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阮元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并不是“以古为是”，也不是埋头于故纸堆而不躬身实践、不问世事，他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测而知”、力行“实践之道”、重视“实用之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学精神。然而他力主“西学中源”说，未能实事求是地认识、评价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使得他的实学精神大打折扣。

【英文摘要】Ruan Yuan sought truth from facts,emphasized surveying,practiced in pers on,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ractical things.His scientific thought was permeated with the spirit of practical learning.However,influenced by"te t heory of Western learning being of Chinese origin",Ruan Yuan was not just and fair in evaluating the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His idea was of profound influence.

【关键词】阮元/科学思想/实学/“西学中源”

Ruan Yuan/scientific thought/practical learning/"Western learning being of Chinese origin"

【正文】
中图分类号：B2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2)03-0037-08
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实学研究（注：对于“实学”的内涵，人们看法不一。作者赞同董光璧先生在《实学与科学》一文中的看法：“历史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实学’概念，而且‘实学’也并非一种学说或理论体系，而是有关学术研究的一种主张‘求实’的价值取向”（参见中国实学研究会编：《中韩实学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46）。葛荣晋教授对“实学”的内涵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他认为所谓中国实学，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派或不同的学者的实学思想各有其侧重点，它既包括元气实体哲学、道德实践之学，又有经世实学、实测实学，还有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等，其中经世实学是中国实学的主流和核心（参见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上卷）：导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中国实学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和最辉煌的阶段[1](P1)。以“实事求是”为其治学宗旨的阮元（1764-1849，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是乾嘉学术大师和清代名臣，也是明清实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阮元历任兵、礼、户、工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漕运、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拜体仁阁大学士，晋太傅衔。他著述甚丰，曾组织编纂《经籍纂诂》106卷，编刻《十三经注疏》416卷、《皇清经解》1400余卷，自编定稿个人文集《ｙáｎ＠①经室集》；他比较重视科学技术（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主持编撰了历代天算家传记《畴人传》，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天文学史、数学史的巨著，为中外科学史家所瞩目[2](P219)；此外他还有许多个人著述与编刻、辑录之著。《清史稿》称他“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3]（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阮元传）；钱穆称“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材，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4](P478)；侯外庐认为他“扮演了总结18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5](P577)；还有学者称他为“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6](P1685)。阮元是乾嘉时期实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他的实学思想，已有学者作过一些研究（注：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参考文献6，以及彭林：《阮元实学思想丛论》，《清史研究》1999,(3)。），但对实学精神在其科学思想中的体现却还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试对此作一些初步探讨，并就“西学中源”思想对其实学精神的影响作一些讨论。
　　一、科学思想的实学精神
阮元科学思想中体现的实学精神可以大致概括为：实事求是、实测、实践和实用，下面从这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1.坚持“实事求是”
阮元把乾嘉学派的治学宗旨与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6](P1693～1698)。梁启超对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精神评价甚高，他虽惋惜地说：“惜乎此精神仅应用于考古，而未能应用于自然科学界”，但他还是认为“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7](P38、34)。胡适也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精神”，“汉学家的工夫，无论如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一点科学的精神”[8](P285、298)。当代也有科学史家认为“朴学在儒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近代科学的经验方法之间架起了桥梁”[9](P10)。也有一些学者对乾嘉学派的治学提出了批评，如侯外庐认为：乾嘉汉学家“蔽于古而不知世（古指古籍，世指社会）”，“乾嘉汉学，只有读古书的一定的逻辑要素，但不能说代表科学方法”[5](P418)。还有学者直接批评阮元，认为“阮元所标榜的‘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以古为是”[10](P41)。这种批评之于阮元治经，大体不谬，阮元明确地说过：“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11]（ｙáｎ＠①经室集·自序）然而对于科学技术问题，阮元遵循的却并不是“以古为是”，在许多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上，他确实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阮元认为天算之学“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非方技苟且干禄之具”[12]（序），他把天算之学看作和经学一样的“实事求是”之学。他编撰《畴人传》的目的并不是复古，他评论古人的天算之学并不是为了“推明古训”，他的愿望是“综算氏之大名，纪步天之正轨，质之艺林，以谂来学”[12]（序）。对于历法史上的种种创新，阮元实事求是地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总结道：“古今为术者，三统以来，不下七十余家，其间如刘洪乾象术之月行迟疾、月行三道，赵＠②元始术，祖冲之术之破章法立岁差……郭守敬授时术之立岁实消长，而不用积年日法，当其建议之初，或不免俗流訾论，后世相沿遵用，几忘其创造之功。凡此之类，是编捃摭尤备，以见古人变率改宪，其精神实有不可磨灭之处”[12]（凡例）。在评价具体的人或事时，阮元这种态度体现得尤为明显。东汉熹平四年，冯光、陈晃认为历元不正，不合图谶，蔡邕与他们进行辩论，阮元对此的评价是：“步算之道，惟其有效而已。光、晃执图谶之一言，以疑四分，邕以新元有效于今折之，真通儒之论也。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伟哉斯言，虽圣人无以易也！使不效于今，即合于古，无益也；苟有效于今，即不合于古，无伤也。”[12]（卷四·蔡邕传论）在阮元看来，是否“合于古”并不重要，符合当前的实际才是检验“步算之道”的标准。在评论祖冲之与权臣戴法兴的历法争论时，他明确地赞扬祖冲之的创新，批评戴法兴的守旧：“冲之减去闰分、增立岁差，毅然不顾世俗之惊，著为成法，非频年测候深有得于心者不能也。法兴依宠藉势，泥古强辩，抑其术使不行，岂不惜哉？”[12]（卷八·祖冲之传论）。对于历法史上一些有进步意义的“民间小术”，阮元也实事求是地给予了肯定，他在评价元代李谦的历议时谈到了授时历采用“万分截法”（以一万为基本天文数据的分母）这种“民间小术”：“唐宋算家，拘于演撰万分截法，当时诋为小术。授时所用，正五代民间之法，而不失为大家，步算要在测验而已”[12]（卷二十七·李谦传论），在他看来，只要实际测验有效，“民间小术”也完全可以采用。
阮元编《畴人传》时严格剔除了混杂于天算之中的星占迷信，他明确地说：“是编著录，专取步算一家，其以妖星、晕珥、云气、虹霓占验凶吉，及太一、壬遁、卦气、风角之流涉于内学者，一概不收”[12]（凡例），对于虚妄之事，他坚决反对。阮元对古人的成就和失误的评价一般比较中肯，没有因为推崇一些名家的成就而忽略其失误。他对唐代历算名家李淳风赞赏有加：“会通其理，固与古不殊，而运算省约，则此为最善，术家遵用，沿及宋元，而三统、四分以来，章＠③纪元之法，于是尽废，斯其立法巧捷，胜于古人之一大端也”，但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失误：“以南斗十二为冬至，常星终古无差，此则知者千虑之失。由大衍以迄于今，更无有从其说者矣。”[12]（卷十三·李淳风传论）阮元对清代最著名的两位天算大家（王锡阐与梅文鼎）的评价历来为后人所称道，他说：“方今梅氏之学盛行，而王氏之学尚微。盖锡阐无子，传其业者无人，又其遗书皆写本，得之甚难，故知之者少。持平而论，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各造其极，难可轩轾也”[12]（卷三十五·王锡阐传论），这确是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个别地方，阮元对古代历法的评论也有失误，如他批评沈括的“十二气历”“徒骋臆知而不合经义”[12]（卷二十·沈括传论）（中国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十二气历”却是纯粹的阳历），就不是学术上的批评了。但总的来说，阮元评价古今历算成就，还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如天文学史专家江晓原等学者所言：“阮元对中国历法史的论述，代表了清代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大都中肯贴切，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历法史的发展过程。”[13](P88)
阮元虽力主“西学中源”说，但他并不盲目排斥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也承认其先进性，表现出了一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西学中源”思想影响下，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的认识是很不够的，这一点后面还将讨论）。《畴人传》中有西洋天文学家、数学家的传记，阮元对此特别作了说明：“欧逻巴人自明末入中国，嗣后源源而来，相继不绝。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于推步一事颇能深究，亦当为之作传。惟新法书所载未入中国之西洋人，有在秦汉以前者……是编依放诸史传外国之例，凡古今西人别为卷第。”[12]（凡例）这实际上是委婉地承认西洋人于步算确有值得学习之处。阮元对盲目恪守中法而无端攻击“西法”的顽固派深不以为然，他对明末历法之争中保守派学者魏文魁的批评很有代表性：“文魁主持中法以难西学……反覆辩论，徒欲以意气相胜，亦多见其不知量矣……其悠谬诞妄，真不足与较也。”[12]（卷三十一·魏文魁传论）阮元并不反对任用精通天文历法的西洋人，他在论及传教士汤若望时说：“若望，小国之陪臣也，而其术诚验于天，即录而用之。我国家圣圣相传，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12]（卷四十五·汤若望传论）阮元在这里表现出了“天朝大国”盲目自尊自大的思想，但在任用西方天文历法人员这个问题上还是主张“惟求其是”。阮元颇为欣赏西方的各种“奇器”，他不仅称赞它们的功用，对西方人的聪明才智也给予了肯定，他对西方“奇器”和“西人之机巧”发过这样的议论：“西人以机巧相尚，殚精毕虑于此，故所为自行诸器千奇万状，迥非西域诸国所能及。于此可见人心之灵……彼无所用心者，当知自愧矣。”[12]（卷四十四·邓玉函传论）
作为乾嘉学术大师，阮元的考据工作颇有成就。他的考据工作中有一些可以算作科技考古，在这些研究中，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得十分明显。收入《ｙáｎ＠①经室集》的《考工记车制图解》、《古戟图考》、《匕图考》、《铜和考》、《栋梁考》、《古剑镡腊图考》和《钟枚说》等篇，是他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阮元不盲目附从古人之言，而是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工作，并附以实物图解，以力求其是。限于篇幅，在此不再一一举例说明。
综合以上的讨论不难看出：阮元对于科学技术问题，并没有打着复古的旗号，也不是一味推崇权威，也没有盲目排斥西学，在许多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上，他确实体现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2.强调“实测而知”
阮元强调“实测而知”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天文历法研究中，他在《畴人传》中多次强调实测之于历算的重要性。前面已提到，阮元认为“步算之道，惟其有效而已”，他把与实际观测到的天象是否相符作为评判“步算”优劣的标准，将实测数据作为制订历法的根本依据，因此，他特别重视天象的实际观测。由于观测的需要，阮元对观测仪器也十分推崇，他明确指出：“欲使学者知算造根本，当凭实测，实测所资，首重仪表。不务乎此，而附合于律、于易，皆无当也。”[12]（凡例）。他十分赞赏西方精密的测量工具，坚决反对不务实测而求诸迷信的做法，他总结道：“西人熟于几何，故所制仪象极为精审。盖仪象精审，则测量真确，测量真确，则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验于天，实仪象有以先之也。不此之求，而徒骛乎钟律卦气之说，宜为彼之所窃笑哉。”[12]（卷四十五·南怀仁传论）。阮元还亲自做过一些实测工作，如：用简平仪等仪器测冬至日影[11]（ｙáｎ＠①经室四集·诗卷六·冬至日澹凝精舍分咏得测晷），乘小舟测广州城外大虎山四周的水深[11]（ｙáｎ＠①经室二集·卷七·广州大虎山新建炮台碑铭），等等。
阮元强调“实测而知”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在个别地方，由于他过于强调实测，未能正确认识到有些理论问题无法用不太精确的测量来检验，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他在评论清代学者钱塘（号溉亭）的圆周率研究时说：“圆周径率，自刘徽、祖冲之以来，虽小有同异，大要皆径一周三一四而已。溉亭独创为三一六之率，与诸家之说迥殊。余考秦九韶……亦以三一六为圆率，与溉亭所创率正同，盖精思所到，àｎ＠④合古人也。江宁谈教谕（泰），今之算学名家，曾作一丈径木板，以蔑尺量其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奇，以为溉亭之说，至当不可易也。”[12]（卷四十二·钱塘传论）阮元在这里虽没有明确表示他赞同钱塘的观点，但不难看出，他觉得谈泰的“实测”颇有说服力，他倾向于支持钱塘与谈泰的观点。圆周率研究在刘徽、祖冲之那里就达到很高的水平，早已成为与应用无关的纯理论问题，一千多年后的阮元却赞同谈泰以实测圆周来检验圆周率，从祖冲之的精密退到了钱塘、谈泰的粗疏，这种失误实在令人遗憾。
　　3.力行“实践之道”
与某些只顾埋头于书本的乾嘉学者不同，阮元特别重视躬身实践，他明确提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11]（ｙáｎ＠①经室一集·卷二·大学格物说），他为政为学，都始终坚持这一点。在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方面，他也完全贯彻了力行“实践之道”的主张。
阮元的考证研究不仅注重文献考证，而且还强调亲临实地考察和亲自动手实践。阮元在浙江任职期间，对《禹贡》中提到的“三江”和当时的“浙江”等河流的古今水道的变迁、名称的变化进行了详细考证。他“参稽经史，测量水土”，做了大量的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工作，并精心绘制了十幅示意图，最后撰成数万字的《浙江图考》。阮元对自己的考证很有信心，他说：“元七八年来，博稽古籍，亲履今地，引证诸说，图以明之，用告学者，请勿复疑。”[11]（ｙáｎ＠①经室一集·卷十二·浙江图考上）若不是在扎实的文献考证的基础上，还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他不会这么自信地说：“用告学者，请勿复疑。”阮元还作过《葵考》，他不仅广征博引各种文献，还亲自种葵，并到野外考察野葵，他说：“予尝锄地半亩种金钱紫花之葵，翦其叶，以油烹食之，滑而肥，味甚美……又余尝登泰山，其悬崖穷谷曲磴幽石之间，无处无金钱紫花之葵，皆山中自生，非人所种。”[11]（ｙáｎ＠①经室三集·卷五·葵考）类似的例子在《ｙáｎ＠①经室集》中还可以找出许多。
阮元的天文、数学知识比较丰富，与他同时代的龚自珍称他“仰能窥天步，俯能测海镜”[14]，并不为过。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将自己的数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之中，而且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阮元曾任漕运总督，管八省之粮，每年粮船“应过淮盘算者共五千船，船十余舱，舱载米数十石至百余石不相等”。量米旧法为“三乘四因法”，概括地说，就是先量出船舱的长、宽、深，用珠算算出体积，再折算成“石斗升合之数”。这种方法不记录计算过程，难以审核，容易出错，而且还比较繁琐，令漕运总督感到甚为麻烦，因此阮元说：“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总漕返躬自问，未尽明也”，“是以珠算甚繁，而总漕不耐之矣”。[11]（ｙáｎ＠①经室三集·卷二·粮船量米捷法说）阮元仔细分析了旧法的弊病，经过反复考虑，提出了一种量米新法：先设计一种专用来丈量粮船船舱的新尺，新尺比通常的尺单位略大（“旧尺约当此尺七寸六分弱”），用新尺来量，一立方尺恰为一石；用新尺量出船舱的长、宽、深，然后用“铺地锦法”（所谓“铺地锦法”，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笔算乘法，但计算中数字位置的安排有些不同，而且还绘成表格）记下长、宽、深等数据相乘的运算过程；相乘的结果即为所求的“石斗升合之数”，不用再折算（因为事先已设定好一立方尺为一石）。这种方法计算原理清晰明了，而且从他举的实例来看，计算过程和计算结果都明白无误。新法“较旧法捷省一半，简便易晓”，“假如吏人珠算旧尺十船须用十刻工夫者，此尺珠算五、六刻即可得数，是吏人亦乐此便捷也”；而且“用铺地锦乘法画界填数，但用纸笔，不用珠盘，则笔笔具存，勿能改变”，便于检查、核对，使得“总漕有实知其多实知其少之据，则营卫军吏皆不敢欺矣”[11]（ｙáｎ＠①经室三集·卷二·粮船量米捷法说）。阮元将新法“颁行各省，并刻石嵌漕院壁间”[15]（卷四·嘉庆十九年条），大力推广简便实用的量米捷法。作为封建官僚和士大夫，阮元能将自己的数学知识运用于“粮船量米”这种“吏人为之”的琐事，而且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的确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