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简要介绍了达尔文研究的历史发展，评述了《达尔文》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讨论了该书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并指出《达尔文》一书在达尔文产业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意义。
关键词 《达尔文》 达尔文研究 达尔文产业 社会建构论 语境论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briefly the development of Darwinian Studies, comments on Darwin, retells the story of early part of Darwin’s life in this book, and gives some questions for advance reading.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historiography in Darwin, and evaluated its place in Darwin Industry.

Key Words: Darwin, Darwinian Studies, Darwin Industry, Social Constructivism, Contextualism

德斯蒙德（Adrian Desmond）与穆尔（James Moore）合著的《达尔文》（Darwin）[1]一书是达尔文产业中涌现出来的第一本全新的达尔文传记。穆尔是研究与达尔文相关的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权威，德斯蒙德则以对进化论的社会政治语境分析而著称。该书以社会建构论为编史学的指导思想，用传记的体裁将历史语境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将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展现为社会建构的产物。该书在达尔文产业中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要具体评述这样一本著作，首先须简略回顾一下达尔文研究的发展。

1 达尔文研究的演进

学界通常把达尔文研究的开端追溯到达尔文的孙女巴洛（Nora Barlow）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对达尔文著作的编辑工作。她于1933年出版《达尔文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日记》（Charles Darwin's Diary of the Voyage of H.M.S. “Beagle”）[2]一书。1945年出版《查尔斯•达尔文和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Charles Darwin and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3]一书，收录了达尔文在旅行期间的书信和笔记。1958年编辑出版《达尔文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the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4]的未删节版，为理解达尔文的宗教观点、私人生活以及和科学界的关系提供了历史研究的起点。1887年由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Francis Darwin）编辑出版的三卷本的《达尔文生平和书信集》（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5]毕竟有过多的删改 。
　20世纪30、40年代，综合进化论逐渐在生物学界获得主导地位，自然选择理论也开始被生物学家普遍接受，一批生物学家从自身专业的需要出发，从事和达尔文相关的历史研究。此时，美国的科学史学科正处于初创阶段，一些历史学家受科学界重新尊奉达尔文这一风气的影响，也开始关注和达尔文相关的历史研究。1959年是达尔文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暨《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在此前后涌现出一批历史研究文章和专著。它们主要集中于思想史领域，由生物学家主导了历史研究的方向和评判标准。其中，较重要的传记有埃尔文（William Irvine）在1955年出版的《猿猴、天使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达尔文、赫胥黎和进化论的故事》（Apes, Angels and Victorians: The Story of Darwin, Huxley, and Evolution）[6]和比尔（Gavin de Beer）在1962年出版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7]两部书，前者对于读者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活动的社会环境会有所帮助，然而其中关于达尔文的很多描写和评价失之偏颇；后者则侧重于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并不关注他的生活，对他个人的描绘未脱科学家的圣徒传记的窠臼。
　 自6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科学史职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投身于达尔文研究中。剑桥大学图书馆也开放了保存的达尔文档案（Darwin Archive），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以此为基础的达尔文研究迅猛发展，成长为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其影响逐渐扩展到社会之中，出现了一大批关于达尔文的文学传记和影片 。某些历史学家将此种繁荣景象戏称为“达尔文产业（Darwin Industry）”[8]，这一称谓迅即被科学史学界广泛接受，用来指称和达尔文相关的历史研究。在此期间，对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史研究继续深入，同时受杨（Robert Young）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影响，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也逐渐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并将它整合到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之中。1981年，奥斯波瓦特（Dov Ospovat）出版《达尔文理论的发展：博物学、自然神学和自然选择 1838—1859》（The Development of Darwin’s Theory: Natural History, Natural Theology & Natural Selection 1838—1859）[9]一书。该书是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作者通过对原始史料的分析研究，揭示了1838年的自然选择理论的最初构想和自然神学之间的关联，以及它随后的发展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思想、经济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达尔文绝不是一位与世隔绝的思想家，他和当时的生物学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受到这些人的研究工作和思想的影响。
1982年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时，相关的科学史家们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1985年由科恩（David Kohn）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达尔文的遗产》（The Darwinian Heritage）[10]。这标志着科学史学家已经形成了一个职业化的团体，有着自己独立的史学思想、方法、问题和评价标准，从生物学家手中夺得了达尔文研究的主导权。该文集是对当时达尔文研究的一个全面总结。科恩将全书分为4个部分：达尔文科学思想的发展、达尔文的研究工作与社会角色、欧美各国对达尔文主义的接受情况和对相关的史学和哲学问题的讨论，希望能够将达尔文放回到维多利亚时期科学的语境之中去研究。书中收录的文章仍以思想史居多，但也出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社会史研究。例如，穆尔的文章《达温宅中的达尔文：身为乡绅－博物学家的进化论者》（Darwin of Down: The Evolutionist as Squarson-Naturalist）（[10], 435—481页）和西科德（James A. Secord ）的文章《达尔文和育种家们：一种社会史研究》（Darwin and the Breeders: A Social History）（[10], 519—542页）。在前言中，科恩高度赞扬了思想史研究的贡献，同时指出今后达尔文研究的发展，要进一步重视历史语境的分析，强调首先需要重建达尔文活动于其中的科学界，进而讨论他的思想发展与科学界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还预言随着对达尔文档案的进一步发掘，可以帮助重建达尔文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广阔的空间。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解决科学史领域关于内在论和外在论的争论，澄清在科学知识生产中社会因素和思想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到80年代中后叶，达尔文研究已经进入全盛时期。此时，保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达尔文的笔记和书信的相当大部分已经被编辑整理出版。1985年，《查尔斯•达尔文书信编目，1821—1882》（A Calendar of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1821—1882）出版。1987年，有750页之多的《查尔斯•达尔文的笔记：1836—1844》（Charles Darwin’s Notebooks, 1836—1844）出版。截至1991年，《查尔斯•达尔文书信全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也已经出到第7卷。 而且，随着大量以这些史料为依据的研究文章和著作的相继发表，许多以往研究中的疑问已经得到澄清，也纠正了许多错误。[11]同时，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到语境论的过程中，以往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并没有被简单摒弃，而是被后起的学者所吸收消化，融入到他们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增强了历史解释的力度。[12]在关于达尔文的大多数历史问题上，科学史学家基本上能够达成一致。重写一本“权威的”[13]达尔文传记已经成为可能，并被提上了达尔文产业的议程。德斯蒙德和穆尔率先承担起这一重任。

2 在成长为进化论者的道路上

《达尔文》一书的封面上印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一位饱受折磨的进化论者的一生”（The Life of A Tormented Evolutionist），直截了当地提示读者这本书和以往的达尔文传记有着巨大的差别，将不只是讨论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和研究工作，还要追随达尔文一生的足迹，进入他的生活，考察他的家庭和亲友，揭示他周围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描绘他活动其中的私人和公共空间，依次展示它们与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和研究工作之间的共生、互动和构成关系。“饱受折磨”，则暗示读者，达尔文的一生不仅仅是一场科学战胜宗教的胜利，也是一段充满着彷徨、犹豫、斗争、妥协和欺骗的历程。他的思想曾超拔于自己的时代，然而他作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产物，不可能摆脱这一从属关系。他的思想依旧是当时某种利益和权力关系的投射和变形，是社会斗争和变迁的组成部分。他的个人生活将为此付出代价，而对这一点的自觉也给他带来了深刻的痛苦。
首先，让我们随着德斯蒙德和穆尔的叙述，把重点放在社会政治语境上，粗略地回顾截至1837年3月中旬，达尔文终于接受了物种转变的信念，成为一名进化论者时的生活，考察一下作者如何将这最初的思想变革展现为科学活动和社会生活共同的产物，从而对《达尔文》一书的内容和特点有初步了解。
1809年，达尔文出生于希鲁兹伯里（Shrewsbury）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达尔文的祖父是一名无神论者，他不仅是伯明翰月亮学社的发起人之一，还是在英国提出进化论的先驱者。外祖父则是伯明翰陶瓷业的巨头，非国教徒，信仰唯一神论。总体而言，他的家庭和工商业中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贯支持政治和宗教的激进主义，隶属于辉格党的阵营。父亲是一名医生和无神论者，他还是理财的行家里手，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向乡绅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靠拢，让儿子在国教教堂受洗，成为一名形式上的国教教徒。达尔文16岁即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医。爱丁堡地处英国政治体制的边缘，保留着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遗风，非国教徒和无神论者可以畅所欲言。在这里，来自法国的拉马克主义被广泛传播，受到下层民众的欢迎，用来反驳上帝对世界的直接干预和以此为根据的国教对社会的控制，要求政教分离和激进的民主改革。颅相学也广为流传，以此宣扬唯物主义，强调个人特质和能力的重要性，反对世袭的乡绅和贵族的特权。达尔文的导师格兰特(Robert Edmond Grant)正是拉马克主义和民主改革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宣扬者之一。学医期间，达尔文和格兰特的关系极为密切，正是后者把他引入了无脊椎动物学研究的领域。从格兰特那里，达尔文初次了解到拉马克主义，并激起了对自己祖父思想的兴趣，开始意识到物种转变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尔文在普林尼学会亲眼目睹了一场关于大脑和意识之间关系的争论，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导致了激烈的批驳和攻击，他开始明白科学和政治是交织在一起的。
达尔文学医期间的懒散和不情愿，让父亲相当失望，就想也许只能让他去做一名国教牧师，跻身于特权阶层，有自己的教区、乡村住宅和什一税的收入，可以游手好闲而生活优越。1828年初，达尔文去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神学。剑桥是英国国教和贵族的文化堡垒，等级制和庇护制主宰着大学生活，非国教徒仍然被排斥在外，佩利的神学是学生们的主要课程。达尔文在剑桥的老师植物学家亨斯罗（John Stevens Henslow）、地质学家塞治威克（Adam Sedgwick）和哲学家休厄尔 (William Whewell)等人基本上是在自然神学的框架内展开科学研究工作，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和全善全能。唯物主义、无神论和拉马克主义都是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批驳的对象，上帝直接创造物种的奇迹和物种不变则是他们尽力捍卫的教条。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上帝在自然界中消亡，它也将不能在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以往对等级制、庇护制和政教合一的神学辩护将丧失依据，教士、乡绅和贵族的特权也没有了合法性，原有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必定会土崩瓦解。这些教士科学家们统治着当时的剑桥，主宰着英国的科学界，在批驳、谴责和迫害对手时毫不留情。达尔文曾亲眼目睹他们是如何对待一位反教权主义、宣扬无神论的前剑桥毕业生泰勒（Robert Taylor），这一事件给达尔文造成的心理恐惧几乎持续终身，时常害怕有一天自己也会被指责为“魔鬼的牧师”(Devil’s Chaplain)（[1]， xv、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