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要求各研究机构经常交流经验，交换研究成果和技术资料，互相合作研究解决某些问题，互相利用必要的设备，必要时集中力量协作解决—个地区或—个范围内的关键问题。［１０］
１９６０年，代食品工作启动这一年，国家也开始酝酿纠正农村工作的“左倾”错误，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１９６１年１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获正式批准。１９６２年，中央进一步制订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全面的调整，其中首要的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加强农业战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到１９６３年，粮食产量开始恢复到１９５４年的水平。有些代食品的研究推广工作，坚持到１９６３年。
（三）
中国科学院的代食品研究与推广工作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近年来有人旧事重提，对它有褒有贬。笔者当年是科研管理部门的普通一兵，曾参与过那次代食品研究的一些具体组织工作。回眸往事，感触良多。
１．“人祸”的破坏作用有时远比天灾严重
代食品的研究与推广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三年经济困难”，农业连年歉收，粮食、副食品严重短缺，营养性水肿病广泛蔓延，各地出现因饥饿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特定历史年代而出台的应急措施之一。上述问题的发生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由于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国家建设指导思想上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在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后，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这是造成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年发生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河南省信阳地区原来是个富庶的地方，从来都是该省的粮仓。在“大跃进”年代，信阳地委书记贯彻“三面红旗”最坚决也最有“创造性”，经常受到领袖表扬。６０年代初的“信阳事件”，使信阳名闻全国。全地区饿死人的非正常人口死亡率位居全国前列。１９６６年１月至８月，我在信阳地区罗山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时，自然灾害已经过去四、五年了，但农村元气远远没有恢复，其严重情况大大超过我们当年大搞代食品时的想象。
正如当年农民向刘少奇同志所反映的那样，那场遍及各地的大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酿成的。
２对代食品的研究与推广，既不要夸大其作用，也不必贬得一无是处。
代食品的研究与推广，只是应对粮食严重短缺的权宜之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或取代粮食和副食品的正常生产问题。作为应急的措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些办法来，研究技术人员只能利用已有的知识积累，参照国内外的经验，结合具体情况研制出可行的代食品。当时，在国外，小球藻的培养，日本、美国、苏联都已经进行工厂化试生产。“人造肉精”（食用酵母），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苏联都曾用以解决一部分肉食不足问题。从树叶或牧草中提取蛋白质，英国一家胶体与化学药品公司有一个小型实验工厂，利用机械可从一百吨含有８０％水分的新鲜牧草中提取五吨左右干蛋白粉（纯度５０％）。在国内，历史上旱涝灾害频繁发生，民间有许多度荒的经验，仅利用野生植物度荒方面，古代学者就有不少著作如《救荒本草》（朱棣）、《野草博录》（鲍山）、《野菜谱》（姚可成）、《救荒野谱》（王磐）等等。
应该说代食品研究在科学上的创新不多。尽管如此，研究技术人员在研制和推广过程中，都遵循院党组的一再告诫：向人民负责，做好营养成分和毒性成分分析以及动物毒性实验，要自己先吃后再推广，推广资料要准确。他们是尽心尽力的。
对代食品的作用问题，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评价或看法。中国科学院及其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如有问题，应该受到批评。遗憾的是，个别人却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不是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的问题硬栽在他们身上。在事隔四十多年后，历史学教授罗平汉在其专著《当代历史问题札记》的《饥饿年代的知识分子》一文中，以《灵丹妙药小球藻》为题，评说小球藻的作用。他写道：“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附有一份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的研究材料，其中特地提到了小球藻的作用：……在大理州医院，用小球藻试治了２５种疾病，效果良好的占７８％，症状减轻的占１７％，无效的只占５％，没有副作用。更神的是，有个人眼睛失明已有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小球藻洗眼，很快就初步复明。”罗平汉还写道，他查阅了材料，发现“未提到小球藻的原料。据说，小球藻的原料竟然是人尿，不知是真是假。”［１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３９
页）局外人看罢以上的表述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在当年研究推广小球藻工作中，既浮夸宣传小球藻是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又草菅人命，居然暗中使用人尿作为“小球藻的原料”。
罗平汉声称他所依据的是胡乔木推荐给毛泽东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的研究材料”，然而，在出自中国科学院《科学简讯》的三篇材料中，涉及小球藻作用的表述，只有“能治营养性水肿病”。再翻阅分别刊于《经济消息》和新华社《内部参考》的两篇专讲小球藻治病的材料，都明明白白地表明，用小球藻试治２５种疾病是云南省大理州医院的独立工作，同中国科学院毫无关系。而且，用小球藻制代食品根本用不着以人尿等为原料。罗平汉教授自己不了解“小球藻的原料”是怎么回事，却凭空捏造罪名给人抹黑，太欠慎重。
３．应该保护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科学研究机构的任务是出人才出成果，而出人才出成果要有科学积累，这需要有相对稳定和连续的科技政策，安定的研究工作环境和氛围，让研究人员能够专心致志于应该做的研究工作。但是在重人治轻法治的年代，有权者靠拍脑袋，不经过科学论证就向研究机构发号施令、下达任务，研究人员被调动得团团转，无所适从，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从１９５８年起到１９６３年间，中国科
学院的科学工作者尤其是生物学工作者，仅在与粮食研究有关的问题上就经历了三次折腾。
第一次，１９５８年７月，全国各地农村竞放农业高产“卫星”，范长江和于光远以全国科联（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协的前身之一）的名义，在北京召开有各地农民高产能手和首都农业科学、生物科学工作者参加的丰产座谈会，逼迫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同农民竞赛种高产田，放粮食高产“卫星”。于光远扬言，科研机构比不过农民，就要被摘掉牌子。为此，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八个生物学与土壤学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被迫应战，种起了小麦五万斤、水稻六万斤、甘薯四十万斤的“卫星”田，其结果不用说明大家都知道。［１２］
第二次，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泽东在视察共产主义试点河北省徐水县时，对农民放农业高产“卫星”深信无疑，提出了要研究粮食生产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四个化学和两个生物学研究所不得不派人投入了根本不存在的“粮食生产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研究。曾几何时，才发现不是粮食多了吃不完，而是粮食严重短缺不够吃，闹饥荒的问题。
第三次，１９６０年，粮食严重短缺，中国科学院和许多科研单位被紧急动员投入研究代食品度荒的问题。对于前两项“天方夜谭”式的任务，科学工作者明知其绝不可为，然而在高压之下却不得不违心而为之，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国家的财力和物力，都白白地浪费，其痛苦可想而知。代食品研究主要出于因“人祸”而引发的粮食严重短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在困难已经成为现实的时候，科学工作者不能无动于衷只有放下正常的研究任务投入工作，他们不应该受到谴责和抹黑。别人更不应该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为了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保证正确的科学技术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维持正常的科研秩序，维护研究人员正当的科研活动与合法权益。凡此种种，都呼唤加强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
因为粮食严重短缺而掀起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发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它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产物。对于自然灾害，有时人力难以抗拒，而人祸则应该是可以避免的。我欣喜地看到这一届中国政府重视并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愿政通人和，不再有全党全民的采制代食品运动。
参考文献
［１］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扩大粮食代用品、开辟粮食和饲料新来源会议的报告（１９６０年７月９日）。
［２］ 中国科学院党组文件：党组转发关于扩大粮食代用品，开辟粮食和饲料新来源会议的报告（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７日）。
［３］ 中国科学院党组文件：党组批转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关于农副产品和野生植物代替粮食的６个报告（１９６０年９月３０日）。
［４］ 过兴先同志在粮食与饲料代用品会议闭会时的讲话（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９日），中国科学院档案，１９６０－１６－５。
［５］ 谢鑫鹤副秘书长在粮食与饲料代用品会议闭会时的讲话（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９日），中国科学院档案，１９６０－１６－５。
［６］ 中国科学院党组文件：党组批转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工作的分院会议纪要（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７日）。
［７］ 中共中央文件：中央批转乔木同志关于推广小球藻等粮食代用品的生产的建议（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３日）。
［８］ 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９日）。
［９］ 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４日）。
［１０］ 国务院代食品办公室科学技术小组第一次会议纪要（初稿）。
［１１］ 罗平汉所谓的“小球藻的原料”概念不清。小球藻富含蛋白质（５０％左右）、脂肪（１０—３０％），维生素也很多。但藻壁厚，直接食用营养成分不易被消化吸收。用作代食品时，一般是将培养好的小球藻冲洗干净烘干后磨成藻粉，或冲洗干净后磨成浓浆，按一定比例与面粉等搭配制成馒头、面条或直接食用。
［１２］ 于光远同志在１９６２年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小组会上、１９９３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组织农民同科学家打擂台比高产的事作过自我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