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SARS病原；发现过程；启示
随着8月16日中国最后两名SARS患者康复出院，在中国肆虐数月之久的SARS终于被暂时赶走了。不少学者已从公共卫生、生态伦理、科技管理等方面对“非典”①事件进行了深入反思。然而，“非典”事件也是我们反思许多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问题的一个活标本。比如科学发现问题。“非典”首先是在我国出现并大肆发作的，我国是“非典”的发现地和最严重的灾区。然而，中国科学家却未能及时地发现病原体；首先发现“非典”病原并对病原体进行全基因测序的工作是由外国科学家完成的；而且，这并不是由于我国科学家的实验装备落后所致。实际上，在SARS研究方面，我国科学家比外国同行拥有更充足、更完善的研究资源。而尤其重要的是，发现SARS的病原体并不仅仅是拔得头筹，为国争光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早一天发现“非典”的真正病原体，我们就早一天主动，早一天摆脱无为的治疗方法，早一天消除它对社会公众的不良影响。7月18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在新闻聚焦栏目中刊出了关于中国SARS研究情况的长篇专题报道。报道的题解对中国“非典”事件的评语是：“勇于进取的公共卫生措施使SARS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中国科学家失去了一次展示其科学研究能力的独一无二的机遇。”[1]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科学家错失良机，未能及早发现SARS的病原呢？“非典”事件给予我国科学家和科学界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当然，这也涉及科研管理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但从中国科学家寻找SARS病原的整个过程来看，这决不仅仅是体制方面的原因，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层面对这一令中国科学家深感沮丧的事件加以深入剖析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下面，我们以美国《科学》杂志的报道和中国报刊的相关资料为依据，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对中国科学家在寻找SARS病原上，在优势条件下，败于外国同行的原因作一简要分析。
1 SARS病原的发现过程
从2003年1月广东省中山市首先把“非典”确认为一种“怪病”，从广东省卫生厅调集省内专家进行调查研究、并上报国家相关研究机构之日起，中国科学家就开始了SARS病原的追寻研究。2月18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的洪涛院士等研究人员向广东省卫生厅反馈研究结果报告说，他们从两个患者的肺组织中看到了衣原体细菌，认为衣原体是致病的病原体，这种病是衣原体导致的“非典型性肺炎”。2月18日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会议对这个报告的结论进行研究，参加会议的钟南山院士当时就指出，“临床症候不支持这个结论。他不同意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认为典型的衣原体可能是致死的原因之一，但不是致病原因。在他有理有据的论证下，会议最后采纳了钟南山的建议。”[2]并按照他的观点制定了治疗方案和应对措施。不过，虽然临床治疗人员对衣原体病原的观点有不同看法，但理论研究领域总的情况却是：衣原体观点被普遍接受为正统观点，而且没有人再提出其他病原体的看法。4月25日，洪涛等21人在《中华医学杂志》第八期上发表一篇论文再次对“非典”病因提出“新型衣原体”的看法。虽然也有人认为可能根本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虽然也有一些科学家在从事着另一条路线的研究，但并未明白地表达他们的观点，衣原体病因的看法在我国当时的理论研究领域仍然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理论。
国际上关于SARS的关注和研究始于3月中旬。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把该严重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并发出了SARS疫情的“全球警报”。3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即从世界各地招集11个实验室，开始联手追索SARS病原体。并建立了由德国病毒学家克劳斯＊斯托尔（Klaus Stohr）协调的研究SARS的专题信息网站。网络成员每天召开电话会议，把自己在研究中的发现贴到这个专题网站上，并迅速地相互通报和传递各自的研究样本和试剂。然而奇怪的是，作为最严重灾区的中国大陆竟然没有一个研究小组成为这个网站的交流成员。国际上的研究集体进展迅速，在仅仅进行了一周的研究后，即3月24日，他们已经把SARS病原体锁定为冠状病毒。4月13日，加拿大温哥华的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就把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贴到了网上。到4月14日国际上的研究人员已经通过实验表明，他们所锁定的这种冠状病毒在猴子身上能够引起类似SARS的症状，从而最终确定了SARS的病原体。然而，国际上关于SARS病原体的冠状病毒理论在中国国内却始终没有引起什么反应，甚至不受欢迎。当4月14日晚中国科学家进行冠状病毒的基因测序时，实际上已经是在重复别人的工作了。我们在极为优势的条件下失去了一次做出重要科学发现的机会。
2 中国科学家的实际研究状况
那么，是不是说中国科学家根本就没有触及SARS的真正病原体、根本就不可能发现其病原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科学家事实上完全可能早在此前一个月就发现导致“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因为中国科学家早在2月底就已经在一张电子显微镜照片上“看到”了冠状病毒。这一发现机遇的丧失固然还有其他原因，但从中国科学家对“非典”病原的研究状况来看，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因素则是其深层根源。
据美国《科学》杂志记者对中国相关科学家的采访报道，从1月底确定在广东发现一种高传染性的“怪病”以后，中国相关科学领域对之进行病原学研究的国家级研究单位至少有如下三家：一是中国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病毒研究所，二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三是中国医科院。这三家研究单位均有着良好的实验装备。此外还有其他诸多单位也在同时进行着这一研究。最先从广东得到病原切片样本进行病因研究的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病毒研究所。2月18日该所即把病原研究结果反馈给广东卫生厅的治疗第一线，认为病原体是衣原体。军事医学科学院也在2月14日从广东的部队医院中得到了令许多研究者羡慕不已的患者组织样本。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事后的访问中向美国《科学》杂志的记者展示了他们早在2月26日，即早在世界卫生组织召集实验室进行研究前三周，用电子显微镜所摄取的一张照片，照片表明他们在那时就已经用电子显微镜“看到”了冠状病毒样颗粒。但他们最终没有把“看到”变为“发现”，没有确认这种病毒与“非典”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的洪涛等21人在研究中也曾与冠状病毒擦肩而过。据他们在4月25日出版的《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电镜观察从非典型肺炎患者尸检标本中发现衣原体样和冠状病毒样颗粒”一文（该文的收稿日期是4月4日），他们曾在7名患者肺部发现了衣原体样颗粒，但他们也“在三例患者肺组织中同时见到冠状病毒样颗粒”。然而，他们最终还是认为“非典”的病因是一种新型的衣原体：实验的“初步结果提示一种新的衣原体样因子很可能是此次非典型肺炎的致病或死亡的病因之一。”[3]
3 中国科学家失利的科学方法论原因分析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科学家是完全有可能早几个星期首先发现“非典”病原体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科学家失利的关键因素应在于其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观念层面上。下面我们试从科学发现的实质、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精神、科研成果的及时公布和交流三个方面作一简要分析。
3.1 “看见”不是“发现”。在《科学》关于中国SARS研究情况的报道的第一篇“中国失去的机会”中有一张图片，展示了中国科学家杨瑞馥和朱庆余在2月26日曾经在一张电子显微镜照片上观察到了冠状病毒。作者发表这张照片并不是要为中国科学家申辩发现的优先权。因为“看见”，即使拍了照片，也并不等于“发现”。没有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及时公布出来，其唯一的解释就是：根本就没有确切地弄清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根本就没有形成把看到的那个东西（冠状病毒）与“非典”病原体从概念上明确联系起来的心理意向。负责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信息网站的斯托尔对此评论说：用电子显微镜从组织切片上看到一种病毒样颗粒根本不能证明什么，类似的探索发现了各种病原体，因为人身上都携带有若干微生物。斯托尔是对的。“因为发现一种新的现象或对象是一个复杂的思想过程，发现者不仅要认识到某物是那个东西，还要认识到它是什么东西。”[4]“对于一个主体来说，认知一个自然类要求他能够对那个自然类进行描述，即，他能够在其所处的实际环境中把这个自然类从其他自然类中区分出来。”[5]所以，“发现氧并不仅仅是得到一份样品并把它装到瓶子里的问题。……氧的发现还涉及到对于所分离出的东西的正确识别和描述。”[6]也就是说，科学发现的关键环节在于把看到的对象概念化和语境化。所谓概念化是指形成关于对象的基本思想观念和心理意向；所谓语境化则是指把关于对象的特定心理意向纳入特定的科学语境之中，并以之创造出新的科学意义。[7]以此来看，虽然中国科学家的确以电子显微镜“看到”过冠状病毒，但他们也的确没有“发现”冠状病毒。其实，杨瑞馥和朱庆余等人距发现“非典”的病原仅仅一步之遥：把对象概念化——把看到的对象与“非典”意向性地联系起来；然后再把该心理意向语境化——通过相关性实验把对象纳入“非典”的语境之中。在探索“非典”病原的实验中，看见了一种特殊的微生物，并把它与“非典”联系起来，进而设计一个特异性实验逻辑地证明或否证它是“非典”的病原体，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智运动过程。恩斯林克在文章中说，他在采访中国科学家时深切地感觉到“中国科学家的失落和沮丧情绪”。是的，仅仅这一步之距，中国科学家失去了一次盼望已久的、在世界科学领域崭露头角的难得机遇。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中国科学家沮丧呢？
3.2 科学研究应贯彻逻辑理性与经验实证的基本精神。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泛文化思潮在国内学术界的勃兴，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和心理表征理论也在国内科学哲学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激进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认为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完全是科学共同体的一种社会性建构；而心理表征理论则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家个体进行心理操作和心理表征所取得的。二者均对逻辑理性和经验实证在科学活动中的核心地位给予否定性的批判。然而，SARS病原的发现过程却恰恰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逻辑理性和经验实证在科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