎在告诉人们，那位主教也许没有对赫胥黎进行过人身攻击。”([5],p.326)
法拉尔写给列奥纳多·赫胥黎的信（1899年6月12日）也支持卢卡斯的后一种推测：“他（威氏——本文作者注）的话被你错误地引用了（你的父亲也反对这样），他们既没有粗俗的表现和蛮横的举止，也没有人身攻击。他只是毫不留情地争辩了鸟类中的物种不变性，然后否定了人是从猿变来的。在措辞上他唤起了情感的帮助，并说（如果不是原话，我发誓他的话的意思和句型是这样）：‘如果任何人同意他的祖父与猿有血缘关系，那么他必须同意他的祖母一方同样与猿有血缘关系。’（你知道）这种贬低妇女为灵长类动物的说法激起了人们的反感。”([5],p.327)如果法拉尔的说法可靠的话，这位主教很可能是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形式提出类似问题的，从而与他的传记中的记述相吻合。
　　四、威尔伯福斯的批评与赫胥黎的捍卫
关于威氏卷入这场争论的原因，一些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丹皮尔认为，威氏反对达尔文学说是为了“维护正统的教义”。([1],p.377)卢卡斯则强调他身为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副会长，除了精通数学外对地质学和鸟类有一定的研究。([10],p.296)前者暗示这位主教代表宗教界来压制达尔文学说，以外行的讽刺和谩骂来代替学术讨论；后者则暗示他虽算不上是该领域的知名专家，但是在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当时并非对这一议题没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