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传统社会中采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导致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背离，阻碍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维新运动时期从日文汉字引入的“科学”概念，是作为科举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在清末新政运动中，全面引进日本的学制和教材，这场教育革命启动了中国人从传统儒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全面转变，科举制度也随着科学教育的迅速发展而消亡。
【关键词】科学/科学教育/教育革命/科举制

【正文】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西学格致”作为“夷之长技”传入中国，它在具有价值判断意义的“道器”、“本末”、“学艺”之类的传统文化范畴中，处在器、末、艺的地位。1897年11月，康有为编录《日本书目志》时，第一次把日文汉字“科学”引入中文，[1] 并在给光绪皇帝的戊戌奏折中写道：“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学。”[2]这一时期的“科学”，明显是作为科举的对立面提出的， 从科举教育走向科学教育的新陈代谢，是一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教育革命。
　　　　一、科举挡了科学的路
如果把历史的长焦镜头拉向19—20世纪之交，去窥视一下本世纪几位风云人物青少年时期的求学情况，我们可以看到——
生于1893年的毛泽东，在1902年春，入南岸私塾，先读《三字经》，接着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生于1892年的郭沫若，从6岁入家塾读《三字经》“发蒙”起步，后来白天读经、晚上读诗，到1902年开始学做经义策论。
生于1891年的胡适，4岁入塾，在1895—1904年间， 他依次读的是《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诗经》、《书经》、《易经》和《礼记》。
生于1889年的翁文灏，6岁入塾，从读《千字文》、 《幼学琼林》开始，接着读《论语》、《孟子》等经书，1902年在鄞县应试，中了秀才。
生于1887年的蒋介石，6岁入塾，8岁读《大学》、《中庸》，9 岁读《论语》、《孟子》，11岁读《春秋左传》，13岁读《尚书》，14岁读《易经》，15岁（1905年）读《左传》，同年夏曾到奉化县城去“应童子试”。
如此生涯，叫做“幼习举业”，是自隋唐沿袭下来的科举制度所确定的启蒙教育和初级教育。
在19世纪中叶由清政府上层发动的洋务运动，与鸦片战争之后新教传教士们的努力相衔接，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又一次高潮已经持续了多年。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格致书院、同文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天津大学堂、京师大学堂……，译书制器，传业授徒，寸累尺积，历历在目。然而，为什么上述人等所受教育还是从《三字经》和《四书五经》起步呢？
说来也简单得很，洋务运动中鼓捣那些洋玩意儿的人，在中国读书人中，只占很少数，从洋务机构中出道的人，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
同文馆的首届毕业生张德彝，即便是后来官至驻英大使，又曾当过光绪皇帝的英文老师，但他最终还是带着沉重的自卑感告诫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3]这位张老先生所说的“读书”，是指读《四书五经》；他所说的“能文”，是指能写八股文；他所说的正途，是指要在科举道路上得个进士、至少是个举人的出身（或称作“功名”），否则在官场中就会被人看不起，自己也觉得低人一头。
用如今的眼光看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严复该算是最有学问了吧？但是，想当初他不过也是因为家境贫寒、走投无路才去读了洋书的。 13岁考上了免费的福州船政学堂，后来被派到英国留学。1880年被李鸿章调往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而令现代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全国闻名的海军学校的教务长，却在五年之后特地跑回老家福建去考举人，结果没考中。他回天津升任了“会办”（副校长）之后，又于1889、1890年接连去北京赶考，1893年再次回福建乡试，全都名落孙山。这就是说，国中当时这位最懂西方科学、胜任专科学校校长的稀有人才，其社会地位还抵不上一名会写八股文的举人。
同是在1889年进入考场，蔡元培却中了举人，接着在1892年中了进士，随后又进了翰林院。此前，他对西学并无所知，只是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后的举国一片救亡声中，他受到了触动，才开始在翰林院中自学《电学入门》和《化学启蒙初阶》之类介绍科学ABC的读本。
按今天我们理解的知识水平衡量，19世纪末的严复是高于蔡元培的。
但是，按当时的评价尺度，他们的社会地位排序则是蔡元培远远高于严复。
历史就是这样跟人们开玩笑，以译介《天演论》等西方名著把中国人的天道观念搅个天翻地覆的启蒙大师严复，是没有“功名”的；而沿着科举之路登上士林之巅的蔡元培，却是在坐热了翰林院的椅子之后才觉悟到需要寻找启蒙知识的门径。
近代科学，寄身在科举制度的屋檐之下，怎能昂首，何以阔步？！
世界史上的近代科学是欧洲科学革命的产物。 这场科学革命以1543年出版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为起点标志，以1687年出版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终点标志。这一百余年间，除了由认识论、方法论的革命带来的科学知识体系的质变之外，还实现了科学的体制化。从此以后，科学就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发展，世界列强从科学成果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也纷纷用科学标榜自己的文明和强大。
正当哥白尼、维萨留斯、伽利略、哈维、牛顿、笛卡儿这些科学巨星腾上天空而发出耀眼光辉的时候，中国的童生士子们却经年累月地蠕动在应试赶考的黄土路上。
中国士人们的人生理想，是儒家经典提出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要实现这个理想，就须入仕途，按科举制的选官程序和标准一步一步地爬台阶。
科举制，意味着对社会中全体读书人的平等，可以不问其出身、财产和地位，只要按时参加考试，就可以根据其考试成绩来决定其未来的前途。作为封建社会选官制度，这种科举制，与前有的只重世族门第的选举制度相比，它本来是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科举制并没有充分发挥它造就人才的作用，反倒是逐渐变成了束缚和扼杀人才的桎梏。就在西方发生科学革命的同一时期，中国明清两代的士子们在考场上比试着如何写好八股文（还有试帖诗和小楷字），文章要“代圣人立言”，立言的材料则主要依据于朱熹的《四书集注》。在五个多世纪里，千千万万有读书条件的人们，从儿童启蒙时起，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用他们的身躯筑起了华夏特有的人才金字塔。不屈不挠的应试者们踏着秀才、举人和进士台阶，走进士大夫阶层，成为维护皇权社会的官僚队伍的中坚力量。进士经过殿试能被点翰林者，就算是登上了科举制金字塔的最顶层，他们将从事最荣耀的工作，如给皇帝当教师，为皇帝拟诏书，也最有机会出任国家最高层的官员。
就是这样一条狭窄而拥挤的路，诱使一代一代的读书人耗尽他们最宝贵的年华。占据他们头脑的尽是圣贤的伦理纲常信条，即便是涉及到自然界，也要牵强附会地给出伦理化的解释，很难谈得上对自然规律的深入探究。
人们或许会问，晚明时期不是也曾出现过一段传统科学的辉煌吗？不是有过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这样的一批人物吗？
根据对晚明这四大名人传记的考察，徐霞客连个秀才也没得上，李时珍没考上举人，宋应星是未中进士，他们的巨著都是在科场失意后的产品。徐光启登上了士林之颠，但他的《农政全书》是在赋闲时期完成的，也与科举教育无关。[4]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都对科举制度采取了消极回避或是积极批判的态度。宋应星在《进身议》一文中发泄不满：“凡属制科中人……声应气求，仍在八股文章之内，岂出他途？”他更在《开工开物》一书的序中宣言：“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当崇祯皇帝向徐光启询问如何看待八股考试时，徐直截了当地回答：“直是无用。”他在给自己儿子的一封家信中更是带着自嘲的口吻说：“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 ”因为他是在43岁上才中了进士的，“爬了一生的烂路”，当是指他科举应试的路。
继明而清，承袭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洋务运动时期在科学技术上有所作为的几位人物也没有跃过龙门。李善兰因他“于算学用心极深”而乡试落第；徐寿参加过童生考试，落榜后则去专研格物致知之学；华蘅芳更是背不好章句，写不出八股文章，“累试不获一售”。与晚明的四大家相比，他们已经入了近代科学的门径，对科举制也就有了更多的疏远或批判。
　　　　　　二、引进日本的近代教育制度
甲午战败后的1895年5月， 深受八股考试之害的严复在《救亡决论》一文中开篇即说道：“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而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5]
1898年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说得最为明了：
“夫近代官人，皆由科举，公卿百执，皆自此出；是神器所由寄，百姓所由托，其政至重也。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此其选之精也。然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吾生童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造，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妇女无以助其夫。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之无用之地，至兵不能御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岂不大可痛哉”。（[2]，79—80页）
康有为的断语是：“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2]，78页）
科举制不仅仅是教育制度，更是选拔官员的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科举制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维新短命，百日而夭。随之而来的庚子之变和“辛丑和约”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更加险恶的境地。慈禧太后为收拾残局，也不得不搞出个“新政运动”来，并要群臣献计献策，“参酌中西政要”进行变法。
1901年7月， 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上奏的第一疏就是《变通政治，人才为先》，其中写道：“现行科举章程，本是沿袭前明旧制。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6]
要救亡，就必须变法；推行变法，就必须解决人才危机；解决人才危机，就必须改革教育。
改革教育，最好模仿的样板是日本。
日本在1872年出台的《教育基本法》，主要是依照法国的学制，但全盘西化的学制在具体施行中受到了强大的抵制，又不得不在1879年做了修订。此后“政府开始执行‘西方技术与东方道德’分离的政策。国家的教育政策重新肯定传统的国学与儒教学校……只在技术及其实践的范围内进行教育的西化，那就是课程结构、教育方法与学校组织等。”[7]
附图1904年的中国学制
附图1900年的日本学制
一场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把台湾、澎湖被割让给了日本，紧接着就是列强从几处下手强占或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之势加速了知识界的觉醒，单纯的悲愤和仇外是于事无补的，一些人从中日两国的比较中，意识到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经验的必要性，这体现在康梁变法时期，更体现在新政运动时期。
1901年5月，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了《教育世界》杂志， 每月出版两期。该刊以译介日本文章为主，尤其是在开办初期，从第1卷到第18 卷，连续刊载了84个日本教育法规。后来又译载了50多本不同学科的教科书。1902年夏，京师大学堂教习吴汝纶用四个月的时间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出版了记录考察情况的《东游丛录》。这些资料为制定教育改革方案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资料。[8]
清政府于1902年8月颁行了《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 而真正付诸实行的是1904年1月颂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 把这个学制与1900年日本实施的学制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基本上是依样画葫芦的。（[8]，96—97页）。
中国最早的西式学堂是由教会办的，后经洋务派的努力，尤其是在维新思潮的驱动下，学堂不断增加，但终究比不过科举制的吸引力，入读学生的数目非常有限。这种情况直至清廷颁布各种学堂章程之后有了迅速的改观。有统计数字表明，在新式学堂中入学的学生总数，1902年为6912人，1903年为31428人，1904年为99475人，1905年为258876人。[9]此时科举与学堂并存，从绝对人数上看，学堂的人数仍占少数， 但科举已到了末路，学堂却如日东升。
　　　　三、知识体系的转变
癸卯学制以清政府的政令下达，将全国教育纳入了统一的轨道，其影响不仅仅限于在它法律上生效的8年之内。 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学制，具有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革命意义。从文化史和科学史的角度看，它标志着中国人知识结构的巨变。
为了了解这一革命性变化，下面把癸卯学制中普通学堂的有关系科设置做一介绍，对自然科学部分介绍略详。[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