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任鸿隽 科学观 中国现代科学史 批判学派
任鸿隽（1886-1961） 是中国现代科学的组织者和倡导者，也是在中国研究和传播现代科学观的最著名的先驱和成就卓著者之一。他的业绩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有关“科学论”（science studies）思想至今还具有启迪睿智的魅力。
任鸿隽早年留学美国（1912年12月至1918年10月），深受西方学术思想和科学思潮的熏陶。当时，以马赫和彭加勒为首的批判学派 的新科学观和科学哲学正风行世界，任鸿隽自然不会置身事外，可以肯定，他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有证据表明，他从皮尔逊和彭加勒之处受益良多，因为他在留美期间，研读了新出版的皮尔逊的经典名著《科学的规范》 和彭加勒的经典名著《科学的基础》 。因此，在他的诸多观点和论述中，明眼人不难发现批判学派思想铭刻的痕迹 。
作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现代科学观念的首倡者，任鸿隽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当时，中国科学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一）国人对科学的认知
在任鸿隽赴美求学时期，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国人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之本身，可以说基本上或无知不解，或漠不关心。难怪任鸿隽在1914年发出“吾中国无学界也”（p.3）的惊呼和哀叹——他把科学也视为一种学术，科学界自然属于学界的一部分。他回忆起在中国科学社创立（1915年）之时，学科学的人寥寥可数，懂得科学思想的人更是绝无仅有（p.721）。他当时看到，“国人未尝有科学之需求，……非不需求也，实不知需求耳”（p.39）。在他刚刚由美国返回上海时，他发现国人对科学有三种误解。第一种是说科学这东西，是一种玩把戏，变戏法，无中可以生有，不可能的变为可能，讲起来是五花八门，但是于我们生活上面，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对科学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拿来当把戏看还可以，要当一件正经事体去做，就怕有点不稳当。他们心中的科学家，也就和上海新世界的卓别林，北京新世界的左天胜差不多。第二种是说科学这个东西，是一个文章上的特别题目，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他们想，讲科学的就和从前讲实学的一个样，不过做起文章来，拿那化学、物理中的名词公式，去代那子曰、诗云、张良、韩信罢了。这种人的意思，是把科学家仍旧当成一种文章家，只会抄后改袭就不会发明；只会拿笔，就不会拿试验管。第三种是说科学这东西，就是物质主义，就是功利主义。所以要讲究兴实业的，不可不讲求科学。物质和功利过于发达的德国，终不免于一败，就是科学要倒霉的朕兆。那科学家也不过是一种贪财好利，争权徇名的人物。（pp.179-183）诚如任鸿隽所言：“顷者身入国门，与父老兄弟相问切，然后知承学之士，知科学为何物者，尚如凤毛麟角。是真吾人数年以来，抱献曝之忱殷殷内望所不及料者也。”（p.190）
直至“科玄之战”（1923年）之时，即使在中国思想家当中，一小部分人对于科学之真义犹不免有所误会。故对于科学之价值，遂不能不加以怀疑。其所以有此现象，正以科学研究尚未深造，故于科学真意，动觉隔膜。（pp.309-310）在1927年悼念故友胡明复的讲话中，任鸿隽痛数我国学问的幼稚和人才的堕落(p.394)。他在1933年固然承认，最近十数年来，经国内学术言论界之一致鼓吹，国人益知科学之重要（p.480），然而仍在次年如实指出：目下的中国，提倡科学的声浪，虽然是甚嚣尘上，但是科学是什么恐怕还没有真正的了解(p.506)。
在包括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10月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格物致知，利用厚生）同人的不懈努力下，在其机关刊物《科学》（创刊于1915年月，它的目的是提倡科学，传播新知）的大力鼓吹下，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逐渐起了变化。在1943年，任鸿隽已经看到：“科学”二字在一般人心目中已成普通常识，而科学化运动尤可谓集科学蔚为常识之大成。此与以“格致”二字代表科学之意义已不可同日而语。盖言格致犹近于以中印西，言科学乃代表一种新精神新态度也。此外，科学研究机关之成立，科学家人数之增多，各种科学杂志及专刊之出现，殊不容吾人忽视。要而言之，我国科学界在以往三十年间，已骎骎入世界学术之林，而非以负贩他人之所得为已足。(pp.564-565)到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1945年，他感到科学在中国，已到了枝繁叶茂的境界，而不是30 年前的孤掌难鸣的情形了（p.572）。
这一转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显然，任鸿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他不仅身体力行，扮演了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虚心学习和潜心研究，并用他那充满睿智、洋溢激情、文采飞扬的文字，把崭新的现代科学观传播给知识界，普及到公众中。鉴于我已就任鸿隽的科学观的某些内容（如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等） 作了一些探究，本文的侧重点自然要放在未论及或少论及的方面。
（二）科学的本性和和分类
任鸿隽深得皮尔逊和彭加勒关于科学的真谛，他也把科学看作是学术、知识、思想乃至智慧层面之事，而不是视为物质、功利、器械、文字之事。也就是说，他看重的是科学的形而上的本性，而不是属于科学之应用的形而下的东西。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p.6）这简单的一句话，完全可以代表他对科学的最早(1914年)看法——这一观点贯穿在他的整个一生。他自始至终反对“欲以工业代表科学”的做法，力图“还科学于学术思想之域”（pp.52-53）。他一而再地倡言，“科学之非物质的、功利的，则当于理性上学术上求科学矣（p.69）。他在返国后矫正国人对科学的三种误解时，一说科学是学问而不是技艺。形下的技艺都是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体则与形上的学同源。二说科学的本质是事实而不是文字。东方文化所以不及西方文化之所在，也是因为一个在文字上做工夫，一个在事实上做工夫的原故。科学家是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为目的的人，讲究观察和实验。他们面对无穷的自然界的现象和和天地间的真理，只管拼命向前，发明那未发明的事实和密藏，而不以读古人书和知道古人的发明为满足。三说科学与实业虽然有相倚的关系，但是科学与实业不是一物，实业只不过的科学的应用之结果而已。科学家并不是着眼于应用才去研究的，若如此科学就不会有发达的希望，所以我们不要买椟还珠，因为崇拜实业而把科学和科学家抛在脑后。（pp.183-185）此后，他多次重申类似的看法：科学不是器械，科学不是语言（pp.506-507）；科学研究是智慧和道德平面的事，因为科学研究的最高目的不在追求物质享受，而在追求真理，故科学家不但无暇顾及身体的享乐，甚至连性命安全也可以置之度外(p.616)。正是基于对科学的本性的清醒认识，任鸿隽给科学下了这样的定义：
科学是根据于自然现象，依论理方法的研究，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统系的知识。
他进而指出，对这个定义应该注意的三点是：科学是有统系的知识，科学是依一定的方法研究出来的结果，科学是根据于自然现象而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按照这个定义，他认为所谓科学即等于自然科学，不过有许多社会现象经过科学方法的研究，都变成了科学。（p.323）他也许是从英人丹皮尔的《科学史》中了解到，科学的范围，也是各国不同。德国的Wissenschaft 包括有自然、人为各种学问，如天算、物理、化学、心理、生理以至政治、哲学、语言在内。英文的science，却偏重于自然科学一方面，而政治学、哲学、语言等平常不算在科学以内。 (p.192)
任鸿隽对科学分类也很留意，并认为这是对科学知识做横的解剖，从而明了科学的地位，呈露科学的大概范围。他涉及的分类是针对“严密科学”（Exact Science）和“纯粹科学”(Pure Science)而言的。他逐一列举了罗吉尔•培根、弗兰西斯•培根、边沁、安培、孔德、斯宾塞、皮尔逊、冯特、汤姆生的分类，似乎对斯宾塞尤其是皮尔逊的分类更感兴趣。斯宾塞把科学分为三大部类：抽象科学、具体科学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抽象具体科学。皮尔逊也把科学一分为二：抽象科学（包括论理学、数学、统计学）和具体科学（包括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不过，又在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之间设立联络它们的应用数学，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之间设立中介生物物理学（bio-physics）。任鸿隽由此得到两个结论：科学是彼此互相关系的，不是孑然独立的；科学的范围不断扩大。有意思的是，任鸿隽在此还论及科学与伪科学——他的论述即使在今天亦有现实意义。他说：
关于这一层，我们要注意的，不在某种现象是否适于科学研究的问题，而在研究时是否真用科学方法的问题。如近有所谓“灵学”（psychical research），因为它的材料有些近于心理现象，又因为它用的方法有点像科学方法，于是有少数的人居然承认它为一种科学[如英国的洛奇（Sir Oliver Lodge）]；但是细按起来，它的材料和方法却大半是非科学的。这种研究只可称之为假科学（pseudoscience）。我们虽然承认科学的范围无限，同时又不能不严科学与假科学之分。非科学容易辩白，假科学有时是不容易辩白的。（pp.249-250,340-349）
任鸿隽还把科学研究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遍的科学，如物理、化学上诸现象的研究；一 种是地方的科学，如各地方之地质调查，动植物之采集与调查，各地气象之测定等。前者固然是科学的根基，但是这些高深的研究在科学程度尚未十分发达的国家，势难一蹴而就。不过，真理本无国界，他人的研究结果我们一样可以利用。后者则不然，对其研究全为地方人之责任，不但他人不能研究，有时并不愿他人来代替研究。于是，他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把地方的科学排序为第一，并说明这不意味着把第二类科学完全置诸脑后。(p.381)
与上述有关思想相适应，任鸿隽特别强调纯粹学科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赞同赫胥黎的说法：吾诚愿“应用科学”之名之永不出现于世也；所谓应用科学者无它，即纯粹科学应用于某特殊问题者是矣。他进而言之：科学不为应用起也；应用者，科学偶然之结果，而非科学当然之目的；科学当然之目的，则在发挥人生之本能，以阐明世界之真理。（p.61）他虽然表示，言科学之应用无可厚非，但是科学之至于应用，则其学已大成，其研究已具备，又非徒然有取一二新知暗示，遂得以增进幸福之功也（p.210）。他指出二者的密切关系：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只有材料之殊，并无方法之别。而且许多应用都直接由纯粹科学得来，它们是分离不开的。（p.448）也就是说，“纯粹科学为一切科学应用的本源”（p.541）。也许是受到美国战时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V. 布什博士报告的影响，他在1949年5月的一次发言中说：
据我看目前的应用科学也是不够的，在工业和生产方面，科学并没有发挥效用。等社会安定后，应用科学因其有利于生产，可以从而获利，自会有人来做。因而纯粹基本科学的研究则以无利可图必须我们尽力去提倡。其次，应用科学的发展，其收效大小也得根据纯粹科学的成就，所以不能不注意根本的纯粹科学；至于应用科学自会因时而发展的。
因此，任鸿隽认为，发现真理和用其为人类谋福利虽然都重要，但还是应该强调多提倡纯粹科学，因为应用科学自会有利地发展，而纯粹科学却少人注意。（p.621）任鸿隽当年的看法至今似乎仍未过时，在物欲主义和实利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值得引起人们的思考和重视。
（三）科学的功能和价值
早在《科学》的发刊词中，任鸿隽就详尽地罗列了科学有造于物质、人生、知识、道德的效用。他挥舞如椽之笔，洋洋洒洒，恣意纵横。我在此不忍心多加割舍，特引用如下：今夫吾人今日，陆行则驭汽车，水行则驾轮舟，绝尘而驰，一日千里，山陵失其险阻，海洋失其邈远，五方异族，往来如一堂者，此发明蒸汽机关之赐也。趋利赴急，片时可寄千里之书，亲戚远离睽居而得晤言之雅，则发明电力机械者之赐也。且也，机械之学，进而益精，蒸汽电力，以为原动。则一日而有十年之获，一人而收百夫之用。生产自倍。闾阎殷账。远西名邦，国富剧增，假非其人好勤远略，糜财经武，则彼社会学家所理想“去贫”之说，未始不能实现也。此科学之有造于物质者也。不宁唯是。生民之初，于天然战。其所恃者，唯是体力。洪水饥谨疫疠夭札之来，无以御之也。挽近科学大昌。风雨之变，测候既精，地形之利，相度必尽。不惟洪水饥谨之灾可免也。乃生物之理，辨极于微茫：药石之用，利尽乎金石。卫生之要，普为常识：疫疠之氛，消于比户。大耄可以坐登。寿考竟得力致。此科学之有造于人生者也。不宁唯是。科学所影响于人类之知识。当中世纪之初，欧洲大陆，有宗教迷信，唯人类知识进步之障碍。不独学说之背于教义者，莫由滋长也。乃谓听天敬神，则自然可任。桎梏人心，莫此为甚。使非科学家本其好真之心，行其求是之志，血战肉搏，与宗教争此思想上之自由，则至今犹蒙屯可也。文学复兴之后，人竞文采。科学家又主张以自然科学为教育学子之要道。今人抵掌而谈地方，伏地而拜闪电，则三尺童子，知悼笑之矣。然非得科学上之证明，究何以识地之本形，与电之原理哉？此科学之有造于知识者也。不宁唯是，科学与道德，又有不可离之关系焉。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古科学直接影响于物质，即间接影响于道德。自科学大昌，明习自然之律令，审察人我之关系，则是非之见真，而好恶之情得。此科学有造于道德者也。(pp.14-18)一言以蔽之，“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p.39）。他是这样强调科学的重要性的：
言近世东西文化之差异者，必推本于科学之有无。盖科学为正确知识之源，无科学，则西方人智犹沉沦于昏迷愚妄之中可也。科学为近代工业之本，无科学，则西方社会犹呻吟于憔悴枯槁之途可也。科学又为一切组织之基础，无科学，则西方事业犹扰攘于纷纭散乱之境可也。吾人纵如何情殷往古，而于近代知识、工业及社会组织之进步，不能不加承认。吾人纵如何回护东方，而于西方知识、工业及社会组织之优越，不能不加承认。若是乎，东西文化及国势强弱之分界，一以科学定之，然则科学之重要，不于此而可见耶？（p.281）
任鸿隽虽然充分肯定了科学的物质功能，但他更倚重的还是科学的精神价值——这与皮尔逊和彭加勒的思想息息相通。他1916年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致开幕词时说：“科学之功用，非在富国强兵及其他物质上幸福之增进而已，而在知识界精神界尤有重要之关系。”（p.88）他像彭加勒 一样看重科学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主张为科学而学科。他像皮尔逊 一样主要强调科学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审美价值。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有点过头的话：“科学的影响，完全在思想上”（p.274）。
（四）科学与社会
任鸿隽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是当今时髦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主题——他就科学与工业、农业、国防、民主、教育、文化等做了专门的研究和论述，并直接以“科学与社会”为题发表文章。鉴于科学与教育和文化的关系另文讨论，我们先论述一下科学与前三者的关系。
任鸿隽早在1915年的“科学与工业”（pp.52-60）一文中，就提出“工业为科学之产物”的观点，而当时国人乃未梦及科学与工业之关系。他说，今日之中国，无科学而贸然兴工业，实无异于“无本而求叶茂，见弹而求鴞炙”。其原因在于，古之工业，得于自然与习惯之巧术。今之工业，得于勤学精思之发明，须有科学以为后盾。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任鸿隽当年已经提及今日所谓的“知识经济”，并对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的原理作了新的诠释：
十八世纪生计学始祖亚丹斯密司（Adam Smith）创“劳力即富”之说（“Labor is weath”），至今言生计者未之能易。上所谓劳力者故不徒指手足之勤而言，彼殚精竭思以治自然物理之学而发明前人未辟之秘，以成开物成务之功者，乃真能劳者矣。以劳为之种，而福世利人之获随之而至，如响之不爽于耳，影之无逃于形。今之人心之未浚也，而唯浚物之求，智之未广也；而唯广业之务。不种而思获，未施而望报，其反乎生计学上富之原理也甚矣，容有冀乎。
在“科学与实业之关系”（1920年）一文（pp.218-223），他提出“科学是实业之母”的命题。他通过具体事例，逐一论述了科学与实业发生、实业进步、实业推广的关系。他道明，要求科学与实业有关系，必须先要求科学家与实业家有关系。关于联系办法，他和盘托出三条途径：一是创办实业的人就是发明科学的人，两者合而为一；二是在大公司中设立实验室，请专家研究改良事业的方法；公司在大学出费设科，让校方替它研究工业问题。他还顺便涉及妨害实业的几种普遍心理障碍：求利太奢，求效太速，不能持久。在1946年发表的“科学与工业[为范旭东先生作]”（pp.601-603）中，他列举了对待科学与工业关系的三类人。有的是利用科学来做生产的工具，只要生产不成问题，科学知识是不在他计算之中的。有的是以科学来做工业的出发点，他要利用科学来改进生产的方法，增进物品的功用。在这类人心目中，科学终不免成为工业的附庸。还有一类人是要利用工业的力量来谋求科学的发展，他是身在工业，心存学术，金钱的得失是不在他的计算之中的。我们只要晓得科学为一切近代工业之母，便知道第一类人徒知贩用他人的发明，坐食其利，自可卑之无甚高论。第二类人虽也使科学与工业相得益彰，然其眼光犹不出孤立范围以内。现代的进步工业家多优为之。至于第三类人，要以增进科学知识为造福人类的重要途径，不但急功近利不在眼中，即个人的生活康健亦置之度外。这种人在科学界中时一遇之，在工业界中则真如凤毛麟角。而范旭东先生实为此类人之一。范先生的精神——“工业以科学为出发点，学术为工业的终竟目的”——值得我们永远保持和效法。在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彭加勒在《科学的价值》中关于工业与科学关系的论述。
在讨论农业教育和农业改良的文章中，任鸿隽也论及科学与农业的关系。他对农业是最用不着学术或科学的职业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现代的眼光和古来不同的地方，就是劈头要承认农业是可以用科学来改进，而不是完全靠天吃饭，或是墨守旧法，一成而不可变易的。换句话说，我们要承认，天然的力量或缺陷，都可以用人为的方法来管理或补充。因此，我们就把农业的本根，放在科学研究方面上了。这不但是我们的希望如此，近百年来，农业的重要发明也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p.447）
任鸿隽有一篇专论“科学与国防”的文章（pp.505-508），发表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4年。他在文中预言，此后的战争“则必定为科学的战争而非人与人的战争”。他把国防与科学的关系归结为三点。第一，国防的基本，应注重于重要的基础工业。现代军备与工业，已成不可分离的连锁，即军备工业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种。所以只要国内工业发达，不愁军备无法供给，反之军备独立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求工业发达，其第一步就是提倡科学研究。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情形，也没有完全可以抄袭的便宜事体。没有科学研究作顾问，除了失败别无它路，更何况许多新工业都是从科学研究室发生出来的。第三，提倡科学研究，应当把研究的责任赋予各个大工厂或大学之中，不必什么都由几个政府机关包办。他最后强调，国难迫急，我们应付的方案也风起云涌。但是一个方案的重要，不在乎收效的迅速，而在乎眼光的远大——对科学有相当的认识。
任鸿隽还谈到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从而使五四时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携起手来。他说，近代社会组织的一个特采是平民[民主]的特采，就是所谓德谟克拉西。这平民的倾向，有两个意思:一是政治上独裁政制的推倒，与参政权的普及；二是社会上机会的均等，和阶级制度的打消。这两个意思的发生，一方面因为机器的发明，生了工业革命，又因工业革命过后，物产增加，一般的人有了产业和劳力，自然发生了权力的要求；一方面也因为近代的人心，趋于合理的；对于天然的势力，尚且不肯贸然服从，要求一个征服的方法，对于人为的组织，自然也有一个合理的解决，那些“天赋君权”的说话，自然不能管束他们了。弗兰克林的墓志铭说他“一只手从自然界抢来了电力，一只手由君主抢来了威权”，最能表明这一种意思。可见平民主义和科学是直接间接都有关系的。（p.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