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科学的精神主要是指人的思维方式的转化，即不受“子曰诗云”的影响，依据事实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判断。就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关系而言，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实质内容。因此，对科学方法的肯定即是对科学精神的倡扬。以胡适为例，他认为科学的精神就是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的精义则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由此可见，五四知识分子所推崇的科学，不论就其方法看还是就其精神言，都是严复首倡的英国经验主义知识传统下的逻辑归纳法。
与推崇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相伴而行的是对科学功能的泛化。由于推崇科学的人认定欧美各国的兴盛除了科学外，找不出别的原动力，所以强调，人类不仅要把科学当作“备物最有力的新法”，还须自觉到“今日的最大责任与最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胡适文集》，第3集，第302页。）他们坦言：“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同上书，第4集，第9页。）他们公然要求以科学作为衡量一切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独秀文存》，第9页。）在急需新的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动员的历史条件下，“努力科学”成效显著，越来越多的人对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深信不疑。科学主义不可阻遏地泛滥起来。
三
科学从受人尊崇，到无人“敢于公然毁谤”，再到太多的人相信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短短30年，便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主宰。无可否认，这个演进事实本身即证明了科学的价值和推崇科学的意义。就五四而言，异常热闹的思想文化氛围和由此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的适度变革，都表明陈独秀请“赛先生”作中国的启蒙大师确属有远见之举。然而，我们在对科学的启蒙价值予以肯定的同时，却不应忽略科学的方法万能论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和影响。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有一定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有可能走向其反面。这一点，在由科学→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演进中有非常典型的体现。
广义的五四，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一面旗帜，“赛先生”首先是被当作启蒙大师看待的。但是，推崇科学的人，却在为“赛先生”争得这种社会地位的努力中，不经意间赋予了这位先生有可能扮演反面角色的因子。这些人虽然明确要求将“那种骇得煞人的显赫的名词，上帝呀，神呀，还是取消了好”，然而，由于他们在开除上帝的同时，又把人们的精神交给了一个新的控制者，即科学的方法，就使得“开除了上帝的名额”的壮举，实现不了“放逐了精神的元素”的目标，在朝拜的庙堂尚存、朝拜的意识依旧的情况下，仅仅换个菩萨面孔，是很难把人们从巨大的精神束缚中解救出来的。可以说，科学的方法万能论，使“赛先生”摇身一变，成了替代“子曰诗云”的中国人的新偶像。
美国科学哲学界的怪才费耶阿本德认为：“那些注视历史提供的丰富材料的人，那些不愿为了满足低下的本能，为了满足想从清晰性、精确性、客观性和真理得到理智安宁的欲望，而把史料弄得枯燥乏味的人，将会明白，只有一条原理可以在一切境况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上加以维护。这条原理就是：怎么都行。”（转引自刘大椿：《科学哲学》，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而相信科学方法万能的五四知识分子奉行的恰恰是：除科学之外，怎么都不行。批判传统文化、确立个体本位、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完善，这是五四旗帜鲜明的奋斗目标。但是，怎么都不行的态度，既有损于科学的批判力，也危及着个性的自由发展。人们动辄以是否科学来谈论问题，评判是非，凡是不在科学名义下进行的，都被视为不科学之举，它们也因此失去了谈论的意义和指导时势的作用。怀疑、容忍本是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的内在价值和要求，但这种价值和要求在五四则是以单向度体现的，即只见科学任意挞伐，不见有人敢于冒犯科学。这种对待科学“很象专制宗教家”的态度，就实质而言，已不再构成人们思想解放的动力，相反，倒成了新的思想桎梏。
美国心理学家里奇拉克通过对人的行为条件作用的研究证实，人类在本质上是具有目的的，是目的因决定的，它们对人之所以为人赋予了全然不同的意义。他提醒读者，“绝对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人的本质像机器”。五四时期信仰科学的方法万能的知识分子则坚信，人在本质上与机器没有两样，如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所特别强调的：“我的思想的工具是同常人的一类的机器。机器的效能虽然不一样，性质却是相同。”（《科学与人生观》，第47页。）这种带有明显的准机械论倾向的观点，把“我”当作了会思维的机器，只承认“公例”对“我”的思维的支配作用，无视影响“我”心理活动的情感、自由意志和目的因等复杂因素。这种“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的“变相的运命前定说”，（《饮冰室合集》，第7卷，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因素统统忽略，还如何谈得上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合情合理的阐释？
科学主义的泛滥，是科学的方法万能论演化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没有哪一种方法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因此，在科学方法万能论的背后，必然隐藏着对科学的误解或曲解。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是一个寻找能够整合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的时代，但无序的社会现状和人们情绪的极度不安，却从一开始就规定了这种寻找不可能有清晰的节拍，浮躁将构成这个时代的一个鲜明特征。“一切制度政策都是人类为达到目的所应用的器具；要想选择那种器具合用，那种器具不合用，必须把所有的器具都拿来比较比较，并研究各种器具的由来，变迁，找出进化的路径，看看处现在环境，应该用那种器具才好；但是虽然选定了一种器具，却不可认为真正适应现在环境的；必须试验试验，看他的效果如何，如果效果很好，便算这个器具有价值，如果效果不好，便弃掉再选一个”。（高一涵：《研究政治学的方法》，载《新中国》，第1卷，第8号，1919。）人们虽然把自己认定的某种思想或观念奉为指导社会改造的原则，甚至赋予其意识形态的功能，然而，它们又是被当作一种“器具”看待的，引起人们关注的首先是其“形”，而不是“神”。只要“形”看上去能适应当时中国的环境，就拿来试验，不行，则一换了之。人们无暇也无意对其“神”作深入的令人信服的理论探究。
在通常的情况下，以某种观念或价值为崇尚对象，往往会伴之以对这些观念或价值的深入研究和细微阐发。但在近代中国的科学观念演变中，出现的现象则近乎反常，科学→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演进，既没有获得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支持，本身也没能为科学研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如胡适），声称要“多研究些问题”，从事实验室研究的人（如丁文江），则聚焦于“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上。人们普遍满足于对科学价值的津津乐道，无意作脚踏实地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正是这个极端推崇科学价值的时代，却使科学变成了一个缺乏实际内涵的空洞词藻，以至于不管何种行为都可贯之以科学的名义。30年代中国国民党恢复传统道德文化的努力，就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进行的。国民党是“以理论和行动一致的论点为基础”的党，他“要返回古代道德和直觉主义时，却仍称自己是科学的，正是唯科学论乱贴标签的有趣证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五四知识分子既然在科学的理论阐释上没有投入应有的精力，对科学的误解也就不足为奇。在他们的认知中，科学不仅没有被正确地定位为一种有具体研究对象和特定研究领域的知识形态，即使是在其信仰对象，即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阐释方面，也难见精辟之论。受传统治学和严复倡导等因素的影响，所谓科学的方法，通常是归纳法的代名词，演绎法并不包括在内。其实，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归纳法是用来概括由经验获得的事实，至于逻辑必然的知识体系则需要演绎法来建立。换言之，归纳法的目的是确立科学认识的客观性，演绎法的目的则是组织“现成的”知识。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各有自己的作用范围。忽略演绎法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显然有失偏颇。所谓科学的精神，是以“拿证据来”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概括的。问题是，“大胆”的度该如何把握，超出一定的度，还能说是“科学”的吗？“小心”又该小心到什么地步，考据学派的考据够“小心”吗？若够，科学精神不就体现为考据了吗？致力于这样的所谓科学工作，于人生于社会又有多大裨益？
科学在五四得不到很好的理论说明的原因，除受“浮躁”的时代特性制约外，还与五四知识分子的论事方式有关。人们往往是以对西方经验事实的描述为据，来赋予奉行某种新观念新思想以合理性的，这种论事方式使像科学这样的新观念无形中具有了很强的自明性，在成功的经验事实面前，任何理论说明似乎都显多余。此外，“万能”论也受到了传统一元论思维模式的影响，所谓“万能”，表露的正是欲一揽子或整体性解决问题的希冀。
导致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对待科学态度极端化的原因，除上述诸方面外，还有国际方面的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出现的衰败景象，使“西方没落论”、“科学破产论”甚嚣尘上，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因而愈演愈烈。西方有人哀叹自己的文明走到了尽头，转而把求助的目标投向东方。受此影响，中国也有人为自己的学西方未能学像表示欣慰。西方文明“本源之谬”说一时获得有力支持。面对西方文明在中国人心目中大为褪色的无情现实，自认为是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选择了科学价值的知识分子，便赋予了科学上帝般的尊严和威力，以使其能打动科学意识本来就淡漠、时下又受到严重挫伤的中国人的心。
科学技术不发达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但若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无限制地扩大科学的作用范围，则同样会带来不可预想的后果。如今，科技取得了五四人难以想像的长足发展，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不仅“科学的发展很有可能变成没有任何人类机构能予以控制的失控力量”而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担忧，科学在追求价值意义上的低能也为人们所关注。科学与人文如何携手共进，被愈来愈多的人视为现代化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反思近代中国唯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及其不良后果，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郭颖颐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2] 周策纵 ．五四运动史[M] ．长沙：岳麓书社，1999.
[3] 林毓生 ．热烈与冷静[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4] 刘大椿 ．科学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 徐宗良 ．论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的困窘与解蔽[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37-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