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近代科学职业化 科学社团（学社） 学术旨趣
人们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近代意义的科学革命时，往往情不自禁采用了“辉格式”（Whiggish，颇类似“六经注我”）的历史解释，但对中国科学人士的职业化问题，及其对形成科学体制的影响却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切入，比照差不多同时的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东林书院这两个社团，它们作为学术组织的思想抱负、职业化程度和所扮演的文化角色；这种差异一直延伸到欧洲百科全书派和中国乾嘉学派。
（一）
西语“职业”（Vocation，德文Bruft）本义是召唤（拉丁文vocatio=calling），这个概念不同于受过特殊训练或教育的profession，似更意味着一种由天赋引起的工作，因此也就具有了天职的意思。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时，就用Beruf对译“（上帝的）召唤”，而新教观念之于早期近代科学的正面影响已为人们所熟知。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科学的职业化意味着把洞悉自然奥秘的科学当作一项为世界“祛魅”的事业，其本身并不关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近代以来，这种职业化为许多人提供了从事科学活动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获得社会承认，谋求经济效益的好处。
当然，近代科学的职业化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原本属于个体性质的科学研究成为专业共同体的活动了。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就出现了推崇柏拉图主义的“学社”（Academy，或译学园、科学院），并伴有经常性的学术聚会。事实上，当时对科学（也许不包括医学）的主要贡献都是在这些大学以外的地方作出的 ，“当科学进步到一个阶段，各分科接触增多，而且个人也不能深入到每个领域里去，只有许多学者的协作才能解决问题时，这种团体组织便感到特别的需要。” 近代科学体制（institution）就是这样酝酿成形的。
较早在那不勒斯有自然奥秘科学院 （Accademia Secretorum Naturae，建于约1560年）；帕多瓦有阿菲达斯科学院（Accademia Affidati，1573），更有名的是罗马的猞猁科学院（Accademia del Lincei，1603；猞猁因其敏锐寓意洞察力） 和佛罗伦萨的西芒托科学院（Accademia del Cimento，1657；Cimento是实验的意思），后者的赞助人就是显赫的梅迪奇家族。近代早期科学社团的真正代表是英国皇家学会（1662），这与欧洲科学的重心向北转移，英格兰等地工商业的发展显然更利于科学和技术联手发挥效益不无关系。
据说皇家学会有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描述的“所罗门宫”（Solomon's House，一个集天文台、实验室、图书馆、动物园和植物园的机构）的影子。1660年，由于内战而流离失所的一批科学爱好者又恢复了在伦敦的聚会，建筑师雷恩（Christopher Wren）倡议建立一个正式学会，并拟议了一个40人的名单。这个以“增进自然知识”（the Promotion of Natural Knowledge）为宗旨，被冠以皇家名义的学会蒙国王特许终于在两年后正式成立。
雷恩为皇家特许状准备了一个序言，其中写道：“我们明白，再没有什么比提倡有用的技术和科学更能促进这样圆满的政治的实现了。通过周密的考察，我们发现有用的技术和科学是文明社会和自由政体的基础。……我们只有增加可以促进我国臣民舒适、利润和健康有用的发明，才能有效地发展自然实验哲学，特别是其中因增进贸易有关的部分；这项工作最好由有资格研究此种学问的有发明天才和有学问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来进行。他们将以此事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并组成为拥有一切正当特权和豁免权的正式学会。” 被推举为学会两秘书之一的胡克起草这个学会的《章程》：明确规定“皇家学会的任务和宗旨是增进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和一切有用的技艺、制造业、机械作业、引擎和用实验从事发明（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文法、修辞学或者逻辑，则不去插手）；是试图恢复现在失传的这类可用的技艺和发明；是考察古代或近代任何重要作家在自然界方面、数学方面和机械方面所发明的，或者记录下来的，或者实行的一切体系、理论、原理、假说、纲要、历史和实验；俾能编成一个完整而踏实的哲学体系，来解决自然界的或者技艺所引起的一切现象，并将事物原因的理智解释记录下来。” 这大抵可以被视为科学共同体的早期宣言。
皇家学会设机械、天文学和光学、解剖学、化学、作物学（地质学）、贸易历史、自然现象、通信等8个专门委员会。根据到1687年的学会纪录，其研究范围涉及应用领域的有运输、航海、采矿冶金、军事、纺织、农业等等；在理论方面，包括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地质学、地理学、历史和统计（政治算术）的内容。学会没几年就发展到百多人，并开始吸收外国会员，尽管其中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只有1/3弱，但这并不妨碍学会的科学声誉。
在皇家学会支持下，伊夫林（John Evelyn）改良了英国的森林业，配第创立了统计学，玻义耳的工作使化学与炼金术分了家，英国的医学和药学也明显居于领先地位，雷（John Ray）对植物学，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对地质学，特别是牛顿对天文学乃至整个经典力学的构建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学会的经费主要来自商人的赞助和会员缴纳的会费，而“皇家”只是挂了一个名，并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支持（这一点与领取国王津贴的法国科学院不同）。“如果把1700年科学在英国的地位与在其它国家相比的话，那么可见的最重要差别就是科学在英国已经体制化了。”
德国人奥登伯格（Henry Oldenburg）创办的《皇家学会哲学学报》（1665）是西方最早的科学期刊。科学需要公共知识的积累，连续的科学出版物显然比书籍更易于传播。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牛顿的《原理》都是通过学会资助出版的，有关发现和发明的优先权制度（后来发展为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也建立起来了。“为了发表和传播各种发现，为了建立能够用来从事发现工作的实验室和天文台以及植物园，准备工作一应俱全。出版杂志以发表新的成果，为保护发现的领先权而建立备案存档系统、对富有革命性的进展予以奖励，通过这些活动，持续的变革过程得以制度化。” 科学社团（学社）既为专业人士交流科学信息和成就提供了场所，也为其创造才能的社会应用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s，人们对皇家学会前身的称呼）正是近代科学兴起的摇篮，它们促使“科学家”（scientist）这一社会角色出现了 ；而此前的哲学家、技师和工匠因为未能保持持续的科学兴趣，便算不上职业化的科学家。
（二）
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Douglass C.North）认为，近代西方经济革命与知识存量的增长、科学制度的变迁关系密切。第一阶段，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教会思想垄断衰减此消彼长，新教改革实际上是这种变革的一个征兆。科学革命之所以在西方出现，也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用有关。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科学体制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应承社会对主要前沿学科的需求。第二阶段，科学家与发明家之间有了知识交易，这种交易有助于增进知识，从而提高社会和私人收益率的意识。科学家、工程师取得的专利急剧上升，公共和私人组织都意识到成功的关键是基础性开拓性的研究，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了所谓发明产业。第三阶段，知识产权的私人收益率开始接近社会收益率，一方面，对发明和创新的产权予以界定，提高了私人收益率；另一方面，许多基础性研究得到政府资助并在大学里进行，反映了公众对提高科学进步的社会收益率的意识在增强 。反之，如果缺少一套激励创新的规则，发明者也未能在其发明创造的收益中获得较大的份额，科学的进步就会延滞下来。这也间接说明了像达•芬奇这样没有进入体制的非职业化科学人士，为什么他们的许多设想只能停留在手稿上，没有得到技术上的实现。
欧洲科学走向了体制化、职业化，而同时的中国科学却没有，是一个反例 。
明清之际是中国知识界最痛苦，也最活跃的一个时期。晚明内外交困的深刻社会和文化危机“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 。他们纷纷建言反对空谈性命，提倡学问经世致用。但用什么来“经世”？如何去“致用”？他们并没有找到新的法宝，而只是认定有用之学必当谋求“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
一些依托书院，以学术相号召的社团讲学论道，在明末清初发挥了聚集知识精英的特殊作用。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建立东林书院，这个书院后来因为东林党事件名声大振。先后属于东林集团的人士大多数通过科举入仕（其中进士出身的就有八成以上），他们饱读诗书，内容既包括实践躬行的道德哲学，也包括天文历算、军事、农学等具体科学，并奉行共同的济世目标，即“进则行其道于天下，退则明其道于此” 。这批人士在政治上主张整饬吏治，抑挫豪强，并意欲在经济、军事等事功方面有所作为。
东林师友因抨击朝政，要求改革而遭排挤之后，也没有放逸山林，而是把学问与国家大事联系在一起。用高攀龙的话说，“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 《明史•顾宪成传》载，“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顾）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个学术团体已经具有了（政治）反对派性质。
至于学问之事，东林人士强调“讲”（讲学）“习”（实践）结合，学以致用，为志同道合：“并胆同心，细细参求，细细理会。未知的要与判明，已知的要与印证。未能的要与体验，已能的要与支持。如此而讲，如此而习。讲以讲乎习之事，习以习乎讲之理。……碍者通，混者析，故者新，相推相引，不觉日进而高明矣。” 他们针对空疏学风，大谈知行关系，“讲学者，明乎圣人之言，皆言吾之所以为吾也。夫吾之所以为吾，果何如哉？知之一日而有余，行之终生而不足者。知者不知乎此，行者不行乎此，人各以其所知所行者言焉，其于圣人之言多觌而失之矣。此学之所以不可不讲也。”
东林之被称为“党”，实乃“小人者加之名目”的构陷之称 ，但也的确不能排除“用学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式的活动” 的动机。明末会党（还有如复社）“一堂师友，冷雨热血，洗涤乾坤”，视天下安危为己任，其社会压力和政治抱负都是异常沉重的，这与欧洲科学社团的追求不可同语。
……
早些时候，理学也讲“格物穷理”，但却“格”成了“存天理，灭人欲”，靠“笃践履”来自律，“致良知”以自娱的心性之学。明清之际激进思想家把理学堕落视为明祚衰亡的祸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宗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今日文教明备，而穷理见信之家，反不能详一物者，言及古者备物致用，物物而宜之之理，则又笑以为迂阔无益，是可笑耳。卑者再便，高者自尊，或舍物以言理，或托空以愚物，学术自裂，物习日变。”
因此，学界传出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颜元）的呼唤，提出了“以至文胜无识之虚文，以实学胜无益之博学”（方中通）的要求。无论天文地理，河漕山岳，还是治政军务，风俗制度均应为“儒者之能事”，所谓“实学”，最基本的就是可以致用，“先致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 这样一来，“其结果必然以实用性来判断知识” 当时思想大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非常重视经验实录，且于科学技艺“熟究”之 ，但他们并没有以科学为志业，“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求收将来的效果。”
好一个“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
但是，科学共同体并非代表某种政治意愿的“压力集团”，它们“以相对直接的方式促进科学过程本身”，这通常伴随着共同体“职业上的承认” 。在中国，知识界一如既往以国家社稷为根本大业。即便如晚明最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一生积极引进西学，力主张军工火器“尽用西术”，晚年主持农政、军事，大声疾呼“富国必以正业（农业），强国必以正兵” ，不辞劳苦奔走于兴水利、修边防，“至于农事尤为用心”，以为“资兵农之用，为永世利”，是一个典型的务实派。但“此派所揭橥之旗帜，谓学问有当讲求者，在改善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故其论点，不其而趋集于生计问题。” 他们所关注的，其实还是国计民生的应用政治学。“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 。易代之变，学人更加执著于“求王治、续道统”，大部分立论都淹没在民族悲愤很情绪化的政治渲泄之中了。
清初，异族统治者为了镇压复明势力，对知识界采取了非常强硬的压制政策。顺治九年（1652）明令禁止组织集会和书院，并进一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顺治末年，清政权又借“奏销案”、“科场案”严厉打击江南士人，颁布了广泛的文化禁令，取缔书坊，“纠众结社”可以成为一条很严重的罪名，从事社团活动的学术环境更加险恶了，少数如顾炎武等参与的“惊隐诗社”，黄宗羲、万斯大、斯同兄弟领导的“讲经会”勉强维持了一些年。本来就没有象样的科学组织，那时就更不会有了。
（三）
在传统社会行将终结之时（明清之际提供了这样一种机遇，但并没有真的终结），人们已注意到传统科学的缺失在于不具专业品质。徐光启、李之藻等致力于西学，特别是逻辑方法的译介传播（如《几何原本》，如《名理探》），但他们不会想到，这些“新知”经过特殊解释可以成为“言必征（证）实，义必切理”的工具，仍然为“旧学”所用，而且西方传教士也竭力将西学描绘成有资国计民生的“道术”。音韵、训诂、校勘、天文历算等因素就这样进入了传统知识领域，经学也出现了实证化倾向，而科学却在往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起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