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重要的是要看李约瑟本人对这些假说的分析。为什么Q[,2]中从伽利略一直到牛顿的那个传统在上述定义中仅仅用“伽利略时代”来表示？这是因为他后来认识到：“实验数学的方法在伽利略的著作中就几乎已经以完整的形式出现了”。（［17］，p.156 ）由于认识到伽利略的重要性，所以，他在SCC 第三卷中对伽利略构造这种数学化假说的方法给予了详细讨论，并且把他的方法与达芬奇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构造旧假说的方法作了比较。他把伽利略的方法归纳如下：（1 ）从所要讨论的现象中，选择出几个可用数量表示的特点。（2 ）提出一个包括所观察的各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式（或与此相当的东西）在内的假说。（3）从这个假说推出某些能够实际验证的结果。（4）观察，然后改变条件，再观察——即进行实验；尽可能把测量结果用数值表示出来。（5）接受或否定第（2）步所作的假说。（6 ）用已接受的假说作为新假说的起点，并让新假说接受考验。
众所周知，一个科学理论具有两个重要功能，即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李约瑟不会不知道这个早成定论的结论。从他的上述总结中可以看到，由于（2）包含了（1）的经验内容，它无疑具有解释功能。有趣的是，李约瑟对（6）给了一个脚注：“到这时，随着信心的增大， 已逐渐渗入科学‘预言’的成分了”，这就是说假说具有了预见功能。（［17］，p.156）而（3）—（5）即是检验假说的步骤，所以， 无论李约瑟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他所归纳的伽利略构造科学假说的方法，实质上就是构造科学理论的方法。
事实上他是意识到了的。他在这里的许多论述，都反映了他是在讨论新旧科学理论的区别与联系。例如，在讨论伽利略的方法时，在分析了假说必需是数学化的之后，他指出：“也许，最好是把伽利略的革新说成工艺实践与经院理论的结合”。这就是说，这种结合就使得旧理论转变成新理论。在给出中国和欧洲匠师们的方法后，李约瑟接着说到：“由于缺乏基本理论，工艺技能只好通过个人的接触和训练一代一代往下传”。这里所缺乏的“基本理论”看来也是指伽利略式的理论。在讨论了达芬奇思想中的中世纪的物理学概念之后，他说这帮助我们了解到，“在没有适当的科学理论的情况下能够达到多大的技术成就”。“没有适当的科学理论”无疑也是指没有用伽利略的方法所得到的科学理论”。在给出中国和欧洲匠师们的方法以及经院哲学家们的方法后，在讨论他们何以未能达到伽利略的高度时，他说到：“无论如何，就理论科学而言，事情确实是如此”。在讨论完伽利略的欧洲源流后，转到中国的情况时，他说：“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十一、十二世纪的新儒家所获得的自然知识，在理论化方面是不是不如十三世纪欧洲经院哲学家先进呢？”李约瑟这里借用的这个问句清楚地表明，他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在讨论科学的理论化问题。
在今天的科学定义中，无论是把科学一分为三，即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还是一分为二，即理论科学和应用技术，理论科学都包括科学理论和与之相应的基础实验。既然伽利略的方法就是构造科学理论的方法，那么李约瑟的近代科学结构的根本基础，就是指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其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如果我们注意到他在这里是以一个较小的概念表征一个较大的概念，即以近代科学的根本基础来表征近代科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他提出问题Q[,1]时，他心目中所意指的，正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理论科学。事实上，李约瑟有时也直接用“理论科学”作为“近代科学”的替换概念。例如，在谈到中国的联想的或协调的思维的概念结构与欧洲因果的和“法定的”或合乎规律的思维的概念结构在本质上不同时，〔3〕他接着说到：“它并没有引起17 世纪理论科学的兴起，但这并不能成为把它叫作原始科学的理由。”（［11］，p.311）
在这个定义之后，李约瑟还说到：“在本文的结尾，我打算从被看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科学及其在东西方的发展上，更仔细地考察一下伽利略突破的地位。”在这样一个整体科学的概念下，李约瑟批评了那种认为科学的精髓在于演绎几何，东方文明只有技术发展的西方人的观点，包括爱因斯坦认为不必惊讶中国何以没有产生科学那段众所周知的话。在这样做时，他的基本理由是认为他们所持的数学和科学的概念都太狭窄了。在批评他们的后一概念时他承认：“诚然，力学是近代科学的先锋，所有其它学科所极力模仿的‘力学的’范式，以及对作为其基础的希腊演绎几何的强调，至今都是无可非议的。”他所批评的只是“这和宣称几何运动学就是全部科学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认为“科学具有许多不同于几何推理的方面。”这就是说，应该在“作为整体的自然科学”概念下来理解中国科学，同时承认近代理论科学是近代科学结构的根本基础。这不仅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结论，同时还使我们看到理解李约瑟对中国科学的评价的一个重要背景（这个背景随处可见）：他对中国科学的赞美之词，许多都是针对认为中国无科学的观点而发的，这和用近代理论科学来衡量还不是一回事。换句话说，它们多在“不同于几何推理的方面”，落在“近代理论科学”之内的，有，但就不是那么“辉煌”和“杰出”了。我们可以赞成、或反驳他的观点，但前提是要弄清他的观点。
既然中国古代科学在理论方面比较落后，而问题Q[,1] 是问为什么近代理论科学没有在中国兴起，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难题的真正含义了。
四、结论与讨论：难题问在何处？
综上所述，李约瑟难题的结构在于：问题P[,1] 的基础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其内涵是上述五个基本特征。问题Q[,1] 是问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其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的产生问题。我们不太愿意把两问的难题用一问表述，即使这样表述，其含义应当是：古代中国人在创造精神上，在哲学思辨能力上，在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上，以及在把它们应用于实际需要的能力上都表现出惊人的水平，但是在科学理论方面比较落后，那么，为什么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其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P[,0]，Q[,0]）我们立刻看到，尽管这个表述对中国科学肯定了很多，但是，它实际上具有消解难题的倾向：既然中国科学在科学理论方面本来就比较落后，那么，近代理论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就不是足以让人吃惊的了。
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问题。李约瑟的惊奇在于，既然有特征（1 ）—（4）， 中国科学就应当产生出与之相当的高水平的科学理论或理论科学。它没有出现这本身就令人奇怪。因此，他多次表示：“我相信，你对中国文明越是了解，就越是对近代科学和技术没有在那里兴起感到好奇。（［13］，p.36—37）所以，这个难题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在与科学理论密切相关的那些科技因素方面，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与科学理论密切相关到应当使其达到相当水平的那些科技因素方面，中国都取得了杰出成就，何以近代理论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P'[,0]，Q'[,0]）如果说以上是难题的表层结构，那么我们由此不难看到难题的深层结构：（1）难题的重心在近代理论科学上， 而这恰恰是中国科学的薄弱部分。（2）所以， 难题肯定的是中国理论科学的相对落后和科学的其它因素相当杰出同时并存。（3 ）难题的实质是问中国理论科学与科学的其它因素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前面两节可以看作是对结构（1）和（2）的详细论证。应该说，这些论述同时也说明了（3），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愿意在此略加补充。重温前面的那段印证引文，不难看到，在它的六个问句中，前两个问句，简单地说，是问在较落后的理论下怎么保持了如此之高的科学知识水平；接着的一个问句是它们的继续：理论上存在的弱点为什么没有妨碍科学发明和技术发现的涌现；第四个问句，其中的近代科学，根据我们上一节的讨论，它应该是指近代理论科学，与第五个问句构成一对，问科学在中国早期容易得到应用，而为何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最后一个问句则是问在较落后的科学理论状况下为什么又产生了较先进的自然观。于是我们看到，连成一串的这六个问句全部集中在理论科学与科学的其它因素之间的关系上，并且，从行文看，也的确应该按上述关系来理解这些问句，所以，它们对结构（3 ）是一个绝好的说明！
从难题的深层结构可以看到李约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之间存在矛盾：研究中国科学的发展，却以欧洲所产生的近代科学为标准。这个矛盾是由他的比较法所引起，还是历史研究所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只能另文讨论了。
如果上述结论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流行的各种对李约瑟难题的转述所存在的问题了。在麦克米兰公司《科学史词典》的转述中，“科学”与“技术”并提，因而应当是狭义的，主要指理论科学。所以这个转述否认了作为理解难题的关键因素的特征（5）。 《自然杂志》社的转述虽然没有明确地否认（5）， 但这里的“科学”显然是广义的，它包含理论科学和应用技术两部分，因而同前一转述的实际效果大同小异。人们对这些转述的理解也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难题的深层结构（1）—（3）。还有其它一些转述，如席文的“科学革命”表述法，由于它们回避了难题中P[,1]和Q[,1]之间的深层联系，因而更难准确表达难题原意。我国的解题热潮是在探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的背景下进行的。（［18］；［19］，结语，四）严格地说，这还不完全是李约瑟难题，毋宁说是这个难题背景下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值得研究，但问题在于人们又是在求解李约瑟难题这样的意识下展开讨论的。这就难以击中难题的要害了。这也许是有人认为大陆学者的解答大部分“皆大胆有余，理论不足”，“给人以缺乏严格学术训练的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19］，p.73）虽然这个评价未必中肯，但不少解答的确未能准确理解难题的含义。许多人在强调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时，尽量寻找李约瑟赞扬中国之杰出的论述，而不注意李约瑟这些论述的背景和限制范围，在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时，又几乎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历史和社会，因而这些原因又直接构成对特征（1）—（4）的否定。有些解答也注意到中国古代科学理论较为落后这一点，但遗憾的是解答者并未把它作为难题的一个部分，而是作为答案的一部分。这些论述就几乎成为“无效劳动”。总之，我国的解题工作未能充分“聚焦”，而呈现出“散打”状态，这不能不说与未能准确理解难题有直接联系。
有学者最近指出，“李约瑟难题”应该命名为“任鸿隽难题”（［21］，p.32）。这个问题直接与本文有关，我们愿在此提出一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前辈和学界同仁。从表面上看，任鸿隽、冯友兰两位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与李约瑟难题似乎一样，实则不然。首先任、冯所说的“自然科学”并非仅仅指“近代科学”，他们都认为“中国向来无科学”。所以，当他们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时，是在说中国向来无科学的原因，而并非只是在说中国在近代才无科学的原因。其次，根据我们的分析，李约瑟难题不只是问题Q[,1]，而是两个问题组成的难题（P[,1]，Q[,1]）。我们在前文论证了，表述P[,1]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总体概括，因此，他的SCC的意义就在于确立了P[,1]表述，即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明的科技成就，并纠正了西方人长期存在的“中国无科学”的偏见，这当然也包括任、冯等中国学者所持的同样这种观点。许多当代中国学者在接受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成就的赞扬时，忽视他同时指出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比较落后的重要见解，而在理解他的难题时，又完全忽视他的表述P[,1]，这倒是让人费解的奇怪的事情。最后， 由于有了P[,1]，Q[,1]在难题结构（P[,1]，Q[,1]）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举例来说，如果认为P[,1]含有中国科学技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执”了“世界之牛耳”之意的话（准确地说，应该是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的意义上），那么Q[,1] 就是问中国何以在近代没有继续“执世界之牛耳”，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有”、“无”的问题。同样，在任、冯的问题下解题，“中国向来没有科学”这一观点并不见其谬；在李约瑟难题中，前提就否定了这一结论。因此，P[,1]不仅是Q[,1]的逻辑前提，而且原则上规定了Q[,1]的内容和解题方向。我们认为我国的解题工作存在审题问题，原因也在于此。所以，我们不揣冒昧地说，与其说存在难题的更名问题，不如说存在对难题的理解问题。我们无意抹杀任、冯两位先生对难题的重要贡献，也不想为李约瑟树碑立传。李约瑟用他惊人的成就改变了问题的形式和内容，这也许是他说Q[,1]是最明显不过的问题，而P[,1]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的原因。改变难题的名称，即使不会使解题工作离开现有的研究基础，退回到原来的工作背景上去，也似乎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无益。顺便说，难题的名称问题似乎也与“为国争光”无涉。直布罗陀原来被认为是世界的边缘，西班牙人曾为此感到自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再把它看作是通向新世界的出口，他们同样感到自豪。
关于逆事实陈述是否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是一个史学理论问题，已有专门研究。例如，H.克拉夫就认为：“不考虑逆事实的编史学，与否认作为解释基础的规律的合法性是一回事。”（［22］，p.69）我们要说的是，不仅真实问题有可能用逆事实陈述表述，逆事实陈述也有可能包含真实问题。例如，如果承认李约瑟的结论，那么“中国的科学理论一直是原始型和中古型”和“中国文明在应用自然知识方面比欧洲文明有效得多”就是真实陈述，问其何以至此，按上述理解，就是含有逆事实陈述的李约瑟难题所包含的两个重要的真实问题，它们应该可以成为科学史家的研究对象。
上述讨论无非想表明，即使着眼点不在于解题，弄清难题的结构和含义也还是必要的。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李约瑟难题值得大搞特搞，也不意味着我们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不过我们在此也想提出一点疑问：中国古代忽视理论，中国当代倾向于实际，这究竟是民族精神之特质，还是纯系偶然之巧合？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也对难题本身提出一点疑问。根据以上的分析，难题的结构在于（P[,0]，Q[,0]），并且它暗含（P'[,0]，Q'[,0]）；难题主要问在深层结构（3）上。但是， 李约瑟试图从社会方面寻找东西方差异的原因，这说明李约瑟对难题的设问与他的解题路线不一致。
席文指出古代技术并不依赖于理论，这是对难题的一个诘问。但是，它并不构成放弃难题的充分理由。因为，席文所说并非是一个深奥的问题，我们与其认为李约瑟不解其理，不如相信他谙知其妙〔4〕。 那么问题在于，李约瑟提出其难题的意图何在呢？不过这是超出本文范围的另一个问题了。
致谢：感谢我的导师张秉伦教授对作者撰写本文的鼓励和支持，以及对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
注释：
〔1〕P[,1]的正确译文国内早已有之，如参见[7]，p.148；[8]，p.2，但它们均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
〔2〕特征（3）、（4）并非无足轻重。 这里关于近代科学的四大要素，是想说出类似于库恩的“范型”的某种东西，因而它们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3〕顺便指出，大陆译本在此处又错了。 原文是说两者在本质上不同（different from），而译文却是“相同”。
〔4〕实际上，李约瑟在SCC第五卷中，曾就难题的合理性问题专门讨论了他与席文的区别，并对席文放弃难题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及其理论依据。［23］
【参考文献】
［1］ 张秉伦等，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及其科学价值，《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6期。
［2］ W.F.Bynum and others,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Sc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中译本见宋子良等译，W.F.拜纳姆等编，《科学史词典》，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
［3］ 《自然杂志》，1990年第11、12期。
［4］ 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Torento:University of Torento Press,1969.
［5］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6］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7］ 赵红洲等译，M.戈德史密斯等编，《科学的科学》， 科学出版社，1985年。
［8］ 李约瑟著，王翼勋等译，“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自然科学史译丛》，1986年第3期
［9］ H.W.Fowler and others,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New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10］ Webster's New Dictionary of Synonyms, G & C.Merriam Company, Publisher's,1978.
［1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2］ 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
［13］ 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
［14］ N.Sivin,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China-or didn't it?李国豪等编，《中国科技史探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中译文可参见《科学哲学》（研究资料），1984年第一辑。
［15］ Joseph Needham, Poverties and Triumphs of theChinese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A.C.Crombie (ed) ScientificChange, London: Heinemann,1963.
［16］ 潘吉星，李约瑟的生平及其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7］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ry Press, 1959.
［18］ 《自然辩证法通迅》杂志社，《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出版社，1983年。
［19］ 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
［20］ 王禹凡，浅谈中国科学史之外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迅》1993年第5期。
［21］ 席泽宗，关于“李约瑟难题”和近代科学源于希腊的对话，《科学》，1996年第4期。
［22］ H.Krag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graph ofScience Cambridge,1987，中译文见任定成译，“假设的历史”，《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
［23］ Joseph Needham and LuGwei- Djen, Science and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5.Part Ⅱ, Cambridge: CambxidgeLiniversity Press, 1974,ⅩⅩⅡ—ⅩⅩ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