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历史学者对疾病医疗的探究只不过为其关注身体规定了一种内在可能性，身体史的成立与兴起，同时也是社会的、学术的等诸种外在因素刺激的结果。在西方，身体史的概念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存在着一种逐渐常态化（normalization）的过程[7] 。这一过程的出现，显然与西方社会中，随着社会、经济、法律地位等方面的变化，身体已成为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的焦点密切相关[8] 。身体之所以引起现代学人的注目，根据布赖恩·特纳（Bryan S. Turner）的解释，主要是因为，1、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出现，人们休闲的增多和消费理念的改变，“劳动的身体成了追求欲望的身体”，“对作为美好生活的标志与文化资本标识物的身体”，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商业与消费主义的兴趣”。2、随着现代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妇女运动的兴起，女性主义理论家在对父权制社会组织展开批评的进程中，逐渐开始对男女身体的差异的本质提出了质疑，“断言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是偶然形成的，而不是天性和神的意志的使然”[9] 。对此，费侠莉也写过一段颇具意味、更具涵盖性的话：
身体发人深思，但这提醒我们必须小心考虑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必须了解到这种发人深思的魅力，是二十世纪晚期现代感性的典型产物。我们对身体的注重的确得助于当代科学、医学，但也得力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大众消费，以及世纪末文明对性事及年轻的特别着迷[10] 。
另外，西方一直关注人或者说身体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人类学传统也必然会对此产生影响。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医学人类学兴起，更促使人去关注身体、疾病的本质及其隐喻[11] 。而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学与历史系联系的日趋紧密[12] ，则有利于历史研究者将身体引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法国被认为是“新史学年鉴派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的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途径概括为饮食史、体质体格史、性行为史和家庭史四个方面，其中体质体格史所关注的正是人的身体与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演进关系以及身体动作的文化意蕴，而性行为史作为人身体行为的一种显然也与身体史有着密切关系[13] 。可见，人类学研究方法和主题的引入，对史学界对身体史的关注有着重要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也把自己对身体史的探索视为一种人类学的研究[14] 。
身体史一旦成立，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研究空间，尽管仍与疾病医疗史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联系，但其研究的不少论域恐怕已非疾病医疗史所能规定和涵盖。她显然不同于正统的医学史，也与疾病医疗社会史多有差异，她试图结合二者，并将文化、权力等议题带入其中，探讨并揭示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身体的医学论述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关联[15] 。身体史的引入，可能会刺激甚至逼迫人们去思考，种种日常习以为常的“常识”，其实未必就不证自明、古来如此或事实如此。比如，人的身体果真只是能实现种种复杂的生化反应的物质性存在吗？乳房天然就是性感的表征？忌妒乃是人的天性？等等，过去并未如此，将来也未必这样，或许，我们今天种种“常识”不过是当今一种科学的假设或文化的建构。这些探讨既有利于我们“重现”以往众多为人忽视的历史面相，还可能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和认识人的本质。
就现在而言，中国身体史研究主要在欧美史学界，尽管近年来，台湾史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有益的探索。1999年美国出版的两部著作集中代表这一领域最新研究成就：费侠莉的《蕃息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别，960－1665》[16] 与栗山茂久的《身体的表现性与希腊和中国医学的分歧》[17] 。对于身体史研究，费侠莉根据西方的研究状况，总结了这一研究的两种取向：再现（representation）的历史与感知(perception)或经验的历史[18] 。所谓的再现和感知，据笔者的理解，大概是指，再现历史上文化对身体的建构并加以诠释，和置身于历史情景中，移情入境去体验和感知历史上的身体[19] 。以上两部著作似乎介于这两种取向之间，或者说尝试这两者取向的汇合。根据托马斯·拉克尔的研究，在西方文明史上，以生理上的性来截然区分男、女两性的“双性”认识不过近两百年来才出现的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女性在性属上与男人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有区别的只是由于女性的低能或低级（比如说热度低）使她们的生殖器藏于体内而不能从体内孵出[20] 。费侠莉以性别为名的研究，其最终关注的仍是医疗与性别语境中的身体。她首先探讨了《内经》中所描述的身体，即她所称的“黄帝之身”，认为中医中处于阴阳关系中的男女身体与西方医学的“单性”（one-sex）身体明显不同，而是“双性”（androgyny）身体，或者确切说，是一个阴阳互补的身体。在此基础上，她从“妇女以血为主”这样观念入手，通过梳理宋明时期妇科医学发展，探讨了中医是如何经由经血来建构其医学身体上的女性的，以及宋以后妇科医学的转向，即从强调经血的主导作用逐渐转向了关注生育过程中的个体；妇科的信条也从“以血为主”转向了养阴，通过滋补妇女的血气双虚来增强她们生育能力。然而，尽管生育在宗教和哲学上以及现实中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但这并不妨碍女性身体的“污秽”，故而，虽然妇科和产科日趋医学化、正统化，产后的血污等不再成为医学的顾忌，但医生只是施以规范的医疗和把持方剂大权，与生育的物质层面以及肉体有关的“脏活”则无一例外成了“下贱”的产婆的专利，女性的医学身体最终在繁衍的使命和具体的生育过程之间承受了颇具意味的分裂[21] 。就此，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男女身体虽然是双性的，但女体的“污秽”使其仍低男体一等，这一点，东西方似乎又殊途同归了。关于女体的“污秽”，台湾的蒋竹山通过“阴门阵”——妇女裸体尤其是下体面对敌阵——这一出现在明清战场上的特殊阵法的探讨，从另外的侧面做出新的阐释。他超越了以往“以阴克阳”解说，揭示出了明清妇女裸身具有的污秽象征意义，在“阴门阵”中，女体不仅被异化、物化，也“污名化”了[22] 。
栗山茂久的著作不仅是身体史的代表作，也是中西比较的典范之作，他巧妙地跳出了以其中的一种文化为标准来审视另一种文化的窠臼，通过中西比较研究来呈现中西身体论述的差异并解释这种差异的源流。栗山首先展示了中国医学和西洋医学中两幅表现身体的图，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身体，中国和西洋医学中的呈现如此不同？为什么中国医家在人体中看到的是小腹微凸，全身孔穴、而且是由一条条经络而非血管和神经联系而成的人体；而西洋医家看到的却是肌肉虯结，全身充满了神经与血管的身体？针对这一引领全书的问题，栗山从“触摸方式”、“观看方式”和“存有（being）方式”三个方面来加以探讨。关于触摸方式，他主要从“脉”切入，指出，西洋医学往往从解剖学的角度认识脉，不断要求确定脉究竟是什么，最终以“韵动”这样一种规律地以重复的方式呈现某种运动结构的形式来考量“脉”，显示出西方医者一直想从不变的单位来掌握变化的追求。而中国的医家则是将人体与天地比附，并用术数式的推算来理解脉，作为一名医家，他要掌握的不是脉是什么，而是脉中流动的“气”会有什么可能的表现，透过描述性语言、自身的经验和技艺切出脉动下的真像。这样中西双方医家不但形塑了各自对于脉的不同感觉，也使他们看到了不同的身体。在“观看方式”上，西方希腊医生的“解剖之眼”看到的是人体虯结的肌肉，而中国医家看到的却是“色”。在希腊，解剖与其说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不如说是为了要证实他们形而上的观念，是为了省思创造与自然之间的奥秘。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创造的目的论的指引下，关节和肌肉就不再仅仅是人身体的简单的组成部分，而是使人具体成为人的标志，肌肉松软、骨节不分乃是野蛮人和女人的形象。他们认为，灵魂构成了人的形式，而肌肉之运动显示了人作为主体的主动性，表达了人的意志，从而奠定了西方“意志人”存在的基础。相较于希腊“有主宰”的身体观，中国却是术数化的身体观，中国医家看到的不是肌肉而是“色”。所谓望色，就是指观微知著，透过外表的征兆探求事实的真像，对医家而言，望色望的是人的气色，而气代表人的生命力，其在人体中的流动是自然的，无须意志或主宰。全书最后一部分以“血”和“风”两个概念来讨论中西两种身体观的存在形式。认为，中国自发性的身体驻居在一个有秩序、可以预测、却可能随时为风所打散的世界，而且任何一环的失序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使其他秩序大乱。然而也因有秩序，可以预测，人亦可藉修炼来保持健康。而希腊医学中有意志力的身体，则驻居在一个风起不时的世界中，人必须时刻以自己的意志去掌握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健康[23] 。
与他们两人不同，布瑞（Francesca Bray）则是从比较彻底的物质主义者的立场来再现和诠释人体，她以身体与科技为考察对象，将农事、医学、工具、劳工及家内空间视为物质文化特色。这些社会及文化经验的塑造不是靠说而是靠做，它们不是语言，而是具体实践。居住在屋内、种稻或织布等的学习并非来自语言，而是来自像学跳舞那样的某种身体的规训，而牵涉其中的特殊文化经验将透过活动来传达及体验[24] 。
台湾史学界由于在一开始介入疾病医疗的探讨时，就把对于身体的认识及所赋予的文化意义作为医疗社会史的研究领域[25] ，故而对身体史探索几乎是与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同步展开的，或者说是夹杂在医疗社会史中展开的，尽管份量上有一个由轻变重，理论上有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比如，杜正胜虽然可能并未自觉要从再现或感知的意义上来探究中国传统的身体，但他在倡导医疗史研究的过程中完成的两篇论文却实实在在是讨论生命的。《形体、精气与魂魄——中国传统对“人”认识的形成》一文梳理了从周至汉，中国人是任何由表及里逐渐认识人体的，推断出作为中国生理学重要基础五脏系统在战国中期才完成。认为，“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已完成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其重要根据即在对于‘人’的认识。当时所创描述人的重要概念如‘脏腑’、‘精神’、‘精气’、‘神气’、‘魂魄’久已变成日常用语，习焉不察，这是挖掘中国文化特质的一大宝库，其核心即在于气。”[26] 《从眉寿到长生——中国古代生命观的转变》则比较全面考察了战国到两汉新旧材料所见追求长生的意愿和技艺，分梳道家正宗养神派与方士养形派的区别，重建汉初以前行气与导引的方技，领略养生家的终极目的不外是却老复壮，青春永驻，精气凌健，以享受百岁的天年[27] 。另外，邱仲麟探讨了割股疗亲这样直接关涉身体的问题，但取向却是社会史的[28] 。随后的一些研究似乎增强了对身体的关注，李建民著作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完全属于医学史的论题，但他却藉此进一步阐释栗山茂久的术数化的身体观[29] 。提出，“古典医学所蕴含的术数意义，如生命与天地同韵，身体有不断自我提升、转化的可能；这是古典医学的生原与定向，在今天仍具有关键意义。”“我们近日泝源这个无法目验、亦不能以现代解剖学解释的脉，其意义在于提供另外一种了解生命和人体的范式。”[30] 祝平一对以往研究中以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知识来探究、理解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所传入的人体生理知识的做法进行了检讨，清理出当时西洋传教士拥有的灵魂与身体结合的身体观，并探讨了传教士如何藉此诉说天主教的信仰，以及天主教何以能成为当时士人一种可能的选择[31] 。张嘉凤透过金元明时期医家有关“命门”的种种论述方式，探讨了这一时期医者如何理解他们的身体，尤其是胚胎时期身体形成的关键与经过。他们对“命门”的论述，为身体的结构和生命的来去找到了起点与终点，为胚胎成长的关键与过程、男女性别的分殊、两性身体结构的差异，以及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体联系，找到了理论根据[32] 。李孝悌利用《霓裳续谱》、《白雪遗音》两本情歌和《缀白裘》中几句戏曲曲文，呈现了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普通民众，尤其是普通妇女的情欲表现和感受及其作为想望和戏谑对象的身体，无论在是资料还是研究主题，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的呈现对过去那种有关盛清时期礼教盛行、社会上满眼正经的刻板认识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在上层社会思想趋于严格的十八世纪，我们仍然能够透过一些性质特殊的资料，体会到民间文化的款款深情，那么在道德意识松动的其他时代，我们当然更有理由企盼看到和十八世纪类同的民众心态。”[33] 李并没有刻意对身体本身及其文化建构做出论述，不过他的研究还是丰富了人们对历史上身体的形态和精神状态的认识，为如何发掘以往多为历史研究者忽略的资料来呈现历史上的身体提供一个成功范例。
严格说来，大陆自觉意义上的身体史研究至今尚未展开。不过由于某些特别的机缘，还是出现一些相关成果。这主要表现在对缠足的探讨上。缠足是存在于中国五代至民国期间的一种特殊的习俗，1980年代以来，由于在“革命”和“现代化”的叙事中，反缠足都被视为一种消灭陋习的革命的、进步的运动，故而受到近代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缠足这一社会现象本身却甚少着墨[34] 。近年来，对缠足本身的探讨亦逐步展开，其研究取向大抵可分成两类，一是立足于传统/现代、落后/进步这样二元对立的理念，将缠足视为愚昧、落后和体现男权压迫的陋习而加以道德和文化上的批判；二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女性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话语权和自主权的强调[35] 。与此不同，杨兴梅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缠足这一在传统社会中被主流社会认可和推崇的习俗，到了近代是如何在众多社会思想因素的作用下逐渐被主流社会所摒弃和排斥，以及围绕着对小脚美与丑的不同认识所反映出的近代中国上下两个世界[36] 。杨念群的研究试图超越以上三种视角和分析方法，通过对反缠足运动过程中，西医传教士通过宣示“医疗卫生观念”使缠足从美观向丑陋的演变过程、维新知识分子把缠足现象表述为强国保种之障碍的经过以及缠足在国家制度层面最终沦为非法的复杂现象等内容的事实呈现，来展示和诠释国家行为与传统社会风习的互动关系。认为近代的反缠足理念并非女性自发的诉求，而是男性激进知识分子与国家话语合谋塑造的结果。尽管杨念群在文中最终体现的问题意识还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样比较典型的社会史话题，因此，可以说与杨兴梅一样所做的是针对身体现象的社会史研究，但杨念群明显对缠足本身的身体感受和文化意蕴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更多地表达了作为缠足者的女性的声音，并在资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表现“缠足审美”过程中女性的自主参与下的感觉作用[37] 。可见，在具体研究中，他已经多少表现出了某些身体史研究的内容和取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身体史研究已引起了出版界一定关注，2000年3月，春风文艺出版社首先出版“阅读身体系列”，翻译出版了十四种西方较有影响的研究身体的著作，其中包括《身体意向》（马克·伯勒著）、《身体与性属》（托马斯·拉克尔）、《身体与社会》（布赖恩·特纳著）、《西方文化中的女性身体》（席林著）、《身体史话》（米歇尔·费尔编著）、《身体思想》（安德鲁·斯特拉桑著）和《身体与情感》（赫尔曼·施密茨著）等。2002年6月华龄出版社又推出了“生理人文系列图书”，首批出版的有《乳房的历史》、《老婆的历史》、《接吻的历史》、《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史》和《婚配自然史》等。
对身体的关注多少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所以当下对身体史探索，也透露出明显的后现代研究方法的印痕，因此，这一研究的引入，必然会对目前中国史的理论与方法产生某种冲击，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刻下的研究，无论是持何种取向，都似乎是在努力厘清、消解在历史进程中我们身体之上附着的种种文化意蕴，向人们呈现一个更加自然的身体。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代性是如何规定、形塑我们今天的身体的，而且还可以为当今文明增添更多的文化“基因”。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目前的身体大都带有较为强烈的“解构”意识，多从思想文化的视角来认识身体，比较少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呈现历史上人类对身体认识的演进以及身体的存在状况的变迁，而这对真正体现关注生命意识和促进身体史的深入显然都是什么必要的。
四、结 语
以上论述并非是对20世纪以来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全面概述，若以此打量，本文的讨论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本文只是希望从笔者掌握的资讯和感兴趣的论题出发，对史学界探索中国疾病医疗史的背景、意义、问题和可能做出自己的检视。
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疾病医疗问题的关注基本是1980年代以来其内部对以往研究的不满并予积极反省的结果，不过纯科技史取向所存在的限度和问题无疑从另一个方面促发了研究者的信心与动力。而这一研究一旦出现并展开，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拓展研究视野、丰富历史面相和促进历史研究本身的深入开展等方面多有助益，而且，作为一个新的领域，还会对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的引入与实践、新史料的开掘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的实践，无疑有利于历史解释的多元化，不过任何的方法和解释都会有其限度，若不能对此保有必要的自觉，加之缺乏深厚的资料基础，则又往往会造成对某些历史现象的解释意见纷呈，甚至截然相反。与此同时，在新理念和方法的引入中，自然会带出众多有意义的课题，但往往因为缺乏必要的资料支持而流于“纸上谈兵”。因此，欲使史学界对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不断深入，相关资料的进一步搜集和挖掘乃是其关键和必要的基础。依笔者的浅见，在新理念的关照下，尽力去发掘一些以往不为人注意的新资料，拓展史料的范围，比如像李孝悌利用情歌，王振忠那样发掘地方文书，或借助田野调查搜集口述史料、碑刻资料和获取调查报告等，固然是值得努力的方向，但同时似乎还不应忽视以新眼光通过深入细致的阅读从一些常见的资料中发现新的讯息。依笔者的感受，有关疾病医疗社会史和身体史的一些问题，尽管前人可能没有有意识地予以专门的记载，但这类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的事务其实是任何时期的人们都不可能不涉及的，故也必然会在日常的记载中零散和迂回地体现出来。因此，只要悉心挖掘，即使在方志、文集、笔记小说和医书这样常见的资料中，同样可以梳理出非常珍贵的资料。
毋庸回避，目前史学界对中国疾病医疗史尤其是身体史的探讨还是极为初步和薄弱的，有待深入和发掘的论题还在在多有，资料的搜集和利用，新研究方法的运用等等方面，也问题多多，特别是作为一种新的探索，目前所利用的分析概念和“中层理论”却基本都是从别的学科和领域借用的，几乎所有研究者所提的问题与提问方式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现代西方的相关研究。这一状况在目前的研究中是自然而难以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但长远来看，如何从我们自身的历史资源中真正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从中提炼出自己“概念”和理论依然我们有必要面对的问题，似乎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子。
历史研究就如一个没有终点远航，这一研究的未来也必然是充满变数的，不过似乎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的开展，其结果可能会离我们的初衷越来越远，当初关注它，是希望它能增益历史的血肉，然而，当血肉越来越丰满以致难以合理“归队”后，我们是否又会逐步发现，原来历史的骨架并非如此？！也就是说，这一研究的后果可能不仅是历史知识的增长，还可能导致以往及现在某些史学范式的突破。尽管现在还不可能明确地指出未来的研究将提出怎样的问题和概念，但现有的成果至少已经让我们感到，这一直指生命的探索并没有指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何在，却实实在在初步向我们展示了与我们今天普遍被现代性浸润的行为与认识大为不同的以往人类另一种生活经验和生存状态，很多今人以为自然天成的常识其实并非古来如此，将来也未必长久如此。随着这类知识的加增，产生以下的思考是完全可能的：对历史研究来说，重要的可能并不是历史规律的探寻或鉴往知来——这样的目标几乎是没有希望达致的，相对来说，我们似乎更应该致力于呈现人类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方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促进人类不断地反省自我，并为这种反省提供可资比照的资源。
注释
[1]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2000年4月。该论文的修订稿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2]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94－98页。
[3] 陈垣早年曾写过多篇关于疾病、医学方面的文章，参见陈智超、曾庆瑛编：《陈垣学术文化随笔》，“早年篇”，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55－87页。陈寅恪也有数篇论文涉及疾病与医学，比如《狐臭与狐臭》、《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等，参见《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142、157－161页。
[4] 参阅李建民《传统医疗史研究的若干省思——〈陈胜昆医师全集〉读後》（《新史学》1992年第3期）第139页。
[5] 杨念群将其概括为“宏大叙事”模式，并批评说：“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事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惟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氏著《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自序”，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6] 这方面的综述可参阅：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大陆杂志》，第95卷，第6期）第26—35页，李经纬、张志斌《中国医学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29－136页，傅芳《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62－169页，靳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52－161页，赖文、李永宸等《近50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2期）第108－113页和拙稿《20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另外香港地区的情况可参阅吴国栋《近四十年来香港医学发展史的研究概况》（《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三十一期）第73－91页。
[7] 卢建荣在《重写科技/医疗史的构图》一文中曾就疾病史研究指出了这一倾向：“倘若根据英雄史观，則古籍所載的‘疟’、‘脚气’，以及‘癞’等病就是現代医学的malaria、beriberi以及leprosy等三种疾病的对译，那么‘中国最早发现上述三种病的世界纪录’云云，便符合了科技史家所高悬的写作旨趣。”（转引自范家伟《中国疾病史研究方法之探讨——以中古时期脚气病为例》，台北中央研究院科学史委员会主办“第六届科学史研讨会”论文，2002年3月30－31日）评论一针见血，不过名词上“民族史观”似较“英雄史观”更为确当。
[8] “选精”和“集粹”这两个概念是李伯重在检讨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时提出来加以批评的（《“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177－192页），笔者认为它们同样也适合其他专题史至少是医学史的研究状况，故而借用于此。
[9] 参阅拙稿《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第96页，特别是注18。
[10] 不过稍有不同的是，历史学界对以上问题已做出较多的反省和不少新的探索和实践，关于史学界最新反省和探索，可参阅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冯尔康《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第15－17页），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57－172页），常建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社会史研究通讯》第5期，2002年7月，第19－38页），赵世瑜《平淡是福》（《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文史天地”栏），张小也《人文学者的工作坊》（《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22日“文史天地”栏），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但在医史学界，就管见所及，尚未看到此类省思出现，在最近的医史研究惟一的专门刊物《中华医史杂志》上，《试论清末卫生行政机构》、《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医疗救护概况》、《西方医院发展简史》之类的通史式或概论性的论文依然充斥其间。
[11] 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第七版），杨辉、张拓红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F. D. 沃林斯基：《健康社会学》，孙牧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5页。
[12] John M. Janzen: The Social Fabric of Health: A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2002, pp23-25. 该资料承蒙杨念群教授提供，谨致谢忱。
[13] 参阅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1992年第4期）第97－98页，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64－169页。
[14] 见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除版社1987年版，第239—253页。
[15] 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8. 1（1987），pp134—166。
[16] 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第99－106页：《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新史学》1995年第1期，第114页。
[17] 有关情况可参阅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第113－143页，《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新史学》1997年第4期）第143－165页，李建民《一个新领域的摸索——记史语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的缘起》，《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年）第59页，拙稿《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第94－95页。
[18] 以上诸人的成果请参阅拙稿《20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论》。
[19] 《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2期，第18—22页。
[20]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和社会》第1－2页。
[21] 杨氏的有关成果参阅拙稿《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第98页注13。
[22] 有关的批评请分别参阅拙稿《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80－81页和《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16页。
[2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66本第3分，1995年9月，第695－743页。
[24]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32页，特别是第32页。
[25] 《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迷》，《南开学报》1989年第6期，第56－64页。
[26] 《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70本第1分，1999年3月，第119－163页。
[27] Kerrie Macpherson: 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Ruth Rogaski: From Protecting Life to Defending the Nation: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Health in Tianjin, 1859-1953, A Dissertation for Ph.D., Yale University, 1996. 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单篇论文已译成中文，即《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天津》，《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179页。
[28] 《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19－237页；《明代社会中的医药》，《法国汉学》第六辑，“科技史专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5－361页；Medical instruction and popularization in Ming-Qing China, the Paper of the conference "Education et instruction en Chine" , INALCO, June 1999.
[29] 《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台北：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1995年版。
[30]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5－56页。
[31] 《古代医者的角色——兼论其身份与地位》，《新史学》1995年第1期，第1－48页。
[32]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云南的鼠疫流行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210页；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9－32页；
[33] 《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169页。
[34] 《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第36－43页。
[35] 《六朝时期人口迁移与岭南地区瘴气病》，《汉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27－58页。
[36] 《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1分，1993年4月，第67－171页。
[37] 《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39—253页，特别是第252－253页。
[38] 《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年6月，第399—438页。
[39] 《杨念群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0－456页。
[40] 《“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化》，《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98－113页；《民国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与空间转换》，氏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第131－207页。
[41] 《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18页。
[42]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43] 《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唐研究》第七卷，2001年，第205－228页。
[44] 《生化之源与立命之门——金元明医学中的“命门”试探》，《新史学》1998年第3期，第1－47页。
[45] 《通贯天学、医学与儒学：王宏翰与明清之际中西医学的交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1分，1999年3月，第165－201页。
[46] 《中國醫学の思想的風土》，東京：潮出版社，1995。李建民的中文书评参见《新史学》1999年第1期，第177－188页。
[47] 麦克尼尔著《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冲击》，杨玉龄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39页。
[48] Helen Dunstan ：“The Late Ming 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 Ch’ing Shih Wen-ti, Vol. 3. 3 (1975)，pp1－59。
[49] 林富士、萧璠的成果见上文，蒋竹山最早发表的相关论文是：《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大陆杂志》第90卷第4期，1995年，第38－48页。
[50] 赖文、李永宸等前揭文第111页。
[51] 比如，李玉尚与笔者对道光元年前后霍乱流行的时空分布、传播路线等内容描述明显较以往一些研究深入细致。（拙稿《嘉庆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考察》；李玉尚：《霍乱流行在中国（1817－1821）》，《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版2001年，第316－336页）另外笔者所作的“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在资料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上，似较以往所有突破。（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附录一，第205－229页）
[52] 当下，如果说两者之间有什么互动的话，似乎只有互相关注和利用相对滞后的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成果。可能因为历史学界较晚展开这一研究，而且相对缺乏专业医学知识，所以也相对比较关注和注意吸收医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可喜的是，随着历史学界这方面研究的日渐增多，医史学界也开始对此有所关注，一篇最新有关古代疫情研究的综述已开始注意到历史学界的研究，尽管其了解得还很不全面。（赖文、李永宸等前揭文，第109、110页）除此之外，两者之间还基本缺乏交流对话的有效机制，比如研究人员互访，举办多方参加的学术会议等。
[53] 范家伟最近在一篇专门探讨疾病史研究方法的论文中指出，先厘清医籍所说的疾病究竟是甚么，反映了疾病史研究的一种诉求，“疾病史研究的任务，似乎就是疾病概念的古今之间的对话”。（《中国疾病史研究方法之探讨——以中古时期脚气病为例》）
[54] 比如曹树基曾对邓海伦《晚明时疫初探》一文未能明确指出明末那场大疫是曹所认为的鼠疫，而统以“时疫”名之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类研究在医学的角度看来是太粗疏了”。这里医学显然是指现代医学。（参见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第18页）
[55] 详细的论述请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47－48页，范家伟《中国疾病史研究方法之探讨——以中古时期脚气病为例》，特别是结论部分。
[56] 范家伟：《中国疾病史研究方法之探讨——以中古时期脚气病为例》。
[57] 参阅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第20－23页。
[58] 周扬俊著《温热暑疫全书》卷四，赵旭初点校，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59] 谬遵义：《温热朗照》卷八，见《吴中医集·瘟病类》，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291页。
[60] 参阅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年版）第127页。
[61] 参阅拙稿《烂喉痧出现年代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2期）第81－85页。
[62]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850－1644）》，第31页。
[63]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850－1644）》，第31页；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云南的鼠疫流行与社会变迁》，第168－210页；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9－32页，特别是第30－31页。
[64] 拙稿《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第36－43页。
[65] 比如，1950年代一些调查，无论是调查者还是被调查者，为了表明新中国的优越性，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扩大所谓旧社会的黑暗面。
[66] 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pp134—166。
[67] 参阅本文第5页注6。
[68] 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第11－13页。
[69] 《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14－127页。
[70] 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第34－35页。
[71] 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学史的思考》，第159、164页。
[72] 参阅拙稿《清人对瘟疫之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8－249页。
[73] 参阅本文第9页。
[74] 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版。
[75] 张嘉凤前揭文。
[76] 王道还：《论〈医林改错〉的解剖学——兼论解剖学在中西医学传统中的地位》，《新史学》1995年第1期，第95－112页。
[77] 比如最新发表的李玉尚的《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一文，因为当时的一些医生将一些著名的温病学著作中的所载药方用来试治鼠疫，即使是广为试用的解毒活血汤也是根据王清任发明用来治疗霍乱的药方加减而成，而认为“在鼠疫面前，各地中医医生并不是积极寻求治疗鼠疫的新方剂和治法”。（第118页）这显然是因为不了解中医对疾病分类方法和中医寻求新治法的方式而以现代思维来解读造成的误会。按中医的分类，现代所谓的霍乱和鼠疫都是温病一种，因此用温病学著作中治霍乱的药方来治疗就太正常不过了。而且，中医所用的基本药物几乎是长期稳定的，只要稍稍留意明清时期医案，就可以知道，当时众多的新疗法就是通过加减一些旧方剂来实现的。可见，如果作者更多一些中医学知识，也就不可能据此得出中医医生不积极寻求新方剂和新治法这一结论。
[78] 笔者最近撰成了《清代江南医疗中的“迷信”行为考察》（待刊稿）一文。
[79] 对此，杨念群在《“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一文中已有所涉及，不过杨探讨的主要是传统家庭医疗空间是怎样逐步让位与医院这类集中管理的医疗空间的，而对传统和近代家庭在医疗中实际生存状况缺乏考察。
[80] 参阅John M. Janzen: The Social Fabric of Health: A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Anthropology, pp32－35；罗伊·波特等编著《剑桥医学史》（张大庆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365页。
[81]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196－197页。
[82] 王振忠以大量的、非常有意义的徽州文书为依据，通过对徽州地区种痘习俗的细致钩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普通百姓对疫病和种痘技术的心理、心态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