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非达尔文革命”的概念，鲍勒对“达尔文革命”的正统形象提出了质疑。鲍勒认为：达尔文主义不是19世纪进化论的主题；现代“综合理论”的产生相对独立于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因此进化论的历史不等于达尔文主义的历史。鲍勒对进化论历史的重建表明，以“发育”模型为基础的进化论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进步”的观念是这种“非达尔文”进化论发展的线索，《物种起源》的出版并没有阻断这个发展过程。由此鲍勒重现了“进步”的观念在19世纪的连续性。对“进步”观念和进化思想之间关系的考察，不仅对于重建进化论发展的历史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也是理解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非达尔文革命；“进步”观念；自然选择；“发育”模型

Abstract: Through the concept of “Non-Darwinian Revolution”, Peter J.Bowler questions the orthodox image of “Darwinian Revolution”. Bowler suggests that Darwin’s theory should be seen as the central theme in nineteenth-century evolutionism, and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ynthetic theory could be seen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f the doctrine of “natural selection” Darwin propos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ism by Bowler shows that evolutionism based on the model of “development” dominated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nd the evolutionism in question was grounded in the idea of “progress”. Thus Bowler displays the continuit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history. Not only i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dea of “progress” and the thought of evolution indispensabl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ism, but it is also a key to understanding our modern world.
Key words: Non-Darwinian Revolution; the Idea of “Progress”; Natural Selection; the Model of “Development”


彼特•鲍勒（Peter J. Bowler）是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的科学史家，他对进化论的历史所做的研究已经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兴趣。在《非达尔文革命——重新解释一个历史神话》中，鲍勒对“达尔文革命”的正统形象提出了质疑。鲍勒论证说：达尔文主义不是19世纪进化论的主题，现代“综合理论”的产生也相对独立于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因此进化思想的发展线索与通常所理解的不同。本文将通过考察鲍勒的主要论点和论据，试图阐明他所提出的“非达尔文革命”的含义及其存在的问题。本文还试图表明，鲍勒对进化论历史的重建显示了“进步”的观念在19世纪进化思想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对“进步”观念和进化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理解进化论的历史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一
在展示鲍勒的论点之前，首先要做必要的概念澄清：当我们说“达尔文进化论”时，指的到底是什么？“达尔文主义”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的理解中，又有什么区别？
迈尔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它可以分成五个部分：1，进化是事实；2，共同祖先；3，渐进主义；4，物种多样性（multiplication of species）；5，自然选择。其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即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首要机制，是通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间的“进化论综合”被确立的。这次综合的产物，被称作进化论的“综合理论”，坚持这个理论的生物学家即为现代达尔文主义者。
“达尔文主义”这个词也有很多种意思。在达尔文的时代，这个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仅仅是相信进化的真实性，或许还承认人类是类人猿的后裔。但在一个现代生物学家使用达尔文主义的时候，他指的完全就是自然选择。〔1〕这也是鲍勒在《非达尔文革命》中所坚持的用法。当鲍勒说“非达尔文”时，他指的就是没有把自然选择当作进化的首要机制。
在迈尔等人的理解中，达尔文进化论的五个部分是在1859年到1939年的80年间被逐渐接受的，这构成了一场完整的“达尔文革命”。尽管现代达尔文主义者承认“达尔文革命”不是一蹴而就，但仍旧认为1859年《物种起源》的出版是区分前后两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达尔文正是将人类精神从宗教束缚和目的论的古老迷阵中解放出来的那个人。洛伦•埃斯雷（Loren Eiseley）在《达尔文的世纪》中试图表明，现代达尔文主义像是一张终于完成了的大拼图，达尔文当年已经摆好了大部分，只剩下少数空白留待后人完成。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压力（或动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遗传学研究的突破，孟德尔遗传学 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从而最终完成了达尔文所开创的革命。〔2〕
在鲍勒看来，这种以达尔文为中心的进化论史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好像进化论的历史就是后人为达尔文所提出的进化论作注解的历史。鲍勒在《非达尔文革命》这本书中通过提出一个“非达尔文革命”的概念，试图对这个正统形象进行反驳。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用观念上的两个转变来指称进化论历史中的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个转变是以物种是可变的来代替特创论（creationism）所坚持的物种固定不变，从而承认生命是进化的这个基本事实；第二个转变是接受自然选择是进化的首要机制，并且认可它对传统目的论的反驳。
鲍勒认为，《起源》的发表在较短的时间内促成了第一个观念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构成了一场革命，因为“物种转变”拒斥了特创论的某些关键内容。但是，在这场革命中，达尔文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并没有接受他的自然选择理论，控制后达尔文时代的是伪达尔文主义和反达尔文主义。而在传统上被认为受达尔文影响巨大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其实充斥的仍是前达尔文时期的进化思想。因此，达尔文主义实质上不是19世纪进化论的主题。达尔文同时代的人普遍接受了“物种转变”这个观念，但是这个观念的确立，发生在进化的“发育”模型的统治之下，也就是说，用个体发育和生命进化之间的类比来理解进化这个基本事实。通过这个模型，他们成功地保留了目的论的观点，并且使之得以现代化。这个本质上是非达尔文的模型与19世纪盛行的进步主义世界观相一致。鲍勒用“非达尔文革命”这个词来指称这个观念转变，试图表明，在达尔文自己的时代，他促成的是一场“非达尔文革命”。
对于第二个观念转变，鲍勒认为以埃斯雷为代表的解释误解了孟德尔遗传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关系。孟德尔遗传学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填补了达尔文理论的空白，在“综合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是群体遗传学；而是因为，通过表明个体发育不是理解进化的合适模型，它削弱了非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从而削弱了进步主义世界观。孟德尔遗传学和20世纪早期西方思想的其他转变一起，最终破坏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进化论对“进步”的信仰。在这个基础上，自然选择理论在“进化论综合”的过程中，作为进化的首要机制被确立起来。达尔文本人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在“进化论综合”的奠基者们那里只是残存的记忆，如果说这些记忆对“综合理论”的产生起了任何作用的话，那么，它也只不过是众多力量中的一个。因此，使“达尔文革命”最终完成的力量不是由《起源》直接引发的。
从鲍勒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达尔文所促成的第一个观念转变，作为一场革命，是有限的和不彻底的，因为物种转变的观念很容易和目的论的体系相调和。而在代表“达尔文革命”最终完成的第二个观念转变中，达尔文本人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鲍勒的观点无疑会激起一些人的非议，因此，他必须提供具体论据来为自己辩护。

二
关于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在80年间未被广泛接受，这基本上已经成为共识。在现代达尔文主义那里备受推崇的自然选择机制，在“进化论综合”完成之前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生物学家们热衷于寻找其他的机制来解释进化是如何发生的。虽然达尔文发现了现代生物学家所赞同的解释机制，但是，在达尔文向他的同时代人介绍这个机制时，他显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那么，这个阻力来自何处呢？如果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首要机制没有被接受，我们就要找到背后的真正原因。
鲍勒提出了两个不同的模型：达尔文模型和非达尔文模型。达尔文模型具有以下要点：进化是分支和不规则的；变异由随机变化产生，使个体发育转换到新的方向；相关形式的类似是因为从一个共同祖先而来。相比较，在非达尔文模型中，进化是有秩序、分等级和预先决定的；变异通过个体发育阶段的添加而来；“相关”形式的类似是因为多条分离的线路独立达到了发育的相同阶段。
鲍勒认为，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是非达尔文模型的早期代表。钱伯斯在《创世的自然史的遗迹》〔3〕中声称，在进步的法则控制之下，在时间的进程中，孕育时间的延长使个体发育添加上额外的阶段，从而转变为生命的更高形式。这个非达尔文模型的精髓是个体发育和生命进化之间的一个类比，就像个体胚胎有秩序地一步步达到完善的成体一样，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也是目标导向、逐渐进步的。当时对人类胚胎发育过程的研究和化石在不同地层中的分布被认为确证了这个类比。人的胚胎发育“重演”了从无脊椎动物，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最终到人的过程。在这个非达尔文的模型中，进化是生命的伟大行进，是有目的地向着更高等级迈进的结果。而在达尔文模型中，自然选择的“材料”是随机产生的变异，与预先设定的目的性因素没有任何关系。达尔文自己对选择的定义非常简单：自然选择就是对有利的变异的保留和对有害的变异的拒斥。像“最适者生存”一样，这很容易招致同义反复的指责。现代进化论者认为一个经验的概念可以避免这样的指责，例如，迈尔以这种方式来定义选择，他说“选择就是这个事实：在每一个世代中，一对父母的成千上万的后代中的少数个体，因为恰巧具有在它们一生中遇到的一套环境条件下对它们来说是有利的特征组合，所以生存下来和能够繁殖”。〔4〕 达尔文主义对变异随机性以及选择是群体中的统计学事件的强调，清楚地表明了自然选择机制对目的论的反驳。鲍勒认为这是自然选择机制面对的最主要的阻力。这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的，达尔文最使人烦恼的不是物种转变的观念或是人类可能起源于猿类，而是自然选择理论的涵义对古老的目的论的反驳，对于他的同时代的人来说，这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缺少了特定的目标，不管这目标存在于上帝之处还是自然之中，“进化”、“发展”和“进步”这些词都失去了意义，都意味着一种自相矛盾。〔5〕
《起源》的发表并没有使达尔文的同时代人接受他的进化论的要旨。达尔文的理论只是一种催化剂，促使物种转变的观点在一个本质上是非达尔文的模型中得以确立。19世纪后期的生物学家实质上采纳的仍旧是非达尔文的模型：不管是个体内在的完善的倾向，还是面对环境压力所产生的应对，都是对个体发育阶段的添加，从而攀升到更高的等级。即使他们承认达尔文模型中的分支的存在，他们也把这些分支处理为通向人类的主干 之外的微不足道的变异，或者处理为只是为了把早期形式保留到现在的渠道。鲍勒把那些自诩为达尔文主义者、但同时却坚持个体发育和生命进化之间的类比的人称为“伪达尔文主义者”，而把那些提出各种各样的其它机制、公开反对达尔文主义的人称作“反达尔文主义者”。这两类人都坚持线性进化、重演律和拉马克主义的结合，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运用“发育和进化”来进行类比的方式上：前者虽然承认分支和共同祖先，但削弱分支的意义；后者，如爱德华•库普（Edward Drinker Cope），则明显采用以上非达尔文模型的平行进化观点。进化的一般观念就这样在非达尔文的概念框架下进入了后达尔文时期的生物学研究。
按照传统“达尔文革命”的形象，达尔文不仅改造了生物学，而且还影响了人类学和社会学，进而也影响了一般的社会思潮。鲍勒对人类进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在这个领域，非达尔文的观念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占据着统治地位，这补充了其他人从对人类学史的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就是，文化进化的观念是独立于达尔文而产生的。在这些人类学家看来，所有种族沿着同一个文化阶段模式前进，现代的“原始人”是文化发展的延缓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