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忘记，科学的国家主义，和其他国家主义一样，将不免狭隘、偏私、急功近利等种种毛病。这和科学的求真目的既不相容；与大道为公，为世界人类求进步的原则亦复背驰。所以我们以为在计划科学成了流行政策的今日，私立学术团体和研究机关，有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保存一点自由的空气，发展学术的天才。（pp.617-619）
既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如此密切，不用说，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就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在任鸿隽看来，这有两层意思：一是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要有自律意识，一切按科学精神办事；二是科学家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良心，设法使科学的应用造福于人类。他说，“科学家是个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为目的的人”，“科学家态度当信其所已知，而求其所未知，不务为虚渺推测武断之谈”，这必须经过长期培养才能形成（pp.185,48）。但是，现实状况却令他感到十分痛心。他在悼念挚友胡明复的文章中说：
我们晓得在现在的社会中,要找飞扬浮躁的人才，可算是车载斗量,但是要找到实心任事,不务虚名的人，却好似凤毛麟角。如明复这样的人，多有几个，不但社会的事业有了希望，还可以潜移默化，收一点移风易俗的效果，也不可知。（p.394）
因此，任鸿隽一而再地敦请科学家端正态度：第一应从发现宇宙真理、奥秘而努力，第二将研究出来的东西为人类谋取福利，这才与人类前途有利（p.621）。
在这里，很有必要论述一下任鸿隽一以贯之的科学救国或科学立国思想，因为这既是他大力鼓吹科学的主旨之一，也属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范畴。目睹异邦科学昌明与文物之盛，面对贫弱落后的中国，尤其是国难频生之秋，任鸿隽身在异邦，“而归国之心则已如离弦之弩，不可复挽”（p.140）。他报着“卞和不悔于三刖之痛，是以荆山之璞终为世宝”（p.190）的信念，始终如一地为他的三位一体的救国理想——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奔走呼号。他当时就已心知肚明：“欲从根本上救治，非介绍整个的科学思想不为功。”（p.536）在《科学》发刊词中，他在历数了科学的四大功能后，反观中国“不独治生楛寙，退比野人，即数千年所宝为国粹之经术道德，亦陵夷覆败，荡然若无。民生苟偷，精神形质上皆失其自立之计。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对此，他开出了“托命”良方——“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并且大声疾呼国人立即行动起来：“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过屠门而大嚼，不如归而割烹。”（p.18）接着，他又提出这样一个主张：“欲富强其国，先制造科学家是也。”（p.35）在国难当头的1935年，他明确提出“科学是立国的根本”这一口号。在抗战即将结束之时，他敦促人们：“要望科学来救国”，先从改变“对于科学的冷视与落漠”“这个观念做起”（p.587）。他极力呼吁要把发展科学当作“立国的生命线”和“重要的国策”（p.590）。在抗战胜利后，他力促把发展科学作为今后10年、20年国家的首要政策，并构想出具体的计划和施行方案。他说：
吾人今日言建立国防，发展经济与教育，而遗弃科学，是谓舍本逐末，不可得之数也。今日世界各国，无不以发展科学为立国条件之一，而在凡事落后之吾国，尤当以发展科学为吾国之生命线。盖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其重要远超乎一切之上，不可无明确之规定以一新全国之耳目也。（p.605）
此后，任鸿隽一直强调，“无论从哪方面说起，科学在现世界中，是一个决定社会命运的大力量。”（p.61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表明，“科学研究已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成了新政府的国策”（p.623）。
（五）关于科学主义和反科学
长期以来，在中国主流学术界，往往给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前后）的科学鼓吹者和科玄论战（1923年前后）中的科学派扣上一顶贬义的科学主义——也有中性的科学主义即科学家对科学的典型看法和态度——的大帽子，把他们视为科学万能论（蔡元培在1918年曾经说过“当此科学万能时代”的话，但那是为中国科学社征集基金作广告用的，而且为“雪吾国人漠视科学之耻”，同时又是描述性的话语，似乎不可当真）者或科学方法万能论者。对此，我曾著文捎带予以反驳 。在这里，任鸿隽的科学观进一步支持了我的论据。
任鸿隽说过“我们晓得科学方法虽是无所不能（读者注意，我说的是科学方法，不是科学万能），但是它应用起来，却有一定的限度。我们所说的限度，就是指那经过分析而确实清楚的事实。”（p.303）这段话十分清晰地表明，任鸿隽不赞同“科学万能”说，此其一。他没有径直说“科学方法万能”；所谓科学方法“无所不能”，他意指的是，科学方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解决其他学科乃至人生的某些问题，但并非可以充分地解决它们的全部问题；而且，他明确指出科学方法“应用起来”“有一定的限度”，这实际上就是对科学方法万能论的否定；此其二。作为和任鸿隽同创中国科学社的亲密同人和同道者，杨诠在《科学》杂志发表的下述言论也许发出了任鸿隽的心声：
科学万能指说，创自何人，殆不可考，初涉科学藩篱者，每好以此称扬科学，毁科学者亦多集矢此说，其实皆非真知科学者也。科学之材料诚无垠，谓其万有可也。然研究万有者未必万能。诚以科学已知之事物与未知较，犹微云之在太空耳。疾病、饥寒、天灾、人祸，方相寻而未已。即此物质之世界，去吾人所梦想之极乐乡，尚渺乎其远。科学何敢以一得遂自命万能乎。牛顿曰：“吾所发现者，不过大海之一石。”以代表科学家之态度矣。然以科学不能万能为科学病，又不可也。科学不以已有之成绩自豪，亦不以未知之无涯自馁。本其科学方法努力前进，虽未敢以必达真理之终鹄许人，然循以进，必率人类日趋光明之域，则可自信也。易言之，谓科学万能固非，谓科学必不能何事，亦非也。
在19和20 世纪之交，经典科学的基础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这本来是科学革命的前兆），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科学被滥用带来了恶果，西方不少人士哀叹“科学破产”，并起而反对科学。这种反科学思潮传入国内，深得守旧派人士——科学作为西方近世文化的代表，本来就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格格不入之处——的青睐，纷纷起而效尤，散布西方物质文明破产，当用中国精神文明拯救的论调。从而，西方的反科学与中国的“国粹”结成“神圣同盟”，向登陆不久的“赛先生”发难。任鸿隽眼光明睿，未卜先知。他早在1915年就在《科学》杂志撰文，批驳科学败德说和科学损美说（pp.17,65-66），翌年又批驳科学唯利说：
说者曰，科学者物质之学也。今日吾国士夫孜孜为利，不恤其他，物质主义之昌明有日矣；有心世道者，方当以道德之心压胜之，奈何为之推波助澜乎。曰，谓科学为物质之学者，对心灵之学而言，盖谓其不离于物质，犹吾所谓实验，非物质功利之谓也。且物质亦何足诟病。科学以穷理，而晚近物质文明，则科学自然之结果，非科学最初之目的也。至物质发达过甚，使人沉湎于功利而忘道谊，其弊当自它方面救之不当因噎而废食也。（pp.116-117）
任鸿隽同意闵仁先生的看法：“西方人的态度，是科学的态度（因为科学必须要真实），它的结果，便是科学的出现、发达与民族的繁荣昌盛。中国人的态度，是反科学的态度（因为中国人最喜欢虚伪偷巧），结果不但没有科学发生，而当前的种种灾难，也就由之而起。”（p.473）任鸿隽认为，对于中国人的“反对科学之观念不加剪除”，那么“提倡科学之重要”只不过“是缘木而求鱼也”。他表明：“抑欲矫正反乎科学之习尚，当由何途？仍不外乎科学教育而已。”（p.216）在这方面，他可谓身体力行，苦口婆心，一有机会便做说服教育工作。
针对老一辈人所说的西洋文明破产、科学的结果不过是得到衣食住的物质文明，以及少年们高喊打倒知识阶级、大骂帝国主义的物理化学，任鸿隽一语道破这种“科学与恶魔结盟”的论调具有双重谬误：第一是不明白科学本身，第二是讨论的自相矛盾。他首先表明，科学的目的在求知而不在物质的享受，衣食住的改善是科学的副产品而非科学本身。科学既然是人类知识范围的扩大和天然奥窍的发现，当然与任何主义都不发生关系，科学作为一种真正的学术有离开社会关系而保持真正独立的性质——要发生关系，与任何主义都可以发生关系；要不发生关系，与任何主义都不发生关系。讨论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人类要生活，就不能没有衣食住，既有衣食住，则恶的衣食住，自然不如好的衣食住，这是谁也不能辩驳的道理。以改善衣食住为科学罪状的，不外两个理由：一是衣食住不必改善，二是衣食住改善之后于人类有不好的结果。关于第一层，想必主张的人肯定在衣食住方面能够去好就坏，舍善取恶了，但事实上却不曾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这句话不错。关于第二层，人的平生仅仅在衣食住上下工夫固然不可，但把衣食住改善了，解放了人们的精力与心思，使他向学问艺术方面去发展，却是极其可贵的事体。衣食不完、救死不暇的人，岂能在在学问艺术上有所贡献？西方文明国家学问发达，出版物艺术品繁盛，可以知道是衣食住改善后的结果。所以衣食住的改善，并不是恶，但不晓得利用衣食住改善的结果，乃是人们的愚蠢罢了。至于高唱打倒帝国主义的同时又高唱打倒知识，这无异于自己缚了手足去打老虎，其矛盾的程度，更显而易见了。（pp.384-385）其实，任鸿隽早在1914年就明言：“上治之国，其制度厘然，物质灿烂者，无非食科学之赐。致用之无害于科学，又何待言？”（p.6）
诚如任鸿隽所观察到的，欧战以来，吾国人士栗然作科学破产之惧。发之者不过一二神经过敏之人，和之者遽奉为先知灼见，几若日中必昃，夏尽而秋，为势之无可解免者。对于这种情势，他郑重表示：此大误也！其理由在于，科学为一种开明之势力，人群进化，亦唯向开明路上前进。谓战争有返于野蛮之趋势，背乎进化之原理，当以科学真理矫正之则可。以战争之结果，弊罪科学，乃并此引导人类由暗入明之一线光明，一切吐弃毁灭之，则亦未免本末倒置之甚矣。他用数语申明了科学的永久性、普遍性、广大性之性质，阐述了由此而引起的在科学研究中一人独奋与公众组织并重之大势，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以上所言，可见科学在性质上、组织上，皆有扩充之势，无萎缩之兆，有调和之机，无冲突之患。彼以欧战为科学罪，并以是驳科学之将衰者，是未知当今科学界之趋势者也。吾人言及此，所不禁怒焉忧伤者。以地大物博之我国，科学上既鲜有发明，科学团体之组织复不见进步，即有一中国科学社，以提倡与研究科学自任，而独唱寡和，收效犹远，不知将以科学破产之言，自欺欺人以自了耶，抑将自绝于人文之域，不为当世知识界之增进，尽一分人类应具之责任也。世有君子，幸观省焉。（430-43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7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福斯狄克在一篇报告中声称，人们迷信物质科学，以为它们是生命的配给者，殊不知它们很难发现新的人生目的，或人与人关系的艺术，或帮助获得和平与成功的政府所需要的社会道德。我们眼前的问题与人类命运，不能在物质方面解决，而必须在道德与社会平面上决定。物质的力量与金钱兵力的优势，可以维持我们于一时，但我们社会上爆发性的紧张，只有靠道德及社会的智慧方有解除的希望；而这种智慧，非试验管所能沉淀出来，也不是原子物理学的灿烂方法所能得到的。对此，任鸿隽指出，福斯狄克君诊断眼前世界的危机，一是由于我们（特别是美国人）过分看重物质生活，一是由于我们过于迷信物质科学。但物质生活的增进，是由于科学研究的结果，所以可以说福斯狄克着重的还是科学这一点。关于第一点，没有多少讨论的地方。“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是凡稍有文化的民族所共具的信条。设于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较高的活动与信仰，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说到科学——特别指物质科学——就不能与物质生活同日而语，这是我们与福斯狄克分歧的出发点。物质科学是物质的研究，但它本身不是物质。物质生活是物质平面的事，科学研究——不论研究什么——却是智慧和道德平面的事，因为研究科学的最高目的是追求真理而非物质享受。科学家为发现真理履危蹈险，艰苦卓绝，不但无暇顾及金钱和享乐，甚至连性命安全也可以置之度外。说到这里，任鸿隽不无遗憾地叹曰：
所可惜的，像这样高尚纯洁的科学家每每不为当时所认识，而他们的求真探理的精神，又往往为科学应用的辉煌结果所掩蔽，于是物质的弊害都成了科学的罪状。其实我们要挽救物质的危机，不但不应该停止研究，而且应当增加科学并发挥科学的真精神。我们试想，设如欧西人民都受了科学的洗礼，有了求真的精神，希特勒、莫索里尼等愚民的政策将无所施其计；我们也明白现今独裁的国家，何以要靠了隔离与宣传的作用来维持它们的政权。如其我们说科学愈发达，致世界战争愈剧烈，我们也可以说科学道路真正发达的时候，战争将归于消灭。这不是因为科学愈发达，大家势均力敌，不敢先于发难；而是因为知识愈增进，则见理愈明了，少数政客无所施其愚弄人民的伎俩而逞野心。战前的日本人民如其有充分的世界知识，也许不至发动侵华战争，造成世界的大劫运。我们以为“力的政治”不能达到消弭战争的目的，唯有诉诸人类的理智，方能使战争减少或消灭。而研究科学实为养成理智的最好方法。
他进而揭示，福斯狄克所说“迷信物质科学为解救当前世界危机的困难之一”，为不了解科学真义之言。福斯狄克所谓物质科学，当系指工程技术而言。工程技术是应用科学的发明以谋增进人类的健康与快乐为目的的。这与纯理科学之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相比较，已有卑之无甚高论之感。然即这个卑之无甚高论的主张，也不见得与人生目的有何冲突。唯有把工程技术用到毁灭人类的战争上，它才与人类的前途背道而驰。然而这个责任，似乎不应该由科学家来担负。（pp.614-617）
（六）促进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任鸿隽不仅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有自己的理论观点，而且他也就中国的科学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和行动方案——这些属于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的范畴——值得在此一论。
在留学美国之时，任鸿隽就认识到科学组织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他说，今留学生所学彼此不同，如不组织团体，互相印证，无异于将外国科学之花一枝一叶搬运回国。如此则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均无移植之望，难得花之种子及其种植之法，而吾人所希望之知识界革命必成虚愿。（p.88）他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的动机，就是想以此作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达到“格物致知，利用厚生”目的的途径，而尤其重要的是唤起一般人对于科学的认识，与提高同志学者研究的兴趣（p.572）。他陈述了需要建立科学社的理由：科学的境界愈造愈深，其科目也越分越细，一人的聪明才力断断不能博通诸科。而且诸科又非孑然独立，漠不相关的。此现今的科学社，必须合多数人组织而成的理由一，此乃科学性质上不得不然。现在的实验科学，不是空口白话可以学得来的。凡百研究，皆须实验，而实验必须种种设备，皆非巨款不办。非有一种公共团体，为研究学问的人供给物质上的设备不可，这是科学情形上不得不然。(pp.94-95)中国科学社成立以来，揭橥应举或所举之事业有九：1）发刊杂志，以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著译科学书籍。3）编定科学名词，以期划一而便作者。4）设立图书馆以供参考。5）设立各科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实业与公共事业之进步。6）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矿物诸标本，陈列之以供研究。7）举行科学讲演以普及科学知识。8）组织开展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9）受公共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一切问题。（pp.283-284）
在任鸿隽看来，今世之国，收科学之获最丰者，必其于研究机关之设立最完备者也。历数研究科学之机关，而别之为四大类：一曰学校内之研究，二曰政府建设之局所，三曰私家组织之研究所，四曰制造家之试验场。是四者皆学术之生产地，而无数发明所从出之源泉也。他进而比较了各研究机关的长短优劣：顾学校内之研究，既以教科之故而不免分歧，政府之局所亦以意主实施而未能深造，其他私立之研究所与制造家之试验场，又各以组织或原动之不同，而各有其相当之限制。求其于研究科学最为相宜，而又互相感应，相引弥长之效者，则莫如以科学上之大发明为中心，为研究特别问题而设之研究所。此种研究所，直接为科学研究之产物，而同时复为研究科学所不可少。他列举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和镭研究所为例，并从中得出三点教训。第一，科学之发展与继续，必以研究所为之枢纽，无研究所则科学之研究盖不可能。反之，欲图科学之发达者，当以设立研究所为第一义。第二，欲一般人知科学之可贵，必使科学于人类幸福确有贡献。第三，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为人类爱真之念所驱迫，不必以其实利与应用而始为之，社会上明理达用之少数人当暂负其责任。（269-271）任鸿隽还把有无公众组织视为古之研究学术与今之科学研究的重要分野：前者多恃一人之独奋，所谓下帷专精，目不窥园，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后者则公众组织与一人独奋并重，而无公众组织，则于科学之广大性与普遍性，得有不能发挥尽致。（p.431）
任鸿隽认为，科学研究的进行，至少须有两个要素：一是研究的人，一是研究的地方。后者上已述及，前者是他探讨的重点。他看到，因为中国缺乏领袖的人才，所以研究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寻出，研究的风气也就无从养成，虽有热心研究的人，也只好消磨在不知不觉中。因此，寻出领袖的研究人才，放在有研究设备的地方，造就研究的先生。先生的先生哪里来？到外国去请，请比我们有经验有研究的外国科学家来做我们的向导。不过，要注意的是，请进来的人必定是本部门的authority，而且能够在我国指导研究，至少在三年以上，方不至于成了“抬菩萨”的玩意。（pp.386-388）至于请外国学者的理由，他列举了三点：1）中国人才尚不够办研究所，取材异国以帮助我们研究事业的发展，恐怕是不可少的步骤。2）派遣留学生是造就专门人才的捷径，但这决乎不能解决我们研究所的问题，因为留学生自己工作也许可以，指导研究便成问题。3）一个真正的外国学者能与我们的兴奋与影响，不是任何多数的本国学者可以代替的。（p.514）任鸿隽还详细讨论了科学发达的条件：1）研究精神。研究者须有孜矻不已、“即物穷理”之精神。夫所谓物者，不限于前人著述知所已及，即所谓理者，实有以发天地自然之奥妙。而且无所为而为，唯真理之是求，不为利夺，不为害怵。此种精神弥漫与学人心脑之中，而后科学萌芽乃有发生希望。2）共同组织。研究精神固属个人，而研究之进行，则有待于共同组织。盖科学之为物，有继长增高之性质，有参互考证之必要，有去精用宏之需求，皆不能不恃团体以为扶植。盖研究精神为科学种子，而研究组织则为培养此种子之空气与土地，二者缺一不可也。3）社会赞助。科学家虽不必待外界之尊崇以为重，而科学之发达，则必有待于社会之赞助，古今皆然。(pp.281-283)在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期间，他把资助科学研究事业的有限经费用于急需的项目，如设置研究教授席，设立科学研究补助金及奖励金，补助研究机关，设立研究机关（pp.481-485）。
任鸿隽在不同时期就科学发展提出了各种具体对策。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为吾国科学之将来计，指出应注意以下数项：1）必须大量养成科学人才，唯其量多，始有美质从之出也。2）科学事业必须有秩序有统系地发展，设非唯有秩序有统系之组织筹划，则易流于重复、肤浅、急功近利、取悦流俗之为，而难期远大之效果。每一科学之研究计划，必须经过专家会议之缜密讨论与设计。要在谋定后动，纲举目张，庶几昔日各不相谋与暗中摸索之弊病一扫而空之，而后科学事业乃有循序渐进之可期耳。3）科学事业不当偏重应用而忽略根本之纯粹科学。应用科学以易收切近之功效常易为人所重视，纯粹科学反之，故常易为人忽略。（p.566-567）谈到国际合作，任鸿隽认为这是科学的国际性使然。他觉得以往的合作或出于私人友谊，或出于自然趋势，其结果尚未达到希望的完美。原因在于一部分研究结果的不公开，各国文字语言的障碍，国际间科学组织的缺乏。要进行国际合作，必须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先决条件。另外，就我们中国而言，一是要与人家合作必须要有与人并驾齐驱的科学；二是科学研究机关应该从速增加与充实，尤其重要的是每一科学至少有一个研究中心，这样在进行国际合作时方能收到提纲挈领之效。（pp.568-571）1945年3 月，他检讨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科学未尽其倡导与辅助之责任，不曾承认科学为重要国策之一，因之也不曾有过整个发展计划。所有科学事业，皆委之于少数人的热心倡导，自生自灭。结果，虽有30 年的历史，而成效若有若无。对此，他和盘托出四点政策性的建议：1）把科学作为此后的重要国策。2）制定一个具体而整个的科学发展计划，其中应该包括科学的目的、组织、范围、时间等项，使我们知道某一时期有些什么科学工作应该做和如何做。邀请中外专门学者若干人组成委员会悉心厘定，期于切实可行。3）科学事业的经费应该在国家岁出项目中，有一个独立的预算。且既定之后，即不可有拖欠或缩减。4）管理科学研究的人员，必须为专门学者，用全部精神与时间来从事，尤应使文书期会的工作减到最小限度，以免浪费研究工作的时间。除此而外，他建议厚币延聘外国威权学者来华领导，一面多派优秀青年出国深造，以解决研究人才匮乏和组织管理人才不敷的问题，以应建国之需。（pp.589-590）次年底，他又提出同样的建议，并有所细化（pp.605-607）。
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任鸿隽后来也提及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对于科学发展的意义。他说：“学术理想的自由流通，乃科学发达的必要条件。”（p.609）“发展学术的天才”需有“自由的空气”（p.619）。在1957年那个特殊岁月，他在《科学》杂志撰文，表明“百家争鸣”口号“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但扫除了许多学术思想的障碍，也指出了我们研究学术的准则。”谈到科学刊物，他说：“一切科学刊物应该满足两方面的要求：一是给科学工作者以发表论文的机会，一是供科学家讨论问题的便利。这是研究科学者的最低要求，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从响应百家争鸣和开展自由讨论来说，科学刊物必须多种多样便成了不可避免的结论。”（p.6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