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10月，他返回英国，随后定居伦敦。在英国的科学界，他不仅有昔日剑桥老师们的扶持，赖尔也主动当起了他的庇护人。在赖尔的引荐和陪同下，他成为在数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家中举办的科学界上层社会的沙龙的常客。在休厄尔的推荐下，他出任了地质学会秘书一职。借助剑桥的私人关系网，他获得了政府的科研资助，不仅可以出版他在贝格尔号上的游记，而且可以分类、鉴定和整理他带回国的化石和动植物标本，编辑出版一套航行期间的动物志。此时的伦敦，唯物主义和进化论开始在医学界和激进的博物学家中传播，借此反对物种不变、上帝创造物种的教条。这些思想在社会中也被广泛宣传，为工人阶级的各种激进主义思潮所吸收，以此反对政教合一、等级制和庇护制，并要求进一步的议会改革，推动民主进程等等。在编写动物志的过程中，达尔文拒绝了格兰特的帮助，把昔日爱丁堡大学的老师排除在外。此时，格兰特已在伦敦大学任教，因支持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宣扬唯物主义和拉马克主义而受到教士科学家们的排挤和攻击，在科学界逐渐丧失了学术地位，日益边缘化，贫困而终。达尔文的这一举动表明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早已在政治上成熟了，坚决地要和格兰特划清界限。多年之后，1876年，67岁的达尔文依旧在自传中撒谎，宣称格兰特和自己的祖父从未对他的思想有过丝毫的影响。
然而，达尔文在私人生活中，却深深陷入了一个主要由兄长伊拉斯谟、兄长的女友文学家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以及表兄、语文学家亨斯雷（Hensleigh Wedgwood）等人组成的在宗教和政治上持激进主义立场的中产阶级小圈子。兄长伊拉斯谟是无神论者，马蒂诺和亨斯雷则是非国教徒，信奉唯一神论。激进的唯一神论相信自然是依照上帝制定的法则和规律运行，永恒不变，可以预测。同时，自然处于永恒地向上运动之中，而生命则在持续地自我发展，不断地走向完善。所以，在社会中人必须自助，依靠个人能力，通过自由竞争，获得世俗的成功，展现上帝的荣耀。他们还都是马尔萨斯式的辉格党人，要求实施新济贫法，推动自由贸易和竞争，发展工商业，通过制定法律来推动社会改革。在他们看来，不仅自然依照法则运行，社会也必须按照法律来治理，社会和自然最终都将符合他们的理性设计。从他们那里，达尔文不仅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还培育了他对自然的想象。
同时，在伦敦的科学界，由一批数理科学家掀起了一股以自然法则代替超自然的奇迹的思潮。辉格党人、数学家巴贝奇用上帝制定自然法则来代替上帝的直接干预，提出一种升级版本的设计论证明。而天文学家赫歇尔（Johan Frederic William Herschel）也在写给赖尔的信中，指出新物种的形成必须像地质过程一样，用自然原因来解释，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赫歇尔是当时英国科学界公认的领袖，他的书信通过赖尔被广泛传阅和转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过，赫歇尔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物种形成的机制，更没有去设想物种转变的可能。毕竟，物种转变的理论和无神论、拉马克主义、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是巴贝奇、赫歇尔和赖尔等人绝不能接受的。在伦敦的私人生活圈和科学社交界的影响下，达尔文逐渐远离了他昔日剑桥的老师们，放弃上帝直接创造物种的教条，转而思考用自然规律来解释新物种的形成。然而，他和所有这些科学绅士们（Gentlemen of Science）有所不同。他家庭中的无神论传统、祖父的进化论、格兰特的拉马克主义对他的影响，使他在寻求物种形成原因的思考中比这些人走的更远。物种转变的可能性不断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而古尔德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鸟的分类工作，最终使他接受了物种转变的理论。他清楚地知道进化论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意义，十分明白如果公开自己的思想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无论他所隶属的剑桥或者伦敦的科学界都不会支持他，而只会批驳、谴责和辱骂，“魔鬼的牧师”将会是他唯一的归宿。他不得不把思想埋藏在心底，在公共生活中把自己伪装起来，同科学界的同仁们虚与逶迤、保持沉默。他时常想到伽利略的命运，并以此警诫自己。巨大的精神压力、双重的生活给他的身体带来了痛苦，患上缠绕终身、医学上始终原因不明的胃痛、恶心和呕吐。
在转变为进化论者之后，达尔文的生活中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1838年10月提出自然选择理论的雏形，1842年9月逃离伦敦隐居达温宅、1858年6月的华莱士事件、1859年11月《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等等。它们早已是科学史教科书上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这些事件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例如：自然选择理论是如何社会建构的？达尔文是怎样转向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人猿同祖是进化论的必然结论，它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意义，以及达尔文在发展和传播自己理论的过程中对此是如何处理的？隐居达温宅期间，达尔文和科学界之间的联系，及其对自然选择理论发展的影响？达尔文的乡绅－教士式的生活方式如何影响了他在不同社会处境中对宗教的态度？华莱士事件有什么样的社会史意义？为何《物种起源》一书能在中期的维多利亚英国社会获得成功？此时的科学界与早期的维多利亚英国的科学界有何不同，达尔文在这些变迁中起了什么作用？达尔文为何一直修改《物种起源》一书，共有六版之多，他为何最终放弃了将自然选择理论作为解释物种转变的唯一机制？自然选择理论和维多利亚时期的进化论之间是什么关系？对此，达尔文和支持达尔文主义的其他科学家之间有哪些分歧，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分歧？达尔文死后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这作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标志，其中蕴涵着什么意义？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达尔文》一书关注的重点，并希望借助详尽的叙述给出解释。讨论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篇幅的许可，所以在这里只是把它们提出来，读者可以到《达尔文》一书中寻找作者的解答。
3 编史学评价和小结
《达尔文》一书的研究视角不同于以往的达尔文传记。从一开始，它就致力于“提出棘手的问题，考察利益和动机，将科学家刻画为他自身时代的产物，描绘一位在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斗争的人。”（[1], xviii页）它分析达尔文的家庭背景、他在科学界的地位、他的社会角色和他的政治立场，考察它们之间存在的种种冲突，以及这些因素对达尔文科学思想的发展和他的社会行为方式的影响。它的目的是要把自然选择理论放回到19世纪马尔萨斯式的、自由放任的、辉格党的英国社会之中，展现为社会建构的产物，表明达尔文主义从来都是来自社会的，不存在作为科学理论的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的截然两分。由于达尔文的书信和笔记被完善地保存下来，科学史家已经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和诸多细节，重建他的自然选择理论甚至具体细微到每天的发展。德斯蒙德和穆尔在充分占有这些史料的基础上，将其娴熟地应用于《达尔文》一书的历史叙事中，把达尔文的科学和生活结合在一起，完美地实现了他们的初衷。可以说，它是一幅将达尔文的生活描绘得细致入微的社会画卷，它将分散为各个细节的历史事实编织到一幅完整的图画里，使尘封在历史中的真相明朗化。
《达尔文》一书出版前后，还相继出版了鲍勒（Peter Bowler）的《查尔斯•达尔文：这个人和他的影响》(Charles Darwin: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14]和布朗（Janet Browne）的两卷本的《查尔斯•达尔文：旅行》(Charles Darwin: Voyaging)[15]和《查尔斯•达尔文：地位的力量》(Charles Darwin: The Power of Place)[16]。总体而言，这些传记都接受社会建构论的史学思想，强调在历史叙事中将达尔文放回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语境之中，在关于达尔文的形象、自然选择理论和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建构等重要的历史问题上的见解基本一致。鲍勒是研究非达尔文进化论的权威，而非熟悉达尔文档案的专家，他这部1990年首版的达尔文传记仅有250页，适合作为了解达尔文的入门教材。布朗是《查尔斯•达尔文书信全集》一书的编者之一。她的巨著比起德斯蒙德和穆尔的《达尔文》一书，史料更为充分，叙述也更加细致，但在社会政治语境分析的力度上则稍逊一筹。相比之下，她写的达尔文传记的第二卷更为重要。《查尔斯•达尔文：地位的力量》一书对于想深入了解《物种起源》发表之后，达尔文的科学研究和生活的研究者来说是首选之作。
参考文献
1 Desmond A ,Moors J. Darwin [M].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Inc, 1994.
2 Barlow N,（ed）. Charles Darwin's Diary of the Voyage of H.M.S. “Beagl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
3 Barlow N, (ed). Charles Darwin and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M]. London: Pilot Press, 1945.
4 Barlow N, ed.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the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M]. London: Collins, 1958.
5 （英）达尔文. 达尔文自传与书信集[A]. 达尔文进化论全集[C]. 第1卷. 叶笃庄, 孟光裕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其中收录的《自传》被删去近四分之一的篇幅，绝大部分达尔文关于宗教的自白和有关亲友的评价都已经被删除，书信往往也是摘录，并不完整。该书美化达尔文的形象及其科学研究活动，投合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科学界推崇的归纳方法，在当时成为一本标准的达尔文的圣徒传记（Anglophile），并在此后的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中，一直维持着其权威地位。不过，对于即将兴起的达尔文研究来说，它的地位和史料价值将日渐衰落。
6 Irvine W. Apes, Angels & Victorians : the Story of Darwin, Huxley, and Evolution [M]. Lanham, MD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7 Beer G D. Charles Darwin [M]. London: Collins, 1962.
这些文学传记数量很多，不过它们多是人云亦云。影片则以BBC的传记片最为有名。详情可见参考文献[11]第220—221页和[13]第176—177页。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中央电视台曾经译制放映过BBC的传记片，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8 Ruse M.. The Darwin Industry—A Critical Evaluation [J]. History of Science, 1974，xii : 43－48.
9 Ospovat D. The Development of Darwin'sTheory : Natural History, Natural Theology, and Natural Selection, 1838－1859 [M].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0 Kohn D (ed). The Darwinian Heritage [M].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笔者未能在国内找到这3种原始史料，关于它们的整理、编辑和出版情况可见参考文献 [1]第xix—xx页、[10]第2—4页、[11]第 218 — 220页和[13]第175—176页。
11 Ruse M. The Darwin Industry: A Guide [J]. Victorian Studies, 1996, 38(4): 217－235.
12 柯遵科. 达尔文研究中的编史学变迁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7, 29(6): 72－77.
13 Colp J R. Charles Darwin’s Past and Future Biographies [J]. History of Science, 1989， xxvii: 167－197.
14 Bowler P. Charles Darwin: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 Browne J. Charles Darwin: Voyaging. Volume 1 of a Biography [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5.
16 Browne J. Charles Darwin: The Power of Place. Volume 2 of a Biography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