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19世纪，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近现代科学，把科学视为救国强国的工具，这种观念一直持续至今。但是科学从本质上说是求知活动，科学是在求知精神的激励之下发展起来的。尽管科学的成果可以是救国强国的工具，但是仅从工具价值的角度认识科学的意义是对科学的误解，这种误解妨碍了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摘要题】科技史

【英文摘要】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when Chinese were faced with the national cris is,they bigan to study modern science from the West,and science was consid ered by Chinese as tools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prosperity.Chinese keep this opinion up to now.But this opinion is some wrong.Science is the acti vities to seek for knowledge in the final analysis,through it can be tools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prosperity.This mis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hin der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ce,especially in thearea of the fund amental science.

【关键词】中国科学/科学精神/求知精神
China's science/science spirit/seek for knowledge

【正文】
　　1　引子——中国与西方：科学发展的道路不同
诺贝尔奖已经颁奖百年，无一项在中国本土完成的项目获奖。近年来中国自己评的国家级科学技术奖项中，自然科学一等奖因缺少特别出色的成果而连续多年空缺。关心中国科学发展的人不能不问：这是为什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原因和应采取的措施都是多方面的，很多有识之士已发表了许多精深的见解。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是精神文化因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对科学的理解过于功利化了，我们缺乏求知的科学精神。
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在西方，是先有科学精神，才产生出了近代科学，然后才有近代技术和近代工业。如果说这个过程是由内向外，中国人的学习过程则是由外向内，从科学产生的结果学起，至今没有真正理解科学本质，没有真正树立起科学精神。为使中国有一个良好的适于科学发展的土壤，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自20世纪初开始，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敲响警钟，可惜未能引起普遍重视，以致今日仍然需要旧话重提。
　　2　求知精神：科学发展的根本
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的本质是求知，求知精神是科学发展的根本。任鸿隽有一段话说得好：科学界的中坚“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彼身事问学。心萦好爵。以学术为梯荣致显之具。得之则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者。其不足与学问之事明矣。”[1]科学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迷信权威，不能迷信书本，所以有人将科学精神归结为实证精神、怀疑精神。但和求知精神联系起来，这些精神是末，贯彻这些精神的目的是为了求知。如果没有求知精神，以功利目的从事科学研究，不能把实证精神、怀疑精神贯彻到底。当与他的功利目的相矛盾时，他会为功利目的把这些精神抛到九霄云外，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默顿认为普遍性、公有性、无偏见性、怀疑性是科学家的行为规范，是科学家应当具有的精神气质。他的说法有道理，但和求知精神比较起来，这些规范也是末，也是为了保证能得到真知。
求知是科学精神的根本，是科学发展的原动力，历代哲人都有论述，可惜我们忽视了。
最早的科学家是怎样产生出来的？亚里斯多德说得好：他们是好奇、有闲、自由的人。好奇激发出求知欲，有闲与自由（不为其他目的左右）是求知的保证。
近代科学是怎样从欧洲发展起来的？古希腊科学精神重现至关重要。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康南特博士(Dr.James B.Conant)的演讲集《懂得科学》(On Understanding Science)中讲得非常好：“16、17世纪那些给精确而不受成见影响的探索立下标准的早期研究工作者，他们的先驱是些什么人呢？哥白尼、伽利略、维萨略(Vesalius)的精神上的祖先是些什么人呢？中世纪那些偶然做实验工作的人，那些细心设计造出新机械的人，虽然渐渐增加了我们物理和化学的经验知识，都还算不得。这些人留给后世的还只是许多事实资料，只是达到实用目标的有价值的方法，还不是科学探索的精神。”“严格的知识探索上的新勇气的奋发，我们得向那少数深深浸染了苏格拉底传统的人身上去找，得向那些凭着原始的考古方法首先重新获得了希腊、罗马文化的早期学者身上去找。在文艺复兴的第一个阶段里把对于冷静追求真理的爱好发扬起来的人，都是研究人文的，他们的工作都不是关于生物界或无生物界的。在中世纪，尽力抱评判态度而排除成见去运用人类的理智，尽力深入追求，没有恐惧也没有偏好——这种精神全是靠那些著书讨论人文问题的人保持下来的。在学术复兴时代(The revival of learning)的初期，最够得上说是表现了我们近代不受成见影响的探索的观念的，也正是人文学者的古代研究。”“佩脱拉克(Petrarch)、薄伽丘(Boccaccio)、马奇维里(Machiavelli)、依拉斯莫斯(Erasmus)，而绝不是那些炼金术士，应当算是近代科学者的先驱。依同样的道理说来，拉伯雷(Rabelais)与蒙丹(Montaigne)发扬了评判的哲学精神，在我看来也应当算是近代科学家的前辈。”[2]康南特说到的这些“近代科学者的先驱”，都是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他所说的科学是“对于冷静追求真理的爱好”，也就是亚里斯多德说的求知活动。
近代以后，科学显示出了巨大的实用意义。这进一步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可也使有些人把科学视做工具。其实，那些产生了巨大应用价值的科学研究成果，在其开始时大都是从好奇、从求知出发的。吉尔伯特研究电和磁时，不曾想到以后产生的电力技术；赫兹研究电磁波时，认为它不可能用于通信；居里夫妇开始研究放射性时，并不知道放射性物质以后有那么大的用处；卢瑟福研究原子结构时，认为想要利用原子能是神话。如果人们都是从实用目的投身科学，这些科学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前苏联压制摩尔根学派的教训，更是特别值得我们思考。李森科是骗子，可斯大林是怎样受骗的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李森科是以小麦、棉花等农作物为研究对象，而摩尔根学派主要在研究“无用的”果蝇。斯大林把无限希望寄托于李森科，结果希望成了泡影。看起来无用的研究，后来倒是有了大用。辩证法就是这样给人开玩笑，对那些自称掌握了辩证法的人也不留情。
　　3　学科学而未学求知精神：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
中国古代社会中，研究自然、认识自然的求知精神很弱，导致科学不发达。近代以后学习西方科学而又未学到求知精神，把科学仅视为工具，导致科学发展受阻。
中国古代有科学精神吗？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人，如冯友兰、任鸿隽，一般也都认为无科学精神，并认为这是无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胡适则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精神，在1959年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他做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报告，驳斥东方哲学“天然阻止科学发达”的观点。他说中国古代也有自由讨论、独立思想、怀疑、求知的“苏格拉底传统”，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表现了求知精神，王充、朱熹、顾炎武等人以及乾嘉学派都具有科学精神，17世纪欧洲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时中国也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只是中国的这些学者不是专注于研究自然，而是专注于书本与文献，推敲的是关于全民族的道德、宗教、哲学、生活问题，所以科学没有发达起来[3]。胡适这里其实也承认了中国古代缺乏对自然的求知精神，并认为这是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他还说过：“在科学发达史上，科学的精神或态度与科学的方法，比天文家、历法改革家、炼金术士、医生、园艺家在实用上或经验上的什么成就都更有基本的重要性。”[4]中国古人对自然现象往往停留在观测、描述和直觉把握上，很少用理性思维深入研究其发生原因和规律，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缺少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社会政治环境不鼓励这样做。
在中国学习西方科学以后，这种情形是否改变了呢？没有！
中国学习西方科学始于明末清初，徐光启是积极推动者。虽然他是从解决历法编制问题出发学习西方科学，但他对科学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他重视理论的作用，与利玛窦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这样的理论著作。他还认识到“此书有五不可学：躁心人不可学，粗心人不可学，满心人不可学，妒心人不可学，傲心人不可学”，[5]可以说他已经体会到一些科学精神。这一次学习西方科学的过程阻力重重，未能持续下去。
新的一场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从对科学精神的认识上看，似乎还不如徐光启深刻，仅仅把科学当作工具。当然，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17、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西方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接踵而至，社会革命与之相伴发展。中国人对这一切懵然无知，当西方国家的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中国人才知道自己落后了。在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情况下，才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孔子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6]中国人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困而学之”，不是为求知而是为了用。中国对科学的误解——视科学为实用的工具，这种背景是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