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在他的专著中，批评苏联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物种与物种形成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这本是生物科学中学术是非问题的评论，却招致一场政治批判，胡先骕被扣上了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名。最后，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才得以摘掉这顶帽子。

一、胡先骕其人其事[1、2]
植物学家、教育家胡先骕(1894-1968),是中外学者公认的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之一。
胡先骕字步曾，祖籍江西省新建县，出生在南昌的一个官宦家庭。他于1909年进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1912年秋通过了江西省留学生考试，次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攻读森林植物学,1916年11月学成归国。他在江西省庐山森林局任副局长期间，对当地的植物资源进行过较详细的考察，发表了我国最早的植物学调查研究报告。1918年7月，他应聘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的生物学教授。1921年，该校农业专修科扩建为农科本科，设六个学系，秉志、胡先骕等在这里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规的大学生物学系。
胡先骕提倡“科学救国”。1922年，他同秉志、杨铨(杏佛)倡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南京),秉志任所长，他任植物部主任。1928年，胡先骕又同秉志一起受委托负责筹建静生生物调查所(北京),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他任植物部主任(后任所长)。1934年，他又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1948年，胡先骕因在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杰出成就和贡献，当选为前中央研究院院士。
胡先骕在生物科学上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学教学与科学研究人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老一辈的生物学家，大多出于秉志、胡先骕等人的门下。
胡先骕憧憬新中国。北平解放前夕，有人劝他去南京，被他拒绝。后来又有人给他送去往美国的飞机票，他又以自己是研究中国植物的科学工作者，坚决予以拒绝。他与徐悲鸿、马衡、杨人楩等知名人士冒险参加座谈会并发言，力劝傅作义将军顺从民意，以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免遭战火为重，接受和平改编。新中国成立后，胡先骕把苦心支撑了20多年的民办静生生物调查所完好地交给了国家。今天，我国最大的综合性植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就是在原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胡先骕在这里继续从事植物分类的研究，发现了许多新种，创立了被子植物的分类系统。胡先骕教授于1968年7月18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一生中出版了20多部学术专着，发表研究论文140多篇。他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建立与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
二、政治干预酿造胡先骕事件
胡先骕非常重视编写适合于中国大学生使用的教材。早在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执教时，他就与邹秉文、钱崇澍合著《高等植物学》。该书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成为当时国内各大学主要的生物学教学用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编著出版了《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1951)、《经济植物学》(1953)和《植物分类学简编》(1955)等，深受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喜爱与欢迎。
《植物分类学简编》(以下简称《简编》)是胡先骕应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几位教授的联名要求而编写的,195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430页，涉及植物分类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内容翔实，附有164幅精美的插图，得到在校师生和农林干部好评。
《简编》是胡先骕一部纯学术的专著。该书第十二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3]除了介绍已经沿用了几百年的古典分类学的种的概念外，也提到了近来出现的许多“种的新概念”。他说明这些新概念分别以生物学某些分支学科或育种学的成就或方法为基础，总的目的在于使生物的种的概念，变得更加客观、更有广阔事实为依据，使人们能更清楚地了解种的自然单位，是怎样演化而成的。胡先骕同时也指出这些新概念、新方法，目前都只应用于较少的植物类群的分类上，能否普遍应用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胡先骕以高度责任感，还特别提醒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不要为似是而非的“新概念”、“新见解”所迷惑，特别是苏联李森科所提出的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新见解。
李森科认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种，其例证是，在外高加索山区的小麦穗中发现黑麦的籽粒，把这些籽粒继续播种，便会长出杂草型的黑麦植株。虽然李森科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但李森科的《论生物科学现状》是经斯大林亲自看过、经联共中央批准的，因此，不仅李森科的追随者纷纷发表论文，支持李森科的“新见解”,报道他们发现黑麦变雀麦、鹅目枥变榛树、橡胶草变无胶蒲公英、向日葵变寄生植物列当……报刊舆论也由于“斯大林、苏共中央不会有错误”的思维定势，不能对李森科的观点提出任何怀疑。
胡先骕根据1952年底起，苏联植物学界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论战情况，[4] 以及他从事植物分类研究几十年所积累的丰富的分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明确提出：李森科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实验，方法与水平很低，研究工作不精确和不足为据，李森科的新见解必须予以根本否定。
《简编》出版后，胡先骕陆续受到政治批判，首先是当时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认为胡先骕的《简编》对苏联进行政治诬蔑。[5]
国内有些支持李森科主义的人或刊物，也开始对胡先骕进行政治批判，认为《简编》是一本有严重政治错误、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胡先骕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他“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 ,“动机是不纯的”。北京农业大学六位讲师、助教联名写信：不能容忍这本书继续毒害青年。建议立即收回已售出的《简编》，公开揭发其政治错误与学术错误。联名信还指责中国科学院允许其研究员胡先骕出版这样“反动”的书，说明中国科学院在学术批判上进行得很不够。[6]
对胡先骕及其《简编》的政治围剿，集中在1955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召开的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由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授意，在纪念会的全体会议、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声讨胡先骕所谓的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行。《人民日报》在有关会议的报道与刊发的报告中，不点名地批判胡先骕。[7]
纪念会的主题报告认为，胡先骕“别有用心地利用苏联科学家们对物种问题的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学术界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十分明显，这种论点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主题报告把胡先骕在《简编》中“不要为似是而非的(李森科)的‘新概念'、‘新见解'所迷惑”的提醒，演绎成胡先骕“宣传什么共产党支持错误的理论，宣传什么科学家如果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就要被引人‘迷途',是完全违反科学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主题报告指出这种错误其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号召与会者“注意加以批判”。于是，在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纷纷谴责胡先骕“在著作中，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共产党对科学事业领导的正确政策”。 [8]
“胡先骕事件”的后果，导致《简编》一书未售出的全部被销毁；中国生物学家在一段时间里，再也不敢公开发表不同于苏联李森科的见解或观点。
三、李森科是推行伪科学的骗子
为了弄清“胡先骕事件”的深远背景，真正记取政治干预学术论争的深刻教训，有必要对李森科的“新见解”及其在苏联的际遇作以下介绍。[9、10]
李森科(1894～1976)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1929年，他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春化处理技术”和“春化作用”的概念。那时，乌克兰常常发生霜冻，过冬作物大幅度减产。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灵丹妙药，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调李森科来负责。
春化处理在俄国的农业史上曾经有过，李森科的功绩在于给予理论上的解释。至于这种技术和理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与作用，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弄虚做假。这样，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正直科学家的批评。
李森科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政治干预遗传学等学术争论的事件中得到启发，他必须借助政治把批评者打倒。1935年2月14日，他利用斯大林参加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的机会，在会上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措施”的发言。他谎称自己在坚持春化处理的实验与推广的过程中，遭受到“阶级敌人”的种种打击，同某些所谓的科学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他危言耸听地说，在春化处理战线上难道没有阶级斗争吗？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科学家或者不是科学家。
这时，斯大林从座位上站起来为他鼓掌，并大声地说：讲得好，李森科同志讲得好!
李森科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上升为阶级斗争，初战告捷。对春化处理有异议者不再说话了。尽管在乌克兰50多个地点进行了五年(1931～1936)的连续实验，表明经春化处理的小麦并没有提高产量，但这动摇不了李森科已经取得的胜利。1935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
随着地位和权力的上升，李森科处心积虑,步步为营，为确立自己遗传学的新概念，消灭与自己对立的遗传学派做准备。遗传学上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同样被升级为揭露“人民敌人”的斗争。1938年和1940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莫拉洛夫与前任院长、创立裁培植物起源中心学说和植物免疫性学说的科学泰斗瓦维洛夫先后被捕入狱(瓦维洛夫后屈死于萨拉托夫监狱)。李森科于1938年取代莫拉洛夫成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于1940年取代瓦维洛夫，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
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遗传学界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随着李森科的“新理论”、“新见解”的不断出笼，而重新展开。李森科为了把自己在遗传学上的敌人彻底打倒，进行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精心准备。
李森科深知自己的那一套“理论”难以令人信服，需要拉虎皮当大旗。他看上了毕生培育出了三百多个果树和浆果植物新品种，而深受苏联人民爱戴和尊敬的、已故的果树育种专家米丘林(1855～1935)。米丘林在丰富的育种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写成《工作原理和方法》、《六十年工作总结》等，但他从未说过自己创立过什么学说，或建立过生物学或遗传学的新体系。李森科却自称继承和发展了米丘林学说。李森科还用马列主义的辞句，自然辩证法的术语，包装自己的“新理论 ”、“新见解”,并美其名曰“米丘林生物学”(笔者注：应该读作李森科主义)。
在组织上，李森科取得科研机构的领导大权后，在他力所能及的关键部门培植和安插亲信，甚至违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新增院士必须由原有的院士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规定，暗中向苏联最高当局提出一个增加新院士的名单。1948年7月28日，部长会议公布了增加35名新院士的法令，李森科的许多拥护者成为院士，院士大会的力量对比，一夜之间向李森科倾斜。
李森科认为，他一统天下的时机成熟，于1948年7月31日至8月7日，召开千多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做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包括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李森科在大会上宣布，这次会议“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