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陆续兴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成立科学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对科学的宣传也形成高潮，科学的地位大大提高。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曾经这样评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7]。这时科学在中国的地位虽然非常之高了，但是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主要是在工具层面。虽然也有人在讲科学精神，如任鸿隽讲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但比起强调科学之用，求知的声音太微弱了。无论是从中国的务实传统，还是从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视科学为工具都更易为人接受。
对科学具有的工具价值的理解，又有两大方面。
第一是视科学为发展实业、富国强兵的工具。此种观点的基本逻辑是：欲发展实业必须掌握新技术，欲掌握新技术必须掌握相关科学知识。持此种观点者常被称为“科学救国”或“技术救国”论者。1922年创办的黄海化工研究社，其办社宗旨是典型的这种观点。这个研究社的重要成员侯德榜先生，曾就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在科学年会上发表演说，他说：“科学家能将其所得施诸实用，即成工业家；工业家在其事业中考求新法，发明新理，亦即科学家，科学与工业体同而用异耳”。[8]他的科学生涯也正是这样走的。
第二是把科学视做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武器。生物进化论初传入中国，政治上的影响比科学上的影响更大，是一个典型事例。“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同时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之争”，科学派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这也是科学的文化之“用”。对于这场争论，现在人们多是褒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贬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玄学派反对科学，妨碍科学发展。如果按照现在流行的辩论赛中的评判方法，在辩证中其实是玄学派表现得好，应判玄学派为胜方。科学派终归没有说明科学何以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而玄学派却讲出了一些理由，说明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不管其理由是否能真正成立。亚东图书馆将这场争论中双方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科学与人生观》，陈独秀给此书所做的序中已指出这一点。陈独秀还认为，丁文江等人之所以不能说明科学何以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在于“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即都相信唯心的历史观。从对科学的认识来说，丁文江之所以不能说明科学何以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在于他实质上和张君劢一样把科学仅视为工具，分歧仅在于能否用于解决人生观问题。
五四运动以后，科学在中国地位提高了，但中国人并没有真正树立起科学精神，这早就有人注意到了。蔡元培先生说过：“虽然我们无疑地认识到科学探索的价值，认识到它对中国的物质、文化进步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是，科学精神对我们的影响究竟有多深，科学精神在现实中究竟有多少体现，这还是有问题的”。[9]钱穆先生1941年曾发表文章说：“十八世纪以下之西风东渐，实以商业兵戎为主，而文化学术为附，亦不能使中国人诚心乐就。合此两因，遂使近代中国人迷惘前却，走了一百年冤枉路，而仍未得东西文化第三度接触融合和消化之益。然途穷则知返，今中国国内有识之士，乃渐渐觉悟纯以功利观念为文化估价之无当”。[10]钱穆先生希望像曾经发生过的中国与印度文化的融合、中国与伊斯兰文化的融合那样，实现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为此必须破除文化上的功利观念，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价值，但这至今尚未实现。
4 缺少求知精神：当前妨碍中国科学发展的精神因素
把科学视做工具、混淆科学与技术、过分从功利目的出发去看待科学研究，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旧，甚至比以往更甚。科学家从兴趣出发进行科学研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批判，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是在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这些做法对发展科学技术有正面效果，但也有负面影响，主要是基础科学研究的地位降低了，因为基础科学研究一般不能有立竿见影的应用效果，易被认为是“无用的”研究；基础科学研究是高度不确定的，难以按计划做出某种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但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的“科技成就”，实际上主要是技术成就，而且是跟进的多，原创的少。技术跟进项目目标明确，且已有成功先例，最适合按工程项目计划管理。在技术跟进方面的巨大成就增强了我国的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我们也需要有基础科学方面的成就。在评定国家自然科学奖时，比较严格限定是科学领域而非技术领域的成就，才使我们感到了缺少重大科学成就的尴尬。当我们苦于没有能竞争诺贝尔奖的项目时，才深深体会到我们在科学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当我们深切体会到需要提高创新能力时，我们才更加认识到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若从洋务运动时算起，我们一百多年来在科学技术上一直是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面拼命追赶，不断学习西方的技术与科学，其结果好比是在不断输血，但我们的造血功能一直不好。我们对科学的理解过分功利化，我们缺少求知的科学精神，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在认识方面的根本原因。
我国正在大力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建设科学创新基地，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发展依靠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依靠科学创新，科学创新是创新的源头。一些看起来能转化成技术的基础科学研究被纳入了国家创新体系，因此更受重视了，是这一政策带来的一个好结果。但是，我们对科学的误解依旧，依然只是把科学理解为工具，那些“无用的”研究项目命运依然可怜。科学创新确实是技术创新的源头，可是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科学技术史，有多少成为技术创新源头的科学创新，开始研究时是以推动技术创新为目的的？有多少成为技术创新源头的科学创新，开始研究时就已知道它将来在实践上会有大用？我们国家财力有限，希望化一分钱就有一分收获；我们国家迫切希望早一日强大起来，做事希望立竿见影。国家采取这种政策的初衷可以理解，可是科学发现是一个过程，一般说来，一项基础科学研究要进行到一定程度，才可看到它可能有的实用价值。等看到有用了才去研究，那就只能是跟进，很难是原创性研究，很难走在世界最前列。
近十几年来，人文素质教育是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在我国的素质教育中，也看到了视科学为工具、将科学混同于技术的错误观点的影响。有重要影响的一种观点是：科学是求真，人文是求善，求真需要求善导向。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科学是独立于精神之外的吗？一个真正献身于科学的科学家，其精神境界是很崇高的。将科学成果应用于解决实际需要，才有了善恶的问题。认为科学需要人文导向，实质上是同意了20世纪20年代玄学派的观点：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之所以和玄学派观点一致，是因为他们在对科学的认识上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把科学仅当作工具。有意思的是，玄学派主张保持和发扬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今天的人文素质教育也有这种倾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的认识不可谓不高。但是慧能的认识更高：“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心向佛的人，他的心惹不上尘埃；真正搞科学的人，何须再导向？以科学为工具的人，才需要时时想一想自己在干什么，应由“求善”引导。
纠正对科学的误解，树立真正的科学精神，真正形成鼓励科学研究的氛围，求知求真的科学家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并重到基本的条件保障，科学才有茁壮生长的土壤。我们需要大量搞技术搞应用的人，但是，愿意搞“无用的学问”，愿意“为科学而科学”的人也应当有，特别是在国家已摆脱救亡阶段，发展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力争成为世界强国的时候。2000年6月底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江泽民同志的文章：《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此文中说到，中国政府鼓励科学家从国家需要出发的科学研究，也支持科学家进行“从好奇心出发”的研究。这种态度有利于消除社会对科学的过分功利化的误解，促进科学的发展，应当努力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 樊洪业，张九春.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C].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6-7.
[2] 转引自胡适，等.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总论篇）[C].台北：牧童出版社，1976.6-8.
[3][4] 胡适，等.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总论篇）[C].台北：牧童出版社.1979.8-30,6.
[5] 徐光启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78.
[6] 论语·季氏
[7] 科学与人生观[C].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2.
[8] 侯德榜.科学与工业[J].科学.（第四卷第一期），1918.
[9] 蔡元培文选[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37.
[10]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3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