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会议”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冲击波，是因为李森科所作的《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是经斯大林亲自审查修改并由联共中央批准的。莫洛托夫说：“关于生物学问题的科学讨论，是在党指导性影响下进行的。这里，斯大林同志指导性思想也起着决定作用，为科学和实际工作开辟了崭新和宽广的境界。”李森科本人也春风得意地炫耀说：斯大林“ 直接校阅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草稿，详细地向我解释他修改的地方，指示我讲演中个别地方应该怎么讲。斯大林同志关注着八月会议的结果”。
正是由于苏联最高领导人和联共中央政治干预，支持一派，压制并禁止另一派，李森科主义才在苏联风靡一时，成为生物学中不可侵犯的教义。
物极必反。由苏卡切夫院士主编的苏联《植物学杂志》于1952年底起冲破阻力，发出了与李森科不同的声音，揭开了苏联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大论战的序幕。之后，该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弄虚作假的事实和不道德的行为。例如所谓的松树变为云杉，鹅耳枥树干上长出榛树，都是两者嫁接的结果；至于说栽培作物本身产生了自己的杂草（如黑麦产生野黑麦，燕麦产生燕麦草，向日葵产生列当等等），也被揭露全无事实根据。而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则坚持“八月会议”的结论，继续压制批评，但由于手中没有真理，“还击”也苍白无力。事态发展到1955年底，三百多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最高当局，要求撤销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于形势提出辞职，并得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批准。
李森科不甘心失败，伺机东山再起。1958年底，他为了取得赫鲁晓夫的信任，极力支持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他以夸大所谓育成含脂量高的奶牛新品种等骗取赫鲁晓夫的欢心。1958年12月，李森科抓住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的机会，声称由《植物学杂志》发起的那场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大论战是“西方帝国主义者的阴谋”，那些批评他的文章都是“谎言”。李森科借此请求苏共中央予以保护。
赫鲁晓夫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以政治力量干预学术论争。1958年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农业生物学兼评〈植物学杂志〉的错误立场》的社论，指责《植物学杂志》发起的那场论战，错误地否定了李森科。接踵而来的是重现了1948年“八月会议”后的局面，苏卡切夫院士被解除了《植物学杂志》的主编职务；一大批反对李森科物种和物种形成“新见解”的科学家被撤职；一批实验室被关闭。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在苏共中央列举赫鲁晓夫的诸多错误中，支持李森科是其中的重要一条。李森科也随着彻底垮台了。
四、胡先骕拒绝作检讨
真理有时在少数人一边。
在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召开前，1955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到中关村，看望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先驱者之一的秉志教授，告以在纪念会上将要批判胡先骕《简编》一书的“错误”。秉志对李森科的学术见解同样持否定态度，他坦率地批评许多人是盲从李森科。[11]
对于胡先骕的批判，中国科学院是奉命行事，无论是副院长竺可桢，还是科学家秉志，都无能为力予以改变。
纪念会开过之后，中国科学院的党组书记张稼夫、副院长竺可桢于11月5日，去北京西城区石驸马大街83号宿舍看望胡先骕，希望胡先骕写一篇学习米丘林学说的文章，借以承认关于苏联以政治力量推行李森科“学说”的说法欠妥，并批评自己的错误立场。
胡先骕答应写学习心得的文章，但拒绝检讨。他在长达数万字的《我国学者应如何学习米丘林以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一文中，把米丘林同李森科严格地区别开来。他高度赞扬米丘林是一个为人民大众事业而服务的人民科学家。米丘林以60年漫长的时间从事改良果树品种，培育出三百多个优良果树品种，这便是他的学说的根据与工作基础。他的工作方法与理论，都是生物学工作者应该学习的。而学习，应该学米丘林的原著，“尤其不可为似是而非的学说所迷惑”（着重点是胡先骕亲自加上的）。胡先骕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出李森科的名字，但明确地表达了他反对李森科主义、反对伪科学的初衷不改。[12]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胡先骕保持了一个正直的科学家的本色，讲真话，坚持真理不低头。
五、“双百”方针救了胡先骕
1956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双百方针酝酿的过程中，195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言，提到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时，对当年发动批判胡先骕一事进行反思。陆定一说：
“从前胡先骕的那个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辩护一下，那是很难辩护的。那个时候我们给他加了几句，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主席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个什么米丘林的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了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一个名字都不讲，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毛主席插话：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还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辩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个突变论。毛主席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先骕反对是对的。但胡先骕说李森科所以吃得开是有政治势力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是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都是错误的。）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毛主席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毛主席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13]
陆定一说不一定要向胡先骕承认错误，但是，周恩来认为，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应该向胡先骕承认错误。1956年5月1日，周恩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
“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比如对李森科的学说，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对的或是不对的。其次再对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进行研究，看哪些是对的不应否定，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然后再对中国科学家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进行研究，看看批评对不对、对了多少。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14]
1956年7月1日，竺可桢副院长到胡先骕家，代表有关方面，就去年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他的错误批判，向他道歉；同时，邀请他出席即将于8月在青岛市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陆定一建议，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它是自然科学方面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而召开的第一个会议。胡先骕教授参加了座谈会，做了十多次发言。1958年，胡先骕教授被禁售销毁的《简编》，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问世。
受益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严格区别开来，胡先骕教授的冤案，才得以较快地平反，才得以推倒强给他的政治罪名和不实之辞。他是有幸的。
一年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名存实亡，许多善良的人们又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参考文献和注释
1、俞德浚：“胡先骕”，《中国现代生物学家传》（第一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70-85页。
2、施浒：“胡先骕”，《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四集），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23-433页。
3、胡先骕：《植物分类学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第342-343页。
4、李森科于1950年发表《科学中关于生物种新见解》的文章，由此揭开一场新的大论战。
5、李佩珊等：《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页，第372-420页。
6、薛攀皋、季森卿、宋振能：胡先骕著《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和随后的批判，《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鉴》（1949-1956），1993年，第191-193页。
7、《首都举行的米丘林诞生百周年纪念会闭幕》，《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日。
8、童第周：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日。
9、石希元：李森科其人，《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1期，第125-157页。
10、夏伯铭；科学泰斗，还是知识瘟神，《民主与法制》，1988年，第9期，第36-39页。
11、《竺可桢日记》（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09，613，690页。
12、胡先骕：我国学者应如何学习米丘林以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科学通报》，1956年8月号，第13-14页。
13、陆定一：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4-495页。
14、《百年恩来》，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268-12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