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过以上分析，鲍勒试图表明，非达尔文的思想来源在19世纪进化思想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达尔文主义反而没有代表19世纪进化思想的主题。那么第二个观念转变是如何产生的呢？孟德尔遗传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鲍勒认为，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可信度在当时并不是因为遗传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受到损害的，因为自然选择没有颗粒式遗传的概念也行。所以，弗莱明•詹金（Fleeming Jenkin）从“混合式遗传”的角度对自然选择理论的质疑并不是致命的。事实上，生物统计学派的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使用前孟德尔时期的遗传概念同样创造出了切实可行的自然选择模型。因此，孟德尔遗传学的出现之所以被看作进化论历史上重要的一幕，不是因为它用颗粒式遗传代替了达尔文的“泛生论”所支持的混合式遗传。鲍勒认为这是因为它摆脱了遗传问题和胚胎发育的古老纠缠，从而打破了发育和进化之间的类比。特征在世代间的传递和特征在个体中的发生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这在现在看来理所当然，但是在遗传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之前，这两个过程一直是纠缠在一起的。孟德尔遗传学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只限制在特征如何在世代间传递上，而不涉及特征怎样在个体中逐渐发生，后者这个更加复杂的过程是胚胎学研究的范围。 当然，孟德尔遗传学提供了达尔文所需要的“硬遗传”概念，亦即特征在世代间的传递不受父母后天“获得”的性状的影响，这构成了对拉马克式的“软遗传”的致命打击。但是对拉马克式机制的反对并不自动意味着对自然选择机制的承认。早期孟德尔主义者不仅不认为自己填补了进化论的空白，反而坚决反对达尔文的选择理论，因为他们认为内在的“突变压力”才是进化的动力。当时没有人意识到遗传学最终会使得自然选择受到欢迎。因此，在鲍勒看来，正统历史对两者关系的描述是令人误解的，孟德尔遗传学决不是从属于达尔文进化论的。
在另一方面，通过只关注群体中的统计学现象，生物统计学派也将发育问题从进化论中分离了出来。他们坚持“硬遗传”概念，摆脱了重演律固有的目的论对进化思想的控制。鲍勒认为，孟德尔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派，是世纪交替时生物学最具革命性的进展。最终群体遗传学综合了这两个进展，成为“进化论综合”的基础，它们一起彻底消解了进化的“发育”模型，破坏了“进化是一个有目的的过程”的信仰，从而完成了进化论历史中的第二个观念转变。在鲍勒看来，孟德尔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都表态要接受“硬遗传”的概念，这与“遗传决定论”（hereditarianism）的社会政策在西方世界的盛行相平行。这个事实提醒我们，第二个观念转变不仅需要科学内部研究传统的转换，还发生在一个更广泛的社会价值的背景之中。
四
鲍勒对进化论史中这两个观念转变的重建揭示了传统“达尔文革命”形象的不“自然”。那么，它是如何人为地产生的呢？鲍勒以下的分析表明：“达尔文革命”的图像是被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力量刻画出来的。
首要的力量来自于“达尔文产业”（Darwinian Industry）。“达尔文产业”兴起于1959年为纪念《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所进行的相关研究。著名的生物学家德•贝尔（Sir Gavin De Beer），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和迈尔开始对达尔文思想的发展产生兴趣。其中，德•贝尔和史密斯对现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达尔文档案特别关注。他们和其他人一起陆续编辑出版了《起源》的集注本和导读、各种笔记 、阅读批注、《起源》的原稿，重印了他的不太著名的著作和论文。他们不仅出版了达尔文的通信选集，还计划出版他从1821年到1882年所有的通信。 基于这些原始文献的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1982年为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世界各地都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围绕达尔文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商业，出现了各种普及读物和电视系列片。然而，是否所有关于达尔文的研究都属于“达尔文产业”呢？鲍勒认为不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个词特指的是辉格史式的研究。“辉格史”的编史方法是从现在确立的科学“真理”出发，在历史中挑出一个发展的主线，不符合这条主线的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扭曲以适合这个发展的线索，最终不可避免地达到现代科学所站立的位置。运用这种方法，正统科学史制造了很多神话以及神话中的英雄。几乎所有的现代文明都用关于自己起源的神话来使其成员所假设的特权地位合法化，在这一点上，科学共同体也不例外。现代达尔文主义者在编史学上达成了一致：进化论史本质上就是达尔文主义的历史。但是，这个结论忽视了如下的重要事实：不仅当时自然选择机制没有被科学界接受，而且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也没有被达尔文主义所统治。虽然辉格史回避了非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所扮演的角色，鲍勒认为，专业科学史家要学会从神话的正面瞥见更为复杂的现实。
第二种力量来自于科学和宗教“处于战争之中”的形象，这两个东西被认为代表了完全对立的价值体系。鲍勒指出这个形象是被德雷珀（J.W.Draper）1874年的著作和怀特（A.D.White）1896年的著作强烈促成的。因为他们两人都将科学看成是将传统宗教所鼓励的迷信和无知赶走的重要动力，所以宗教和科学的敌对形象将更加突出科学的胜利。在以这个形象为基础的编史传统中，进化论的出现是科学理性主义和唯物论导向的世界观取得胜利的重要步骤。《起源》引起的争论被描述成高度分化的两极。一个例子就是“达尔文的斗犬”T. H. 赫胥黎和牛津的大主教威尔伯福斯在1860年的大辩论。尽管当时的辩论并没有决出胜负，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和科学家还是把这场辩论漫画化，认为达尔文进化论在赫胥黎的雄辩之下大获全胜。由此可见，那些欢迎科学战胜宗教的人（包括一部分现代达尔文主义者）一厢情愿地希望科学的胜利是一举获得的。这种非此即彼的区分使得代表调和立场的非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消失在其间。
第三种力量来自于那些对达尔文主义不满的人，他们认为达尔文主义是唯物论的典型。在这些人当中，最为突出的是拉马克主义的支持者，他们针对达尔文的神话，构造了拉马克的“反神话”。对他们来说，达尔文主义之所以获得中心地位，只是因为它符合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很多科学家的唯物论偏见，因此他们把达尔文主义刻画为教条权威，不允许其它机制的挑战；而拉马克主义则被看作是失去的理想，被达尔文主义褊狭的唯物论所践踏。结果，这些拉马克主义的支持者强化了“达尔文主义已经在19世纪末期统治了科学”的解释。他们忽视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的机制曾经很盛行，也没有认识到早期的遗传学家拒绝和达尔文主义者联手的事实。另外一些对达尔文主义的唯物论含义感到不满的历史学家也夸大其成功，将达尔文描绘成在19世纪思想中逐渐得势的唯物论的典型。在他们看来，现代世界的道德混乱是从唯物论的土壤中长出的苦果，这导致他们认为，达尔文主义的唯物论在19世纪的胜利可以为现代困境提供干净利索的解释。虽然这第三种力量本质上与前两种力量相反，忽视非达尔文进化论的原因也不同，但是它们一起在“达尔文主义早就胜利”的假设中达成了共识。
五
通过《非达尔文革命》，鲍勒对“达尔文革命”的正统解释提出了质疑，这种怀疑态度在他的诸多著作中是一以贯之的。达尔文的“英雄”形象掩盖了历史的复杂性，通过对这种形象的反驳，鲍勒重现了“进步”的观念在19世纪思想史中的连续性。“进步”的观念是19世纪进化论发展的线索，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对这条主线构成了威胁，但远远没有阻断它发展的进程。因此，“达尔文革命”的正统形象导致了两个主要后果：首先，忽视了19世纪盛行的进步主义对进化论历史的作用；其次，进步主义所占据的优势地位被唯物论和反目的论所取代的原因也被简单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进步”观念和进化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重建进化论发展的历史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种研究也是理解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必由之路。
不过，我认为仍旧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鲍勒把现代达尔文主义处理为一个均一的理论，这掩盖了它内部存在的分歧，关于“进化性进步”（evolutionary progress）的现代争论发生在“综合理论”的框架之内，并且仍在继续。其次，关于第二个观念的转变，我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对“进化论综合”还是非常重要的，两者连接的环节就是以皮尔森为代表的生物统计学派。鲍勒的论证只是表明孟德尔遗传学不是自然选择理论和“综合理论”的连接点，但是生物统计学派在这两者之间所构成的连接仍是不容忽视的。
尽管如此，鲍勒在展现“进步”的观念在历史中的连续性以及进化论的历史不等于达尔文主义的历史等方面仍是非常成功的。鲍勒曾告诫说，不要对他在《孟德尔革命》〔7〕中的用词太当真，“孟德尔革命”的概念只是被用来表明从《起源》引起的争论到现代进化论的产生之间，一个非常重大的概念转变是必要的。同样，我们也不用对“非达尔文革命”这个概念太当真，尤其是那些容易被触怒的人。问题的关键是要关注鲍勒通过这个概念想要表明什么。对达尔文过度的专注所造成的后果已经被鲍勒揭示了出来，历史的复杂性和连续性拒绝一个人的独角戏，也拒绝相连时期的判然区别。进化论的历史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鲍勒认为：“历史不是一个关于过去事件的客观的编年史，它是其观点受当前立场决定的那些人所作出的一个解释。”〔8〕 这表明历史学家在处理自己的先入之见时应该备加小心。对鲍勒来说，在考察思想观念的发展时，历史学家关于一个科学理论对错与否的先入之见对编史的影响是应该而且可以避免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辉格史的局限性可能被超越。
参考文献
〔1〕 〔4〕 Mayr, E. Toward a New Philosophy of Biolog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6－198, 96.
〔2〕 〔6〕 〔8〕 Bowler, P J. The Non-Darwinian Revolution: Reinterpreting a Historical Myth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3, 14, 16.
〔3〕 Chambers, R.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M〕. Vestiges and the Debate before Darwin （Lynch, J M. ed.） Vol.7. Bristol：Thoemmes Press, 2000.
〔5〕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171-172.
〔7〕 Bowler, P J. The Mendelian Revolution: The Emergence of Hereditarian Concepts in Modern Science and Society 〔M〕.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