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怀疑科学主义的情绪很快有了社会回应。1923年2月14日，张君励在清华作“人生观”演讲。他主张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有其自身之界限，力陈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别，并强调指出，惟其有此区分，“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8〕
张君励的演讲立即招来地质学家丁文江的猛烈反击。丁文江坚信中国的出路在于以科学理性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识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从这一核心理论基础出发，丁文江认为：科学能够应用于人生观；欧洲文化“破产”责任不在科学，而在某些“不科学的政治家和教育家”。〔9〕
这场被后人称之为“科玄论战”的张、丁二人的争论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大体站在张君励一边的是林宰平、张东荪、梁启超等；而与丁文江论点相一致的则有胡适、吴稚晖、王星拱、任叔永、唐钺等。这场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显然是复杂而又相当广泛的，因此很难说论战双方何者占据上风。不管我们对这场论战做何种评判，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科玄论战发生在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移植的全盛时期。自从这场论战之后，西方科学被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作是指导人生和社会的万能武器，科学在中国社会变成了“科学神”，人们崇拜它，信奉它，“科学”成为重建中国文化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的新权威。
“科学主义”盛行，促使中国科学和教育的体制化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也使中国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开始天真的用预先设定的理性方案，来剪裁社会现实以寻找中国富强和昌盛的科学途径。科学主义的价值观能指导中国科学事业和社会文明健康发展吗？这是身处科学及其体制化全面移植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未来得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带着自信和妄想，中国近代社会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拎着科学主义的价值观迈进了通向现代社会的建设道路。
三、中国近代社会科学价值观的二元架构
中国近代社会所遭受的被西方列强“挤压”的现实，构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生成发育的特殊遇境。在这种特定的时空中，中国社会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解学习西方科学和技术的“艺”、“器”与维系中国社会保全的“道”和“义”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就是如何看待近代科学的工具理性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冲突问题；或者更具体些说，就是如何消解传统道德主义和科学功利主义的冲突。事实上，在最初谋求移植的尝试中，不发生冲突只能是幻想，因此每位先驱者总是寻找最省心的途径来引入真正对中国社会文明有意义的东西来。所谓的“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的主张便是这种努力的一种集中表现。
综观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社会的移植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社会对西方近代科学认同的科学价值观主要取决于如下两个相互矛盾的价值取向。
(1)视西方近代科学为“夷技”、“洋务”、“西学”。
在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固守“华夏中心论”、把西方近代科学看作“用夷变夏”的洪水猛兽来加以防范的正统士大夫就用贬词“夷技”来指称西方近代科学。这种观念也持续到洋务运动时期西方近代科学移植的全过程，当时就连非常开明的士大夫也称利用西方的近代科学发展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种种努力为“洋务”。这种视西方近代科学为“异类”、“异端”的理念源出于中国社会对西方近代科学移植的本能性的排斥反应，它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最大阻力。这种观念的持有者或者以轻蔑的态度谈论西方科学，或者以恐惧的心理对待西方科学。
据傅任敢辑译的丁韪良所写的回忆录说，当有人在同文馆表演电报收发时，一批清朝官员观望着，既不了解，又无兴致的样子。其中有一位是个翰林，竟轻蔑地说道：“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10〕或许最要命的是那些人口最多、最为贫苦的农民和城市平民，他们因为无知而本能地仇视一切外来的事物，他们朝进入他们地界的外国人扔石块、吐唾沫，不管这些外国人带来的是鸦片、宗教还是科学和文明。英国人在中国某地修造的一条有线电报曾被大惊的当地农民以电线杆败坏风水之名群起而毁之；中国最初修筑铁路时曾屡次碰上当地农民扒铁轨的事件；洋务派官员郭嵩焘回家乡时乘坐的一条在水上突突航行的小火轮，被他的乡人视为洋鬼子的邪东西而凿沉。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社会移植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大的异体排斥力量多根源于这类“无知”和十分别扭的“划类”与“立场”。面对这种力量，一切有根有据的科学论证都变成对牛弹琴，无的放矢。
2.将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实用”的“器”或“艺”。
明清之际，作为移植主体的西方传教士就很看重西方科学所展示的“器”和“用”的功能，曾把它作为在中国社会传教的敲门砖。当时中国的开明士大夫也多为西方科学的“功效”所吸引，才积极支持和参与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社会的移植活动的。洋务运动时期的“实力派”主动地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更是出于对其所具有的“制夷”、“图强”、“致富”的功用的考虑。洋务运动失败，维新派人士因为政治变革的需要也力主发展科学和教育。迄至五四时期，西方近代科学甚至被看成“万能神”。西方近代科学被移植进中国社会这一事实本身，从根本上说，就是与特殊遇境下中国社会对近代科学的工具理性的特别倾心相关联。而且，在一定意义讲，中国社会对近代科学的接受也只是满足于停留在这一层面上。不然，西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灵魂”深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本”不就失灵了吗？这样突破“中体西用”框架的科学移植，近代的中国人会干吗？作为中国社会价值硬核的传统道德主义早已规定了中国近代社会对西方近代科学接受的上限。
梁启超曾经感叹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存在三种根本性的错误：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顶多拿来当作一种补助的学问就够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只知道科学研究的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太俗了，只把科学当作应用的工具，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真正价值〔11〕。这样的态度实质上就导源于上面所分析的两个相互冲突的取向。既眼馋西方近代科学的“用”和“技”，又在骨子里骂西方近代科学是“夷技”、是“洋货”，生怕西方的近代科学坏了自己的大事。这样一种别扭的组合能生成健康的价值认同体系来吗？中国人早时跪拜龙王求雨，涝时鞭打龙王的非理性的品格又一次无遮无掩地表现了出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有比较成熟地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
特殊的遇境整合成了特殊的科学价值观。
“中体西用”的理念，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社会对这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的一种整合。“中体西用”名义上是用中国传统的价值理性消解西方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负效应，实际上是用守旧和愚昧来抵制科学所引发的社会文明进步，其骨子在于捍卫封建士大夫和上层官僚的利益和特权。这种包裹着过多私欲的中国传统价值理论中的“道德主义”，往往扼杀了科学精神和技术应用所能焕发出的社会力量。
“科学（万能）主义”的理念，是中国近代社会对这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的另一种整合。但“科学主义”的理念试图用西方的科学理性和工具精神来剪裁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性，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性，这显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惨痛教训表明，如果“科学主义”没有伦理道德的规范约束和对科学精神的张扬做支撑，“科学主义”可能会导致种种伪科学的猖獗，这既带来科学和技术事业的不幸，也会使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遭受挫折。
或许因为这两种科学价值观体系上的缺失，经过艰难地移植而发育起来的西方科学至今未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长成参天大树，其对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贡献远远未能满足现代历史进步的需要。这一点已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警觉。
刘大椿先生指出，在整个20世纪，除了少数的例外，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可谓不重视科学。但在科学之路上之所以差强人意，一是与科学精神相违背，太随心所欲地把科学当做自己的工具了，追求的甚至是反科学的目标；二是没有始终如一地在体制化上下功夫，致力于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体系、现代化的科研体制、现代化的开发体制，急功近利，南辕北辙，结果无收而返。〔12〕
李醒民先生指出，中国今天依然未走出对科学认识的迷误。在高官名人的眼中，科学是生产力；在平民百姓心内，科学是财神爷。作为科学衍生物的技术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出金钱和财富。但科学毋宁说是一种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其精髓在于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的取向是“好奇”而非“任务”，它是一种观念层次而非器物层次。工具主义地和实用主义地看待科学无异买椟还珠——它消解了作为一种文化和智慧的科学的本真，泯灭了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底蕴〔13〕。
现代科学的加速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在拉大西方世界和中国社会的文明差距。中国社会要想实现跨世纪的跃迁，必须借助于科学的强大推力不可。中国要想借助于科学之力来促使其社会现代化，必须面临一个新的科学价值观体系的建构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科学的价值有客观、理性的把握，不把整个社会的科学价值观建立的科学的理性基础之上，整个社会的科学活动就难以有效地组织，科学的社会功能就可能会得到扭曲表现。
建立一个适于现代科学健康发展的科学价值观已成为中国科学事业蓬勃发展、“科教兴国”战略胜利实施的首要问题。这就是我们考察中国近代科学价值观的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刘大椿、吴向红著：《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的大撞击》，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3] 《道光洋船征抚纪》，《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6页。
[4] 丁伟志、陈崧著：《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5] 《盛世危言·商务五》，《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6～627页。
[6] 《杜威五大讲演》，北京晨报社，1920年版，第182页。
[7] 梁启超：《欧洲心影录》，见夏晓虹编的《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409页。
[8] 张君励：《人生观》，见〈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6册，第22-26页。
[9]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同上书，第72-73页。
[10] 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291页，科学出版社1985年。
[11]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科学，第七卷第九期，1922年9月第859-863页。
[12] 刘大椿：《特殊的困难和特殊的任务》，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2期，第6-7页。
[13] 李醒民：《对科学思想的迷误》，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