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重视“实用之事”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盛，明末以来的经世思潮有些淡化，但并不是所有的乾嘉学者都只埋头故纸堆而不问世事，实际上仍有不少乾嘉学人不同程度地坚持“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1](P637)，阮元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阮元关于“经世致用”的专门言论并不多，人们常引用的是他评论顾炎武的“经世之学”与“经史之学”时说的一段话：“明末诸儒多留心经世之务……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四库书提要论亭林之学，经史为长，此至论……始叹古人精力过人，志趣远大，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11]（ｙáｎ＠①经室三集·卷四·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仅从这段话来看，阮元只是一般性地批评“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未见得特别重视“经世致用”，然而仔细考察阮元的行事，却可以发现他在许多方面都十分重视“实用之事”，在科学技术方面（主要是技术和工程方面），这一点体现得十分突出。
前面已提到阮元不仅颇为欣赏许多西方器物，而且还亲自使用。他欣赏这些器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觉得这些东西很有实用价值。青年时代的阮元就颇为称道西方器物的功用，他28岁在大考翰詹时曾作《御试赋得眼镜》一诗，对“雅制出欧罗”的眼镜的“明眼”之功颇为肯定[11]（ｙáｎ＠①经室四集·诗卷一·御试赋得眼镜）。阮元对西洋望远镜的评价很有代表意义，他说：“远镜能令人目见不能见之物，其为用甚博，而以之测验七曜为尤密，作此器者于视学深矣”[12]（卷四十三·默爵传论），显然，这主要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评价望远镜。《畴人传》中多处提到了一些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西洋奇器”，如：《熊三拔传论》中提到了龙尾水车的功用：“龙尾一车，尤于水旱有补裨之功，戴庶常（震）所以有ｌｕǒ＠⑤旋车之记也。长洲沈君（培）深于此学，因属指授工人造一具，目验之得水多而用力省。推而行之，足以利民生矣。”[12]（卷四十四·熊三拔传论）邓玉函的传记中专门介绍了《远西奇器图说》（该书由明末学者王徵与耶稣会士邓玉函根据多种西方书籍，共同编译而成，书中介绍了西方静力学、各种简单机械及数十种较复杂的专用机械）。由这些不难看出：阮元确实重视“西洋奇器”的实用性。
阮元很关心涉及国计民生的“实事”。他研究过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认为“海口则日垫日远，河身必日加日高”[11]（ｙáｎ＠①经室续集·卷二·陕州以东河流合勾股弦说），他觉得这些看法“今言河者皆未言及”，对治河也许有参考价值，因此“私心揣测，聊为图以观之”[11]（ｙáｎ＠①经室续集·卷二·黄河海口日远运口日高图说）。在任地方官的几十年中，阮元主持完成了许多有益于当地百姓的工程项目，如：在杭州带头捐钱，并任用“知水理”之人浚修水道[11]（ｙáｎ＠①经室三集·卷四·嘉庆九年重浚杭城水利记）；任漕运总督时，主持修建微山湖堤闸，保护水资源，解决了“水浅不敷济运”的问题[15]（卷四·嘉庆十八年条）；在广东主持修建英德、清远间的栈道[11]（ｙáｎ＠①经室续集·卷二·英清峡凿路造桥记）。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阮元不仅关心一些大工程，对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一些小事也颇为留心。他在广东时曾作《惠潮海边四咏》，其中三首（《薯畦》、《蔗林》和《榕树》）所咏都是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农作物或树种。他在《薯畦》一诗后作注说：“秋冬之薯，收抵晚稻”；在《蔗林》一诗后作注说：“两粤不种棉花，棉花自西洋来，而蔗田糖霜出海者甚多，交易相等”；在《榕树》一诗后作注说：“岭南多暑，春秋皆热，多借其阴，即冬日偶寒，亦足御风”[11]（ｙáｎ＠①经室续集·卷六·惠潮海边四咏）。这些注文基本上就是诗的主旨的诠释。我们从这些诗和注中可以看出一个责任感极强的封建官僚兼学者的务实态度。
阮元任浙江巡抚、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封疆大吏近三十年，参与了不少军事活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浙江剿“闽浙海匪”和“安南海匪”（这些海匪的所作所为与明代的倭寇相似），以及在广东防御西方列强的入侵。阮元很重视先进武器的配备和军事设施的建设，同时还注意任用、提拔技术人才。阮元曾“破安南夷寇于浙江台州之松门，获其军器”，其中“有蝴蝶炮子，战时得之，其子以两半圆空铜壳合为圆球之形，两壳之中以铜索二尺连缀不离蟠，其索纳入两壳而合之，ｒóｎｇ＠⑥铅灌之，铅凝而球坚矣。以球入炮，炮发球出，铅ｒóｎｇ＠⑥壳开，索连之飞舞而去”，这种炮在海战中威力很大，“凡遇战船高樯帆索无不破断者矣”，阮元“仿其式造之，甚良”[11]（ｙáｎ＠①经室三集·卷二·记蝴蝶炮子）；阮元在浙江治水师时曾任用、提拔过一个名叫任昭才的技术人才。任昭才“善泅海”，对海水之性和海底的情况十分了解。阮元曾“获安南大铜炮重二千余斤，甚精壮”，他“甚重爱之”，可惜用兵船运炮时不幸“遭飓沈于温州三盘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于是“命昭才往图之”。任昭才把八艘船分为两组，一组满载碎石，一组空载，他自己潜入海底，将八根粗绳的一端系在大炮上，拉紧绳索后，八根绳子的另一端分别系在八艘船上，然后将第一组船上的碎石卸到第二组船中，于是船身上浮数尺，大炮也上升数尺，然后再拉紧绳索，将碎石又卸到第一组船上，船身又上浮，大炮也随之上升，“如此数十番，数日之久，船与炮毕升于水面矣”[11]（ｙáｎ＠①经室三集·卷二·记任昭才）。任昭才就这样巧妙地利用船的浮力捞起了大炮；阮元在浙时常去检查水师的武器装备，他曾“查验新造水师大战舰”，这种战般装备有“所获夷艇铜铁大炮”、“杭、宁、温三局所铸红衣洗笨炮”和“大劈山炮”，以及“鸟枪、刀矛、药弹、弓箭等物”，战斗力很强[15]（卷二·嘉庆六年条）；阮元在粤时，英国的鸦片贩子和兵船时有活动，当时虽未发生大的海战，但阮元对殖民者还是保持了高度警惕。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十月二十二日，阮元到广州接任两广总督，十二月四日便“往海口阅兵，登沙角炮台阅水师，即乘水师提督之兵船，过零丁、鸡颈诸外洋，遍观内外形式及澳门夷市情形”。通过考察，他发现：“内港之大黄窖地方有大河一道，南通香山，东南通黄浦、虎门。潮涨时，水深二十余丈及十余丈不等，为各船之所必经。若由大黄窖直抵省城，即可不走省城东城之猎德。是仅建猎德炮台而不建大黄窖炮台，不足以严两路门户，且并猎德炮台亦归无用”[15]（卷五·嘉庆二十二年条），又发现在广州城东南，海中的大虎山“为内外适中扼要之地”，近山之处水深，而远处水浅，“二百丈大舟不能行矣”，若大船经此山，必定在大炮射程之内[11]（ｙáｎ＠①经室二集·卷七·广州大虎山新建炮台碑铭）。于是当月二十三日阮元即“奏建大黄窖、大虎山二炮台”[15]（卷五·嘉庆二十二年条）。次年四月，炮台建成。阮元在炮台建成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方今海宇澄平，无事于此，此台之建，聊复尔耳。然安知数十年后不有惧此台而阴弭其计者，数百年后不有过此台而遽取其败者”[11]（ｙáｎ＠①经室三集·卷七·广州大虎山新建炮台碑铭）。事实证明阮元的判断是有道理的，道光二年（1822年），英人回国经过这些炮台，“过台时实多疑惧”[15]（卷五·嘉庆二十三年条）；十多年后，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这些炮台在战争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但阮元对西方殖民者的严加防犯，却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二、“西学中源”思想的局限
“西学中源”说（注：关于“西学中源”说产生的背景和根源及其在清代的流传、影响和所起的作用，不少学者作过探讨，本文对此只作简述，而不作专门讨论。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2)；陈卫平.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说.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2)；高源.从“东西异源”到“西学东源”.科学学研究，1991(1)）在清代颇为盛行。它最初是就天文历法而言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与数学密切相关，故数学也被涉及，后来还“推广”到科学技术的其它领域。“西学中源”说发端于明遗民，代表人物有黄宗羲、方以智和王锡阐等。他们对“东夷”入主华夏极为痛心，对在制订“颁正朔之法”这种神圣的事情上全用“西夷”之法十分不满，他们不愿承认“西法”已胜“中法”的事实，仍坚持“用夏变夷”，但事实却是“用夷变夏”，提出“夷源于夏”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他们的理论困境；清初，康熙帝出于政治原因大倡“西学中源”说，因为清统治者要以“夏”自居，同时又想利用“西夷”的科技成果（如用西方天文学制订更为精确的历法），倡导“西学中源”说正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康熙的倡导得到“国朝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的热烈响应，他不惜以穿凿附会的方法来论证“西学中源”说。一方面，梅文鼎有迎合“今上”之意，另一方面，“用夷变夏”的确让中国的学者无法接受，“西学中源”说可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在乾嘉时代，以阮元为代表的许多学者都大力宣扬“西学中源”说。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愿承认中国的科技已落后于西方，想通过宣扬“西学中源”说来维护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信心。阮元的话很有代表性：“世有郭守敬其人，诚能遍通古今推步之法，亲验七政运行之故，精益求精，期于至当，则其造诣当必有出于西人之上者。使必曰西学非中土所能及，则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之于欧逻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当知所自立矣”[12]（卷四十五·汤若望传论）。这种愿望是好的，但若不敢正视现实，不肯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虚心学习，好的愿望也终究不能实现。到了清末，“西学中源”思想完全成为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障碍。
阮元毕生大力提倡“西学中源”说。他主编的《畴人传》渗透了“西学中源”思想，在《凡例》中，他明确地说：“西法实窃取于中国，前人论之已详。地圆之说，本乎曾子，九重之论，见于楚辞，凡彼所谓至精极妙者，皆如借根方之本为东来法，特审译算书时不肯质言之耳”，这种论调贯穿了整部《畴人传》。作为乾嘉学术大师，居然仅凭前人牵强附会的“论证”和自己的主观臆断得出这样荒唐的结论，这与他倡导的“实事求是”实在是大相径庭。“西学中源”思想在阮元别的著述中亦时有体现，如《自鸣钟说》一开篇便说：“自鸣钟来自西洋，其制出于古之刻漏。《小学绀珠》载薛季宣云：‘晷漏有四，曰铜壶，曰香篆，曰圭表，曰辊弹。’元谓辊弹即自鸣钟之制，宋以前本有之，失其传耳”，在篇末又再次强调：“此制乃古刻漏之遗，非西洋所能创也”[11]（ｙáｎ＠①经室三集·卷五·自鸣钟说）。辊弹确为中国古代的一种计时装置，是通过记录竹管中滚落的铜弹的数目来计时的[16](P210)，与自鸣钟毫不相干，说自鸣钟之制出于辊弹，实在荒谬。“西学中源”说的牵强附会，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其实阮元对自己的一些说法也不是很有把握。他曾在《畴人传·蒋友仁论》中坚决反对日心地动说，但后来他的态度有所改变，他在为罗士琳所编的《畴人传续编》所作的序中说：“元且思张平子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17]（续畴人传序）。给日心地动说披上“中源”的外衣后，他似乎变得赞同这种学说了。把张衡的候风地动仪说成是“地动天下动之仪”，这确实太牵强了，阮元自己也觉得底气不足，于是他随即又补充说：“或为暗合，未可知也。”在这里我们依稀看到了一点“实事求是”的痕迹，但毕竟太微弱了。
总的来看，阮元关于“西学中源”的诸多“论述”基本上谈不上实事求是，与前文所述他在许多科学技术问题中表现出的实事求是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学中源”思想影响下，他未能正确认识和评价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总是力图把它们强行归入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框架中，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吸纳。这种思想使得他的实学精神（尤其是他倡导的“实事求是”）大打折扣。
阮元是乾嘉学术大师，又是一代名臣，他的“西学中源”思想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天文、数学领域。作《畴人传续编》的罗士琳是阮元的学生，他的思想倾向与阮元基本是一致的，罗士琳说：“彼欧罗巴自诩其法之精且密，妄谓胜于中法。究其所恃者，不过三角八线六宗三要，与夫借根方连比例诸法而已。其实所恃之诸法，又安能轶乎吾中士之天元、四元、缀术、大衍，与夫正负开方、垛积招差诸法之上哉？”[17]（卷五十二·谢家禾传论）这是在“西学中源”思想“鼓舞”下的盲目自大。诸可宝在他所编的《畴人传三编》中仍然继承了阮元的“西学中源”思想，他说：“西人窃取乘除而为比例，窃取勾股而为八线，良非虚语。愚又谓西人窃取四元而为代数，窃取招差垛积而为微分积分。”[18]（卷三·陈杰传论）。当时已是清末（《畴人传三编》于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成书），中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的轰击下一败涂地，诸可宝还抱着“西学中源”说不放。1898年，黄钟骏父子的《畴人传四编》成书，“西学中源”思想在该书中淡化了许多，但仍有所表露，如作者引用袁枚的话说：“西洋有算书，名曰《几何》，乃冉子所造，今在海外，而中国无之。盖即今《几何原本》本冉子旧法，流传海外，西人得之，出其精思，以成此书。”[19]（卷一·冉子传论）。这种说法着实荒唐可笑。由此足可见“西学中源”说经阮元在《畴人传》中大力提倡后，其影响持久而深远。
阮元对于许多科学技术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测而知”，力行“实践之道”，重视“实用之事”，基本上贯穿了实学精神，这些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他在“西学中源”思想影响下，未能正确认识、评价西方的科学技术，得出了一些不实事求是的结论，而且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深，这确实是极大的遗憾，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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