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诞生于西方的近代科学本来只具工具理性的意义，但它传入中国后，却逐渐被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信仰缠绕在一起。到五四时期，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内在特征已隐而难露。科学扮演起了整合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角色。对科学的误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科学的方法万能”论，使科学对人的作用由启蒙变成禁锢。

【英文摘要】Modern science was born in the West with but instrumental rationalist signif icance.After being introduced to China,however,it was made to be mingled up wi th beliefs by the intellectuals.By the time the May 4[th]movement started the features of science as a form of knowledge had become obscure,and science,in t urn,took up an ideological role of restructure the society.This misinterpretat ion of science inevitably led to a overflow of the thought of scientism. Conse quently,instead of enlihtening people's mind ,the "theory of universal scienti fic method"came to restrict the mind.

【关键词】科学/唯科学主义/五四思潮/science/scientism/May/ 4[th]movement ideas

【正文】
与民主、平等、自由等一些有着同样特征的词汇一样，科学也是西方的产物，略有不同的是，科学因其显而易见的功用以及与政治相对距离较大等特点，有幸成为流传最早、且所受阻力最小的一种。这种状况决定了科学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发生异化，即由用于开发人类心智的工具演化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剖析西方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角色演变，既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也能对人类处在科学的影响无所不在的今天，如何面对科学的局限，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
一
在古代西方，科学与宗教是混为一体的。到18世纪，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界限逐步厘清，即科学专以事实为对象，宗教则以信仰为对象，近代科学由此宣告诞生。中国人最早接触西方科学是在17世纪，由于这时的科学还没有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加上传输科学的中介大都是信奉上帝的传教士，因此，传入中国的科学在事实之外也带有某种信仰的成分。本来，西方人的信仰与中国以儒教为核心的信仰是有根本差异的，但由于西方的一些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历法知识等，非但没有构成对中国统治秩序的威胁，反而为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永恒性提供了某种依据，所以，与科学混杂一起的信仰问题，没有凸显为主导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因素。换言之，吸引中国人的不是上帝或基督教教义，而是以事实为对象的科学或世俗知识。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西方科学大规模发展的历史关头，中国却闭关自守起来，中西接触一下子中断了上百年。当19世纪40年代中国再度面对西方时，情形有了很大改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科学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强势地位。当科学假坚船利炮之威猛然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时，人们一时难以把它与17世纪那张和颜悦色的面孔联系起来，冷漠、敌视是当时人的下意识反应。但是，当手持大刀长矛的中国人再也无法闭上坚船利炮撞开的国门时，便不得不转换思路，应对变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古已有之的招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派上用场，这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制造新式船炮，抵御西方势力的入侵。
以坚船利炮为表征的西方科学，虽然在中国的传播中也遇到过一些阻力，比如，有人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为借口，否认学习西方技艺的必要；有人则担心这个陌生的家伙会搅乱社会，腐蚀人心，败坏风气，因此将其斥为“奇技淫巧”而坚决抵拒。但就总体来看，它在中国的传播所遇到的阻力是微乎其微的，究其原因，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科学在西方已经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一个多世纪，传入中国的科学没有混杂明显的信仰成分，这样，它在传播中就不大可能遇到深层次的阻力。其次，17世纪西学东渐所养成的讲求科学之风，在江、浙、皖一带的知识分子中仍有一定的影响。这种风气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的再度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学术环境。再次，外国军队“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的种种事实，不啻在为科学的传播鸣锣开道。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何人、持何种理由、抱多大决心，都无法挡住科学传播的脚步。
到70年代，一场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新政，合乎逻辑地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不少地方办起了“船政局”、“制造局”。这些局不仅造船造炮，还翻译出版以西方科学技术为主的书籍，同时也组织派遣一些青年学子到国外学习造船造炮等先进技术。这个时期的所谓科学，一般用“格致”称谓，如格致书院，格致学成为当时的显学。
洋务新政前后进行了30年，但从西方学来的那点“长技”却没能完成“制夷”的目的，这种结果免不了引来人们的种种议论和批评。有趣的是，构成批评这场运动主体的并不是当初拒绝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所谓顽固派，而是这场运动的一批受惠者和参与者；批评的矛头也不是针对它的初衷，而是由它的结果追究其过程，责其学习西方不得要领，所谓仅袭皮毛而不谙精髓。思想界的这种状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科学是不是奇技淫巧、该不该在中国流传，已经成为一个有了公认答案、无需继续争论的问题。科学技术被宣布为西学的皮毛，表明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从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转到了如何把这种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即由技术层面推向社会政治层面。
在推进这种变革的过程中，科学既被确立为追求的目标，也被用来论证这种变革的合理性。早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系统传入中国之前，兴趣广泛的康有为就从各种渠道获得了诸如“人自猿猴变出”、“海之所生，蚧为最先”等知识，他把这些知识援引到对人类社会的解释上：“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康有为：《论语注》，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进化论知识对于坚定他对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信念发挥了积极作用。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使进化论系统地传入中国后，成为时人解释一切社会问题的依据。处于亡国灭种危急关头的中国，惟有通过变法维新，才有望摆脱被淘汰的厄运。这里，进化是一代人追求的目标，进化论则是这种追求的合理性依据。
深化向西方学习的要求是与人们的西学视野在不断地扩大交互影响、相伴而行的。当人们意识到把西学限于“技艺”的范畴将无法解决中国面对的难题时，已经预示着西方科学将要冲破束缚，向着更广阔的范围挺进。1893年冬，上海格致书院聘请郑观应为其学生命题一事，或许就能反映出这种变化。格致书院，顾名思义，主要是以自然科学（格致学）为其学习和研究对象的，但郑观应给学生的命题却是：中国能否开议院。郑观应是西方议会制的积极倡导者，这个命题显然是从他个人的兴趣来的。但是，命题是让学生回答的，假如学生在此之前对西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没有一定了解，怎么能够比较中外并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呢？书院又怎么会聘请郑观应来命题呢？很显然，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已经进入格致书院学生的视野。此后，随着严译名著的大量出版，西方科学在人们的心目中便彻底突破了自然科学的范畴，广泛触及到社会、政治、经济等学科和领域。为了推进这种发展，体系变得越来越庞杂的科学又被人们划分为“西艺”和“西政”两部分，追捧“西政”，即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科学，成为时尚。
西学视野的扩大，刺激着人们自觉比较中西的意识，认识一步步接近其实质。其中，严复提出的西方文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的论断，可谓是对中西两种文化根本差异的深刻揭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真与伪”、“公与私”，不仅仅是对某种事实的描述，它更表达了一种价值，一种意义。“伪”与“私”同“真”与“公”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价值，孰值得推崇，孰该受到贬斥，尽在不言之中。从这个角度讲，该论断“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认识的深化，促进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科学不仅一步步地扩大了领域，也提高了身价。在其面前，不仅不再有禁区，而且也无人敢于公然冒犯，地位之高，诚如1923年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二
科学，无论其关涉的对象是自然，还是社会或思维，它都是以揭示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即规律性为其目的的，是一种成体系的知识，一种工具理性，本身不含任何价值的意义。正是这个特性，使科学得以在中国较早地流传开来。但是，随着传统政治一文化格局一步步走向崩溃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失范，寻求新的能整合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的任务急迫地提上日程，科学便成了人们追捧的对象。伴随着科学由技术层面向社会政治思维层面的全方位推进，科学被有意无意地赋予了越来越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以至到五四时期形成了一股势头强劲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在西方从宗教中分离出来的科学落户到中国后，再度与信仰缠绕在一起，信仰甚至替代知识成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主要特性。科学在工具理性之外，又有了价值理性的意义。
五四前中国人的科学观，就主流而言，主要是从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理解西方科学的，但是，仔细品味则不难发现，一些影响五四科学思潮走向的思想端倪已经有所显露。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理路中对西方科技所作的“长技”和“为用”的简单表述，实际上已包含了某种价值判断的意味。“技”不是简单的技艺，而是超乎寻常的“长”技，“用”不仅仅相对“体”而言，同时是可以“为”用的。一个“长”字，一个“用”字，非常直观而又深刻地表达了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至少是在实用价值方面的肯定。
对于近代中国人科学观念的影响，严复的作用最大。这主要体现在他对逻辑归纳法的提倡和藉科学方法以反对传统上。由于严复所接触的西学大都局限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之内，所以由培根开其端的经验论和归纳法，即严复所谓“实测内籀之学”便成为他推崇的对象。严复在探究西方的富强之道时发现，虽然“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所无往而不荒虚”，但“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培根——引者注）氏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严复集》，第1册，43、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严复大力提倡逻辑归纳法，除了所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知识背景影响外，更与他对造成“旧学”“无用”、“无实”根源的探究分不开。他发现造成“旧学”的弊端，“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把造成“旧学”和“新学”有用无用、有实无实的根源，归之于认识事物所采用的不同方法，即“臆造”还是“实测”，认识论的意义由此充分展现出来。此外，“新学”与“旧学”的长短优劣是在相互参照下发现的，对“臆造”的不满构成对“实测”追求的动力，对“实测”的信心又强化着对“臆造”的批判意识。这里，对“实测”法的倡扬实际上蕴涵了对“旧学”的某种抨击。可以说，严复对逻辑归纳法的提倡，不仅影响了后人对科学方法的取舍，也开创了藉科学方法以反对传统文化的先河。
旧意识形态权威的丧失，为科学的挺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新文化运动时期，不仅在名词上严复所谓的“格致”为“科学”所取代，且对其价值的肯定也较严复更加表露无遗：“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独秀文存》，243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这里，科学是被当作将人类从黑暗引入光明的救世主来看待的，科学因此也就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了极其正当的地位。这种叙事方式，虽显简单，却又不失为有效，对于注重实践理性的中国人来说，西方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事实，足以消解对“德赛两先生”的地位和价值作进一步理论阐释的必要。五四时期，不论是哪一种价值，只要在西方的历史上曾被证明或认为是有效的、行得通的，也就一概认为同样适用于当时的中国。直到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之前，这一点几乎没有受到挑战。“德赛两先生”被提升为衡量一切社会现象的价值尺度，被确定为救治一切黑暗的灵丹妙药，主要依据的就是对西方经验事实的描述。
由西方经验事实出发对科学价值的认定，注重的不是有关科学的知识和理论，而主要是严复思路下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对西方社会由“黑暗”走向“光明”历史的描述，本身即赋予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以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因为若没有人们观念的巨大变革和诸多社会政治问题的有效解决，这个历史进程是绝然不可想像的。科学的意义正在于：科学精神的倡扬促进了人们观念的变革，科学方法的运用使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受这种认知的影响，在五四知识分子的科学理念中，科学的意义便集中体现为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