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算术课教学内容的规定是：其要义在使知日用之计算，与以自谋生计必需之知识，兼使精细其心思。当先就十以内之数示以加减乘除之方，使之纯熟无误，然后渐加其数至万位而止，兼及小数；并宜授以珠算以便将来寻常实业之用。
对格致课教学内容的规定是：其要义在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大略形象质性，并各物与人之关系，以备有益日用生计之用。惟幼龄儿童，宜由近而远，当先以乡土格致。先就教室中器具、学校用品、及庭园中动物植物矿物，渐次及于附近山林川泽之动物植物矿物，为之解说其生活变化作用。
（二）高等小学堂，以四年为限。课程基本上与初小相同。
算术 其要义在使习四民皆所必需之算法，为将来自谋生计之基本。教授之时，宜稍加以复杂之算术，兼使习熟运算之法。
格致 其要义在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形象质性，并使知物与物之关系，及物与人相对之关系，可选于日用生计及各项实业之用，尤当于农业工业所关重要动植矿等物详为解说，以精密其观物察理之念。
（三）中学堂，以五年为限。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
算学 先讲算术（外国以数学为各种算法总称……而其中以实数计算者为算术，其余则为代数、几何、三角……）其笔算讲加减乘除、分数小数、比例百分算，至开平方开立方而止；珠算讲加减乘除而止。
兼讲薄记之学，使知诸帐簿之用法，及各种计算表之制式；次讲平面几何及立体几何初步，兼讲代数。
凡教算学者，其讲算术，解说务须详明，立法务须简捷，兼详运算之理，并使习熟于速算。其讲代数，贵能简明解释数理之问题；其讲几何，须详于论理，使得应用于测量求积等法。
博物 其植物当讲形体构造，生理分类功用；其动物当讲形体构造，生理习性特质，分类功用；其人身生理当讲身体内外之部位，知觉运动之机关及卫生之重要事宜；其矿物当讲重要矿物之形象性质功用，现出法、鉴识法之要略。
凡教博物者，在据实物标本得真确之知识，使适于日用生计及各项实业之用，尤当细审植物动物相互之关系，及植物动物与人生关系。
物理及化学 讲理化之义，在使知物质自然之形象并其运用变化之法则，及与人生之关系，以备他日讲农工商实业及理财之源。
其物理当先讲物理总纲，次及力学、音学、热学、光学、电磁气；其化学当先讲无机化学中重要之诸元质及其化合物，再进则讲有机化学之初步，及有关实用重要之有机物。
凡教理化者，在本诸实验，得真确之知识，使适于日用生计及实业之用。
（四）高等学堂，以三年为限。分三类。一类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等；二类为格致科、工科、农科；三类为医科。
第二类课程有11科：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外国语，算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图画，体操。根据将来升入大学的不同，各自分别增加与大学相对应的有关课程。
（五）大学堂，一般以三年为限。下分设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大学之下设学门（专业）。
其中格致科大学分六门：算学门、星学门、物理学门、化学门、动植物学门、地质学门。
工科大学分九门：土木工学门、机器工学门、造船学门、造兵器学门、电气学门、建筑学门、应用化学门、火药学门、采矿及冶金学门。
农科大学分四门：农学门、农艺化学门、林学门、兽医学门。
医科大学分二门：医学门、药学门。
关于课程设置，仅以物理学门为例列出：物理学、力学、星学、数理结晶学、物理化学、应用力学、物理实验法、化学实验、气体论、毛管作用论、音论、电磁光学论、理论物理学演习、应用电气学、星学实验、物理星学、微分积分、几何学、微分方程式论及椭圆函数论、球函数、函数论。
大学堂之内还拟设通儒院，以“造就通才为宗旨”，“为研究各科学精深义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
上述的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分科大学相当于“学院”，学门相当于“专业”，通儒院相当于“研究生院”。
从中已可以品出“现代”的味道了。
这几乎就是从日本拷贝来的一套教育标准。这些章程的公布，使全国各地开设学堂时有所遵循，实际上，学堂初兴时，困难很多，不会真是那么“标准”的。连国家重点保证的京师大学堂都完美不起来，惶论其他。至于通儒院，更是空中楼阁。因为，最实实在在的，还是要从娃娃抓起，要先办小学堂和中学堂。
如果我们回到本文的开头，让历史的长焦镜头继续追寻那些“娃娃”的足迹，我们就可以看到——
蒋介石于1903年进了奉化县的凤麓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开设有英文、算学等新课目。但因仍以传统的经、史为主，学生们则要求得到更多的新知识，因此闹起了学潮，蒋是其中的领头人物。
郭沫若于1903年在读家塾，但受大形势的影响，家塾所用课本亦有很大变化，大都采用“各种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等等”，还有一部《笔算数学》。
胡适于1904年到上海进了梅溪学堂，课程有国文、算学和英文。
秀才翁文灏于1906年考进了上海的震旦学院，所设课程有法文、算学、物理、博物、哲学、史地等。
毛泽东生活在偏僻的小山村中，读了多年私塾后，到1910年才有机会离家远走，进了湘乡县东山新式高等小学堂。
前人在习举业的过程中，接受的是重伦理实践的儒学知识体系，《四书五经》所灌输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和行为规范，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但他们并不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中国古代并没有概括科学知识整体的语汇。当童生士子们跃过龙门、登科入仕之后，大多数的进士、状元、翰林也并非是富有创造性的经世之才。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历代志士仁人奉为格言，不过，这种忧患意识所维系的只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进步发展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与儒学知识体系的无进步是互为因果的。经学以古代圣贤为道德学问的顶峰，后世的任务只在于注经和实践。在经学自身的封闭体系之内缺乏更新、分化的动力。中国一旦被动地迈入开放的世界，外来文化的冲击就将撕裂那处于日趋萎缩中的旧知识体系。
徐光启在17世纪初顶着夷夏之防的压力，给西方科学做了儒学包装，称之为“格物穷理之学”；
康有为在19世纪末捧着变法救亡的奏折，给西方科学以一个与中国儒学相并立的地位；
清政府在20世纪初颂布了推行新政的命令，在林林总总的学科世界里，儒家的经学已变成诸多学科之中的一“科”。
20世纪初中国学生手中的课本改变了，这种改变意味着中国的教育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其实质是从儒学知识体系向科学知识体系的转变。不管是毛泽东、郭沫若，还是蒋介石、翁文灏、胡适，在他们的求学时代有幸赶上了这场教育革命，这就决定了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与传统儒者永相揖别的新一代，从而可能有声有色地登上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舞台。
四、“科学”与科举的胶着与分离
推行新政、颁布学制之初，张之洞等提出了一个用心良苦的改革方案，意在逐步用学校取代科举。具体计划是，乡试（考举人）、会试（考进士）都按原来的三年一科，每一科减少科举取士的三分之一，把这些名额用于学堂取士。三科过后，科举将归于消灭，未来的“取士”将完全依赖学校。
按张之洞的时间表，从第一科取举人，到第三科取进士，学堂取士与科举取士的双轨制还要实行10年时间。可是，在内外交困的形势面前，这十年时光已嫌太长。1905年9月2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上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迟至10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20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一奏章当天即得批准，持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就这样被废除了。从此以后，青年学子要想奔前程，就只有进新学堂这一条路。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虽然教育内容已变，但激励方式还是给新“读书人”以旧功名，依然是“举人”、“进士”这一套名堂。这是新旧体制交替演变的转型时期的特有景观。甚至在废除科举制两年之后还有人向皇上递呈，提出“请变通学务，科举与科学并行，中学与西才分造。”[12]由此足以想见，新教育制度的发展，必然是在逐步克服社会中科举制惯性阻力的斗争中艰难前进的。
当时国内只有三所大学堂，却多年难得见培养出真正的大学毕业生来。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主要是打中小学的基础，大学生的培养几乎全部是依靠留学教育。在此期间回国的留学生不一定能够学以致用，但“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依然有效。清政府为了表示鼓励留学，首先想到的就是给他们以举人、进士之类的头衔。在科举制废除之后，不仅每年要举行一次归国留学生考试，而且还要对一些“老”留学生补行落实这项政策。多次奔波考举人未中的思想家严复和从海外归来的文化怪杰辜鸿铭，就是在1910年被授予“文科进士”的，因主持修建京张铁路而名闻中外的詹天佑则被授予了“工科进士”。
废除科举制的结果是断了旧读书人的香火，要前途就只有习新学，因此留学大潮汹涌澎湃。这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留学生人数暴涨，待补官员名额有限，即使得了进士头衔也并非都有官可做。清廷不得不想出一个新的对策，1911年9 月拿出了一个将“读书”与“做官”相分离的方案，停止各学堂的实官奖励，又迁就旧习惯所推崇的“功名”，规定归国留学生中经参试及格的大学毕业者可称进士，高等学堂（相当于高中）毕业者可称举人。
后来成为我国地质学先驱者的几位人物中，恰巧是在这一年被指定参加考试的。10月4日发榜，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系的章鸿钊，毕业于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的丁文江，双双得了“格致科进士”，而那时刚从日本大坂高等工业学校（学造船）毕业的李四光则是得的“工科进士”。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后得到“恩赏”的进士，在发榜6 天之后，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埋葬了封建帝制，也彻底地埋葬了科举制。
【参考文献】
[1] 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vol. 10，No.3，1988年。
[2] 朱有＠①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8页。
[3]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91页。
[4] 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2—95页。
[5] 王＠②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 第40页。
[6]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47页。
[7] 小林哲一：《日本的教育》（徐锡龄、黄明皖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8] 阿部洋：“向日本借鉴：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教育体制”（金光耀译），《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8页。
[9]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10] 有关教材内容的介绍，均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所收各级学堂章程部分。因篇幅所限，这里不一一注出。
[11] 朱有＠①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 第110页。
[1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立宪筹备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9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