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李约瑟的工作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贡献和意义的讨论作为出发点，进而在一些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目前国际上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背景下，对李约瑟的工作中的若干概念、假定与存在问题进行了科学编史学的分析，尝试发现一些国际上中国科学史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新的动向，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总结。
      关键词 　李约瑟 中国科学史 科学编史学

      Abstract Taking the contribution and meaning of Joseph Needham’s work as a start point, based on some researches by foreign scholars, this paper, in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alyzed some concepts, hypotheses and existed problems in Joseph Needham’s work, tried to find the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in ideas and methodology, and tried to make some summaries on such issues.

      Key words Joseph Needham,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来说，像科学史的其他领域一样，进行必要的编史学（historiography）思考，既是一种有意的反思和总结，也可以反过来对过去与现状获得某种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有所展望。由于李约瑟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本文将以其工作的编史学问题作为出发点，在对一些国外科学史家的有关文章阅读的基础上，进行某种编史学的提炼与总结，并尝试性地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若干理论性问题进行一些的思考。这对于中国的研究者也会是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从李约瑟的工作出发，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编史学问题，特别是对于“李约瑟问题”的重新思考，其意义也将超出中国，甚至东亚科学史研究的范围，并与世界科学史研究的编史学研究密切相关，除了像“科学革命”这样具体的编史学问题之外，也与更为一般的“元编史学”、科学哲学，乃至于像殖民主义等当代的文化思潮密切相关[1]，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这些问题的特殊视角。

1 中国科学史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李约瑟

　　一般地讲，科学史这门学科在西方大约在18世纪开始形成了一些专业学科的学科史，到19世纪，综合性科学史开始成形。到了20世纪，有关的研究更加深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美国科学史领域的职业化发展，使得科学史的建制化和学术化走向成熟。但是，在这些过程中，西方科学史家们主要的研究领域，仍是“主流”的西方科学史，对古代科学史的研究，也大多是在与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相联系的线索与视角下进行的。因而，对于其他“非主流”的，被认为与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无关的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史，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中国科学史也基本属于此列。
　　在此阶段，西方当然也有少量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其中一些汉学家们做了较多的工作，但汉学家们的主要兴趣并不在科学方面。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在西方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还是李约瑟的出现。
　　如果略去再早些的准备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起，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开始出版。这部后来在规模上又有了极大的扩展，而且至今仍未出完的多卷巨著，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局面。从技术性的内容来说，它一方面极为丰富地占有了东方与西方的各种参考文献，另一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出现首次向西方的学者们展示了中国科学史的丰富内容，使中国的科学在西方受到尊重，使中国历史中科学的成就在国际历史学界得到承认，使西方人意识到中国有其自身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传统。
　　李约瑟本人在其后半生中，从职业科学家转向从事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当然可以从各种的背景中去研究其动力。但至少在他后来多次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提出如今经常被我们称为“李约瑟问题”，以及他穷其后半生之努力来尝试找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其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詹嘉玲就曾指出，李约瑟的贡献不仅是提出了李约瑟问题，而且是把它变成撰写一部比较科学史的动力[2]。或者，即使更弱化一点地讲，对这一问题之回答的努力，始终是作为一种明显的背景存在于李约瑟本人大量的研究之中。这一点，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也有明确的表现[3]。
　　虽然关于“李约瑟问题”本身的意义与问题，已有极多的学者进行过众多的讨论，或是赞成并尝试对之进行回答，或是认为其问题本身提法的不当，本身是一个伪问题等，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毕竟带来了某种学术的繁荣。抛开他人的评价不说，仅就其本人而言，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或者说从这样一个出发点出发，李约瑟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成就，使之在世界科学史界甚至科学史界之外都成为一位功不可没的传奇人物。正如席文所评论的，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与医学居高临下的考察，首次使西欧和美国受过教育的人意识到过去时代中国的成就。　
　　然而，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审视的话，会发现李约瑟的著作是建筑在一些最初的假定之上。1988年，席文曾总结了其中最重要8条假定[4]。而雷斯蒂沃（Sal Restivo），则对其中的假说与要点做了更为全面的梳理[5]。

2 李约瑟的科学概念与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

　　李约瑟的巨著，不论是译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还是译成《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其中，核心的概念依然首先是“科学”。事实上，对于任何科学史的研究，虽然对科学概念的定义可能不会像科学哲学中要求的那么严格，但毕竟每个科学史家对之都有自己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贯穿在其历史研究中。
　　如果说，在研究和撰写伽利略时代之前的西方古代与中世纪科学史时，虽然所研究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在一种与这种“科学”有联系，或者说至少是有假定的逻辑联系的意义上，科学史家可以把他们所研究的“科学”（或按其原来的名称作为“自然哲学”）视为近代科学的前身，从而使“科学”史的研究合法化，那么，对于那些在西方近代科学主流发展脉络之外的非西方古代科学的研究，所涉及到的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则要更加微妙，也更需要论证。
　　但对于李约瑟本人来说，其对科学的定义和理解倒是比较清楚的。虽然在其1954年问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言中，他还就与中国古代科学相区分的意义上用了西方“近代科学“一词，几年后，他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三卷中明确地指出：

　　“在今天至关重要的，是世界应该承认17世纪的欧洲并没有产生在本质上是‘欧洲的’或者‘近代’的科学，而是产生了普适有效的世界科学，也就是说，相对于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的“近代”科学。”[6]


　　但在大约10年后，李约瑟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大滴定》中，对科学的概念又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扩展的说法。他认为在通常的科学史研究中，“所隐含的对科学的定义过于狭窄了。确实，力学是近代科学中的先驱者，所有其他的科学都寻求仿效‘ 机械论的’范式，对于作为其基础的希腊演绎几何学的强调也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等同于说几何式的运动学就是科学的一切。近代科学本身并非总是维持在笛卡尔式的限度之内，因为物理学中的场论和生物学中的有机概念已经深刻地修改了更早些时候的力学的世界图景。”（[7]，45页）
　　基于其“普适的”科学的概念，用席文的说法，李约瑟又使用了“水利学的隐喻”：虽然他并不否认希腊人的贡献是近代科学基础的一个本质性的部分，但他想要说的是，“近代精密的自然科学要比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的天文学要广大宽泛得多；不只是这两条河流，还有更多的河流汇入其海洋之中。”（[7]，50页） 对于这种普适的科学在中国科学史中的应用，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合作者之一白馥兰（Francesca Bray）就曾说过，就其意义而言，《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使中国科学在西方受到尊重。但是，李约瑟是按照那个时期所熟悉的常规科学史来制订其计划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走向普适真理的进步来制订的。而其新颖之处，也正在于其前提，即中国对科学中“普适的”进步有重要的贡献。[8]
　　具体到中国古代的科学来说，李约瑟认为：

　　“因此，关于中国的‘遗产’，我们必须考虑到三种不同的价值。一种是有直接助于对伽利略式的突破产生影响的价值，一种是后来汇合到近代科学之中的价值，最后一种但绝非不重要的价值，是没有可追溯的影响，但却使得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与欧洲的科学和技术相比同样值得研究和赞美的价值。一切都取决于对遗产继承者的规定—--仅仅是欧洲，或者是近代普适的科学，或是全人类。我所极力主张的是，事实上没有道理要求每一种科学和技术的活动都应对欧洲文化领域的进步有所贡献。甚至也不需要表明每一种科学和技术活动都构成了近代普适的科学的建筑材料。科学史不应仅仅是依据一种把相关的影响串起来的线索而写成。难道就没有一种世界性的关于人类对自然的思考与认识的历史，在其中所有的努力都有其一席之地，而不管它是接受了还是产生了影响？这难道不就是所有人类努力的唯一真正继承者——普适的科学的历史和哲学吗？”（[7]，61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约瑟首先将“近代科学”的概念独立出来，并与古代、中世纪以及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传统的复数名词的“科学”相区分，但又相信科学终将发展成为一种超越于“近代科学”之上的“普适的科学”。如果说在上述引文所谈到的第一种价值对于中国科学的遗产来说并不存在的话，那么，无论是在第二种还是在第三种价值的意义上，都可以找到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内在合法性。就像他在《大滴定》一书中所说的，诞生于伽利略时代的是世界性的智慧女神，是对不分种族、肤色、信仰或祖国的全人类的有益的启蒙运动，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有资格，都能参与。尽管，他依然没有像当代科学哲学家们那样对这种更为含义宽泛的复数的科学概念给出明确的划界定义。

3 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取向：参照标准与优先权问题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进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它也成为某种重要的动机。在《大滴定》一书中，对于“李约瑟问题”的经典表述是：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起来？……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应用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求方面比西方面文明要有效得多？”（[7]，190页）

　　且不说“李约瑟问题”自身的意义，以及由之引出的热烈的学术争论。当然，任何从事如此规模研究的学者都自然会面对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从第一卷问世起，李约瑟就因他的方法论、他的马克思主义前提，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他对科学与技术之等同的坚持而受到批判。”[9] 仅就李约瑟本人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以及这种研究背后的潜在假定来说，从“李约瑟问题”中也可以看出一点值得注意之处，即在“李约瑟问题”的第二个，或者说第二部分的表述中，首先，潜在地预设了欧洲或者说西方作为一个参照物，其次，在这种预设的参照物的对比下，更加关心发现的优先权问题。对此，一些国外的学者也有注意和论述。例如，日本科学史家中山茂就将研究者当中的“现代化主义者”（modernizer）定义为，这些人在评价他们的课题时，是以这些课题如何近似地接近西方的科学实践与建制的流行为标准的。如果我们注意到“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学术在科学史中比在任何其它领域中都更不可能”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直到60年代，对于现代化主义者们的用来衡量非西方科学的成就的判据是否有效，几乎没有任何疑问提出。……但问题仍然是优先权问题。李约瑟用近代欧洲的标准来评价古代中国科学的策略，自相矛盾地鼓励了世界各地的他的大多数追随者，包括那些在中国的追随者，来无批判地接受现代化的观点。这损害了他自己对比较研究之热情的典范的价值。”[10] 几年前，澳大利亚的科学史家洛（Morris F. Low）在为其主编的以“超越李约瑟：东亚与东南亚的科学、技术与医学”为主题的《俄赛里斯》（Osiris）专号所写的导言中，也谈到：

　　“李约瑟并未将现代科学等同于西方科学。相反，他认为它是一种世界性的科学，地域性的传统科学，特别是中国的科学，汇入其中。他李约瑟想要通过做出机器和装置从欧洲引入到中国以及相反过程的资产负债表，向我们揭示西方文明极大地受惠于中国。他的历史植根于一种偏离当前的世界观。这些历史深究过去，并展示了一种西方人也发现很难忽视的遗产……在李约瑟的著作之前，科学史家经常把‘科学’解释为‘西方科学 ’。而其他知识的生产者的贡献，尤其是在亚洲的贡献，则倾向于被边缘化。李约瑟开辟了研究非西方科学的道路……为什么我们要高度评价亚洲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的价值呢？在过去，一种理由是：亚洲科学类似于西方科学，并以某种方式对之做出了贡献。显然，科学技术可以超越文化的差别，为已有知识的共享储水池加料，但社会与境（context）对如何接纳各种观点有所影响……如果我们确实想要超越李约瑟和单一的科学，我们还需要打破由现代化研究所强加的框架。近来的经验表明，进步可以不是线性的。……在撰写全球科学及其进步的线性的历史的倾向背后，是对于西方科学取代了传统的、更地域性的知识形式的信仰。……以这种方式写亚洲科学史，我们就是假定了在西方科学中的某种连续性和在亚洲科学中的不连续性。在李约瑟的方案中，地方土生土长的知识的重要性，是倾向于以其在多大程度上对现在我们所称的科学的形成有贡献来衡量的。”[11]

　　这也就是说，李约瑟即使是在其比较科学史的研究中，其比较的参照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辉格式的。事实上，在某些分析中，人们有时是把过去西方中心论的科学编史学观念视为带有某种种族主义色彩的，因而有人论证说，“李约瑟因为未能把他自己与西方科学及其方法的优越与不可或缺性的概念分离开，所以他没有成功地带来对欧洲种族主义的明确突破。”[12]
　　与这种参照标准相关，是科学史研究中对优先权问题的关注程度与关注方式。李约瑟本人的工作，包括了对中国众多科学技术之发现的优先权的发现，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承认这些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世界上的形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当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深入到某种程度，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优先权的发现固然重要，但却已经不是惟一重要的内容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学者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也是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其实，可以注意的是，韩国科学史家金永植在总结韩国的科学研究时，曾这样讲过：

　　“关于韩国科学史的较早期工作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其对韩国科学成就的创造性和原创性的强调。突出了韩国科学的这些特征的论题被研究，而其它的论题则被忽略。这种强调，是对日本殖民时间的殖民主义编史学的自然反应。……这种倾向在科学史中持久……它过分强调技术与人造物，而不是观念与建制，因为前者倾向于表明韩国成就的创造性的独创性，以及它们比其它国家的优先和优越。”[13]

　　当然，早期韩国科学史家对韩国科学史的研究有其特殊的背景，其编史学问题也并不完全等同于目前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存在的编史学问题。不过，类似像这样的反思，却是很值得中国科学史研究者借鉴的。至少，在研究的价值取向上，其间还是存在有某种类似之处的。

4 在李约瑟之后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成就与功绩，是无需质疑的。然而，像其他的学科一样，科学史一直处在发展中，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也是一样。当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李约瑟及其中国科学史研究时，自然也会提出新的、对未来的发展有意义的见解。当然，也有人会从李约瑟的著作中找出一些细节上的技术性错误，但这几乎是在任何科学史研究者的工作中都会存在的，更不用说像李约瑟这样一位外国研究者，其成果超乎寻常的丰富，甚至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与之相抵。这更属于枝节性的问题。更重要的，则是在科学观和研究方法、研究进路上的观念的变化。
　　首先，依然可以从科学的概念谈起。李约瑟所信奉的那种将走向统一的、普适的科学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古代科学对之的汇入，以及像对自然界的有机论的态度等，从一开始，直到如今，几乎一直不是科学史研究中的主流。美国一篇将李约瑟著作中的宗教与伦理作为研究内容的博士论文的作者，甚至从其所关心的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出发，将李约瑟归入19世纪浪漫主义学者的行列[14]。也正如白馥兰在李约瑟逝世时所写的短文中所指出的：

　　“现在，李约瑟的计划处于一种悖论的境地。后现代对西方至上的元叙述的批判，从对思想的内史论研究到向社会和文化的解释的转向，以及对实践的强调，这一切，都（至少在理论上）给非西方世界在主流科学史中带来了合法的空间。然而，这种修正主义的硬币的另一面，是作为来自作为普适的知识形式的‘科学’这一概念被提出异议。”[8]

　　但是，这种对李约瑟的科学概念的质疑并未给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带来实践上的困难。虽然科学哲学界对科学概念的规定仍然充满争议，但在像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实践中，发展中的科学概念依然可以应付实用的目的。剑桥大学的科学史家谢弗（Simon Schaffer）在其一篇面向公众讲述20世纪有多种不同说法的科学定义的文章中，曾这样介绍科学的概念：

　　“用纲要性的术语来说，科学可以被看作统一的或形形色色的，可以被看作是在人类的能力中共同具有的世俗的方面，或是罕见的、与众不同的活动，可以被看作是非个人的现代化的力量，或是人类劳动和社会群体的技能形式。在这些看法中，一种突出的看法断言说，各种科学都具有关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常识。关于科学态度，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科学提出的问题，是那些向所有的人表现出来的问题。人们争辩说，在使其成功的过程中，科学家只不过是以一种与其同伴相类似的方式来观察、计算和提出理论，只不过偶尔地更加细心。”[15]

　　席文则说得更明确：“如果科学的概念宽泛到能包容欧洲从早期到目前对自然的思考的演化，那么这个概念就必定可以用于多种多样的中国的经历。”[4] 从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自然继续存在。当然，这是在将宽泛的科学概念与更狭义的西方近代科学概念有明确区分的前提之下。就像有学者在论述科学教育时所言：

　　“长久以来，教育者把科学或是看作凭其自身的资格而成为的一种文化，或者是超越文化的。更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教育者都开始把科学看作是文化的若干方面中的一个。在这种观点中，谈论西方科学是合适的，因为西方是近代科学的历史家园，讲近代是在一种假说-演绎的、实验的研究科学的方法的意义上。……如果‘科学’来指通过简单的观察来对自然的因果研究，那么，当然所有时代的所有文化都有其科学。然而，有恰当的理由将这种对科学的看法与近代科学区分开来。”[16]

　　相应于这种多元化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对任何社会中科学史的研究来说可以采用的基本原则就成为：“正是关于实力与弱点、关注与忽视的的模式，以及关于各种科学学科及其与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关联，可以给出在——特定社会中的科学史以一种具有其自身特色的特征。”李约瑟强调的是普适的科学的概念，但目前尽管存在有地域性的研究科学的途径，但如何能够把这样的地域性的途径与本质上普适的特征相协调呢？有人相信，“答案是简单的：普适性的问题只有当人们充分广泛地看到了分化的历史时才会提出。当只有单一的乐器时，人们不能谈论和谐。此时，更重要的是获得更多的乐器。”[17]
　　除了科学的概念之外，在研究的参照系、标准以及与之相关的目的与方法上，也同样存在有新的思考方式。英国著名科学史家、研究科学革命的重要权威霍尔(A. R. Hall) 就曾在在大力赞扬了李约瑟的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倾向问题。例如，举出几个《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的具体的例子，说明其将中国的发明与西方的发明之联系以及比较的不恰当等。尤其是：

　　“从一开始，正如我们所见的，李约瑟的目的的主要部分，是展示中国科学与技术的丰富多产；与西方的比较对于西方的读者来说是有启发性的（其实上对其自身也是回报），但却没有中国材料固有的魅力那么重要。”[18]

　　在与李约瑟的研究以及背后与他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相关的参照标准上，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论述。白馥兰在充分地肯定了李约瑟的工作是由一位科学家对非西方科学与技术的最初严肃的历史研究，认为它在对非西方社会的非历史的表述的挑战中，绝对是基础性的。但与此同时，却指出它所构成的，是第一步，而不是一场批判性的革命。在李约瑟的策略中，中国的知识被区分为近代西方纯粹与应用的各学科分支，其中技术是应用科学，如天文学被分类为应用数学，工程被分类为应用物理学，炼丹术被分类为应用化学，农业被分类为应用植物学等。但重要的是：

　　“在李约瑟的计划中的目的论带来了两个严重的问题。首先，接受一种知识谱系的革命模式，其各分支对应于近代科学的各学科，这可以让李约瑟辨识出近代科学与技术的中国祖先或者说先驱，但代价却是使其脱离了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与境。……这种对“发现”和“创新”的强调，是以一种很可能会歪曲对这个时期的技能和知识的更广泛与境的理解的方式。它把注意力从其它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没有出路的、非理性的、不那么有效的或在智力上不那么激动人心的要素中引开，而这些东西在当时却可能是更为重要、传播更广或有影响力的。
　　其次，在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作为人类进步的一种自然结果的情况下，使得我们在判断所有技能与知识的历史系统时，是使用了从这种特殊的欧洲经验中导出的判据。资本主义的兴起，近代科学的诞生，以及工业革命，在我们的思想中是如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我们发现很难把技术的科学分开，很难想像在工程的复杂精致、规模经济或增加产出之外强调其它判据的技术发展轨迹。于是，从这条窄路的任何偏离都必须被用失败，用受制停滞的历史来解释。那些无可否认地产生了精致复杂的技术贮备但却没有沿着达到同样结论的欧洲道路发展的社会，例如像中世纪的伊斯兰，印加帝国，或中华帝国，便会遇到所谓的李约瑟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为什么它们没有继续产生本土的现代性形式？出了什么问题？缺失了什么？这种文化的智力的或特性上的缺点是什么？”[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