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情况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对待米丘林生物学（应读作李森科主义）和摩尔根遗传学的问题上，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的做法，造成严重后果。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副处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科学卫生处副处长赵沨执笔的《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以下简称《斗争》）并发表编者按。《斗争》批评乐天宇在介绍、宣传、推广、研究米丘林生物学工作中的学阀作风与关门主义；但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态度，却与乐天宇惊人地相似。《斗争》与《人民日报》编者按，号召全国生物学界对“反动的、唯心的”摩尔根主义展开系统批判，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旧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宣传米丘林生物学，否定摩尔根遗传学，原来只是乐天宇的个人行为，至此转化成与苏联一样的，以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推行一个学派，禁止另一个学派的组织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摩尔根遗传学的教学与实验研究被迫停止。中国遗传学遭受灾难性的浩劫，拉大了与国外的差距。
1955年，陆定一部署了对植物学家胡先骕的政治批判，缘于胡先骕反对李森科关于物种形成的谬论，指出这一邪说靠政治力量支持，才得以在苏联风行一时。为此，胡先骕被认定为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他的专著《植物分类学简编》成为禁书。中国学者从此不敢公开评论李森科的伪科学。[5]
对以上两个历史事件深刻教训的反思，这才是遗传学问题成为“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
“双百”方针提出后，到“文革”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在遗传学方面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旗帜鲜明，态度坚决。1958年和1961年，一些地方、高校的党委重新掀起讨伐摩尔根遗传学的群众运动，中宣部均给予严厉批评和制止。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正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吧！
陆定一为“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贯彻执行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写《回顾》既是“为存史实，让后代知道和借鉴”，那么，所批露的史实就应该力求准确无误。但愿这只是他记忆的错误！
参 考 文 献 资 料
1．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41—842页。
2．乐天宇：遗传正确应用的商讨，《农讯》，1949年第15期。（该文曾于1941年在延安《中国文化》上发表）
3．乐天宇：在新华广播电台的讲演，《农讯》，1949年8月。
4．乐天宇：致王欣如信（1976年3月4日，1977年2月）。
5．薛攀皋：乐天宇事件与胡先骕事件，《院史资料与研究》，1994年第一期，第47－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