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近的科学编史学中产生了文化倾向，以及科学的跨文化研究计划与对现代性更激进的批判之间的联系（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基本范畴的表示方式和文化同一性政策）。在这种强调知识的本土性质、鼓吹基于文化的陈述与同一性的交叉的论述中，“李约瑟难题”核心问题的基础变得荒唐可笑。一个人不会问：为什么，又何以在某些文化背景中的科学知识更成功，而在另一些背景中的科学知识却不那么成功。因此，‘李约瑟难题’以及它所依赖的进化论和剩余唯科学论的基础已是昭然若揭。”[20]
而法国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詹嘉玲更明确地指出，“许多研究传统中国科学的西方科学史家批评了李约瑟陈述他的核心问题的方式。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研究进路，关心对于思维模式的更深入的理解胜于关心补充中国对当今科学知识之贡献的清单的补充。在这一领域中，目前被认为是最为创新的研究，集中于关注在中国的科学传统中发现了什么，而不是缺失了什么。” 虽然关注缺失的传统仍然还有影响，但在努力摆脱它的过程，科学史家们近来的研究力求正面的描述，努力对原来那些由“西方崇拜”的同事们提出的问题找到出替代者。替代的问题经常被表述为：“中国科学是否做出了……？”，或“中国人怎对待……？”等等。不过，“寻找这种替代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相对主义：对普适有效模型的研究并不能避免对我们的研究工具提出质疑。”[2]
从另一个方面讲，白馥兰甚至提出这样的出发点所带来的别一种后果：“自相矛盾的是，科学技术史家们能够继续忽视在其它社会中发生的事情，恰恰是因为像李约瑟这样的学者们的先驱性的工作，因为他们就中国，或印度，或伊斯兰而提出的那些要予以回答的问题，是用宏大叙事所确立的术语来框定的……在技术史学科内，在欧洲与中国或其它非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别，不是被当作一种恢复带有不同目标和价值的知识与力量的其它文化的挑战，而只是作为对西方才真正是能动的并因而值得研究的观点的证明。”[19] 美国科学史家罗杰（Roger Hart）站在更加后现代立场上的分析，也表现出类似的看法：“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批判研究中的探索，已经对科学与文明的这些宏大叙事提出了质疑。”他还进一步突出了李约瑟的范式与对西方科学的参照之间的关系，发现那些对李约瑟的批评者“看到李约瑟过分夸大地试图为中国科学恢复名誉，却忽视了他最终把近代科学作为西方特有的看法的再度确认”[21]。
在与那些更有后现代意味的分析相比，在一种稍缓和些的意义上就对于李约瑟的研究范式的超越来说，由席文负责编辑整理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第6分册“医学”在李约瑟去世后于2000年的出版，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此分册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他已经出版了的各卷各分册有明显的不同。席文将此书编成仅由李约瑟几篇早期作品的文集，对于席文编辑处理李约瑟文稿的方式，学界当然存在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席文的做法确也明显地表现出他与李约瑟在研究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他在为此书所写的长篇序言中，系统地总结了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的研究成果与问题，并对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全面的综述，提出了诸多见解新颖的观点。按照席文的判断，实证主义渗透在李约瑟对于什么才是恰当的科学与医学史的判断之中。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则比李约瑟和他的同代人更可能以对他们所研究的时期和地点的技术现象的整体理解为目标，并随其目标的要求而规定他们的判据。这一转向极大地限制了李约瑟的方法论对于年轻学者的影响。[22]
席文的这篇序言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它表现出与李约瑟有所不同的另外一种更新的编史学立场，考查了李约瑟的研究中从一般性基础、假定，到具体的观念框架与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乃至展望了未来研究的发展和未来研究的课题。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之一一详细总结转述。但其中，至少可以提到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的“考证”方法的意义与局限的问题。席文指出：
“仍然还有大量类似的工作需要专家去做文本研究（考证）。问题是，对于世界其它地方（甚至非洲）的医学的研究，不再依赖于这种狭隘的方法论基础。随着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研究和其它学科采用的新的分析方法的结果，其范围在迅速地改变着。对这种更广泛的视野的无知，使东亚的历史孤立起来，并使得它对医学史的影响比它应该有的影响要小得多。
少数有进取心的研究东亚医学的年轻学者已经开始了对技能与研究问题的必要扩充。他们开始自由地汲取新的洞察力的源泉，其中包括知识社会学、符号人类学、文化史和文学解构等。我将不在更特殊的研究，像民族志方法论、话语分析和其它他们正在学习的研究方法的力量与弱点方面停留。我只是呼吁关注已经提到了的中国的问题，对之这样的方法可以带来新见解。”[22]
5 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与人类学
在李约瑟之后，像整个国际科学史学科的发展一样，虽然在国际范围内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但其研究的内容、视角、方法和指导思想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对李约瑟的某种超越。正如小怀特（Jr. Lynn White）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指出的那样：
“我怀疑，极少有（至少是更年轻的）科学史家在今天还具有李约瑟的那种带有对于在巴洛克时期在欧洲出现的科学风格的全部的信心。其原因，不仅仅是一种偶然性的意识对于我们大部分思考的渗透，或是对如此令人兴奋的库恩的范式的争论，或近来对“迷信”—这个最令人误解的词—在17世纪科学的滋养中的作用的公正的承认。主要的原因是一种对于科学的生态的深刻的兴趣的出现，也就是说，对于在任何阶段和地区的理论科学每样形成了其总体的与境，以及客观存在怎样由其环境、文化和其它因素所相互形成的兴趣。近代科学的历史不是对利用伽利略的方法而得到的一个无限系列的对绝对真理的发现之记录的成功过程，它与所有其它的历史成为整体，在类型上决非与所有其它种类的人类经验有所差别。”[23]
其实，早在将近十年前，席文就已经谈到了在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方法与观念上“跨越边界”的问题。他认为，对科学史研究已经在三个边界的探索中被实践着。其中第三个边界，是它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共有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从迷雾中出现。可以注意到的是，在席文倡导将人类学方法用于科学史的研究的看法中，带有着比较鲜明的社会建构论的背景。席文本人也明确地认为，“也许，历史学家从社会科学那里得来的最有影响的见解，必须涉及到所谓的‘ 对实在的社会建构’。”作为科学史研究的对像的那些人，是用他们从周围的人那里继承来的素材而使其经验有意义的。“我们所见的他们的世界观或宇宙观或科学，只是人们随着其长大而建构的单一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更大的结构的一部分，宇宙观不是外来的。他们在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中观察到的秩序的概念使宇宙观形成。他们采纳的社会秩序，是他们知道会使社会之外杂乱的现象有意义——否则就会没有意义。” [24]
确实，无论就一般科学史还是就中国科学史研究目前的发展来说，与人类学的结合是诸多发展方向中非常突出地值得重视的方向之一。甚至于目前已经有了专门从理论上论述科学编史学与人类学之联系的专著[25]。但对这样一个大问题的系统研究，也还需要另外专文讨论。在这里，不妨仅以一个近来的研究实例，来说明人类学方法在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具体表现。
恰恰就是那位作为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合作者之一的白馥兰，在几年前《俄赛里斯》题为“超越李约瑟：东亚与南亚的科学、技术与医学”专号中，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技术文化史的论文[26]。这篇论文的出发点，就是将中国技术史的研究与人类学方法结合起来。白馥兰认为，在公元1000—1800年这段被称为“中华晚期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的社会与境下，可将家居建筑视为是一种技术，其重要性可与19世纪美国的机床设计相比。在以住人们研究包括中国技术史在内的技术史时，都是关注那些与现代世界相联系的前现代技术，如工程、计时、能量的转化，以及像金属、食品和丝织等日用品的生产，换言之，也就是关注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最重要的领域，因为它们构成了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从而，认为西方所走的道路仍然是最“自然的”，与之相反，在所有非西方的社会中（包括中国），技术进步的自然能力以某种方式被阻止了走上这条自然的道路。所用的隐喻则是障碍，刹车（制动，闸），或是陷阱。非西方的经验于是被表述为一种未能建立成就的失败，这种失败需要解释，于是通常受到责备的，就是在认识论或建制的形式上的文化。她指出，李约瑟批判了利用科学来支撑西方至上的做法，但像他那一代的其他科学家一个，他也充分地具有“辉格立场”的目的论。《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是把技术分类为应用科学，而李约瑟对技术进步的道路的绘制，仍然是按照标准观点的判据，就在技术史中，这种标准观点把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强加在非西方的社会上，然后，它就通过辨认其未能走西方道路的原因来不恰当地表述它们。在对比中，我们可以联想到，在一篇从社会学角度评论“李约瑟问题”的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文章中，就有人总结说，在“李约瑟问题”背后的社会文化总假说，即主要是想在同西方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比中，用社会与经济的因素来进行说明。[26]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当辨别重要的技术时，关于那些对社会的本性的形成最有贡献的技术，中国技术史家通常沿袭西方历史学家的样子，关注带来工业世界的日常用品的技术——冶金、农业、丝织。然而，白馥兰看到，晚期帝国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它特征性的社会秩序的组织，并不是按现代主义的目标和价值构成的。在建制中最本质地形成了晚期帝国的社会与文化的是等级联系。因此，她认为，如果人们完全可以把建筑设计作为一种“生活的机器”(machines for living)来看待，它反映了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人类学和文化批评研究者表明，建筑不是中性的。房子是一种文化的寺院，生活在其中的人，被培养着基本的知识、技能以及这个社会特定的价值。因此她选择家居建筑中的宗祠作为中国技术史研究的对象，这一对象把所有阶级的家庭联系到历史和更广泛的政策中，它将特殊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秩序结晶化，规范化了晚期帝国的社会。在具体的对中国家居建筑的具体研究中，她主要是根据朱熹的著作以及《鲁班经》等文献进行分析，也包括风水等内容，她发现，家祠是一种家族联系与价值的物质符号，从宋朝开始，中国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们利用以宗祠为中心的仪式与礼节，来将人口中范围广泛的圈子合并到正统的信仰群体中，并提出，作为一种物质的人造物，宗祠包含了不明确的意义，对应于道德的流变，帮助其成功地传播，并使它成为一种在面对潜在的破坏力量时使社会秩序重新产生的有力工具。总之，抛开具体的结论，关键点在于，白馥兰所关注的，是那些在传统中被认为是“非生产性”技术起改变作用的影响，以便提出一种更为有机的、人类学的研究技术及其表现的方法。应用了这样的新观念、新方法和新视角来重新思考非西方的技术史，就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解过去的可能性，以及新的与其他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分支的对话的可能性。
然而，像这样的研究兴趣，所要解决的问题，就不再是像“李约瑟问题”之类的预设了。
6 简要的小结
在本文中，基于有关西方学者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编史学研究，特别是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概念、假定和指导思想中的问题的研究，以及在李约瑟之后的反思的考察，讨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几个基础性的编史学问题。对之，在此可以简要地总结为：
（1）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的重大贡献与意义，主要在于他通过对中国科学史多方面多学科的系统考察，最先使西方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国科学史的态度，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在科学史界奠定了基础，也为到他完成其撰写的著作时为止的相关文献做了系统的整理与总结。
（2）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是以解决其提出的“李约瑟问题”为主要动力与目标的。其基础性的科学概念，是一种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别的、有机的、普适的世界性科学，他认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将汇流到这种科学之中。这种普适的科学的概念以及中国古代的成就与其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得到了合法化的地位。
（3）在李约瑟的研究中，在相当的程度上仍是以西方近代科学的成就作为潜在的参照标准，在这方面，依然有某种辉格式历史的倾向。
（4）基于李约瑟的前提概念与假定，在其工作中，展示中国古代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问题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与之相关，或者间接相关地，在早期其他西方学者以及更多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或更一般地讲，在许多非西方科学史的研究的早期，都有类似的对优先权之发现的极度关注，联带地，考证的方法突出地得到重视。
（5）随着国际科学史学科的发展，以及当代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李约瑟的科学概念、参照标准以及对中国发现之优先权的注意和强调，已经是一些可以讨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将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带来变化。以科学的概念为例，现在持李约瑟的那种普适的科学的概念的科学史家人数很少，但在与西方近代科学相明确区分的前提下，在更关注观念、建制、文化等关联时，对非西方科学（甚至于对某些西方科学）的历史研究中，在对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具体历史研究中，科学的概念的泛化或多元化已是一种现实，并为众多科学史家所接受。
（6）虽然“李约瑟问题”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无可否认的促进作用，带来了学术的繁荣，但基于新的对李约瑟的前提假定的看法与立场的变化，“李约瑟问题”的重要性已不像以前那样，至少不再是一部分西方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学者所首位关注的核心问题。
（7）随着对中国科学编史学的研究的发展，在国际科学史学科发展的大背景和总趋势下，除了基本观念和指导思想之外，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也表现出变化。在诸多的变化中，与社会建构论有某种相关的将人类学方法引入科学史，是值得注意的发展之一，与之相关的一些具体研究成果是非常有新意义和有启发性的。
参考文献
1 富勒. 世界科学史绪言[A].刘钝，王扬宗.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721－758.
2 Jami C. Joseph Needham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A]. By Habib S I, Raina D (eds). Situat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Dialogues with Joseph Needham [C].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61－278.
3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M].第一卷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2.
4 Sivin N.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Imperial China－－The State of the Field[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 1988,47(1): 41－90.
5 Restivo, S. Joseph Needham and the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Chinese and Modern Science[J]. Research in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cience and Art, 1979, 2:25－51.
6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M]. Vol.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448.
7 Needham J.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M].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8 Bray F. An Appreciation of Joseph Needham[J]. Chinese Science, 1995,12: 164－165.
9 Finlay B. China, the West, and World History in Joseph Needham’s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00, 11：265－303.
10 Shigeru N.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Needs and Opportunites[J]. Osiris, 1995, 10：80－94.
11 Low M F. Beyound Joseph Needham: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J] Osiris, 1998, 13:1－8.
12 Chacraverti S. The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and Joseph Needham[A]. Mukherjee S K, Ghosh A(eds).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seph Needham[C]. Calcutta: The Asiatic Society, 1997.56－66.
13 Kim Y S.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Korean Science [J], Osiris, 1998, 13: 48－79.
14 Buettner L. Steven Science, Religin, and Ethics in the Writing of Joseph Needham[M]. Los Angeles: A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87.
15 Schaffer S. What Is Science[A]. By J. Krige J,et al(eds)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27－42.
16 Cobern W W. Science and a Socail Constructivist View of Science Education[A]. Cobern W W (ed). Socil-Cultrual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Education[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 7－23.
17 Chattarji D. Joseph Needham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in Non-Western Societies[A]. Mukherjee S K, Ghosh A (eds).The Life and Works of Joseph Needham[C]. The Asiatic Society, 1997.
18 Hall A R. A Window on the East[J]. Note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1990 , 44: 101－110.
19 Bray F.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9－10.
20 埃岑加，重估“李约瑟问题”？[A].刘钝，王扬宗.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562－563.
21 Hart R. Beyond Science and Sivilization: A Post-Needham Critique[J].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999, 16: 88－114.
22 Sivin N. Edit’s Introduction[A].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M].Vol.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VI: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7.
23 White L Jr. Review Symposia[J]. Isis, 1984,75: 171－179.
24 Sivin N. Over the Borders: Technical History,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J],Chinese Science, 1991, 10: 69－80.
25 Chattopadhyaya D P. Anthrop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M].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0.
26 Bray F.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n Essay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echnology[J], Osiris, 1998, 13: 1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