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学科史研究是必需的。问题是，许多学者都只对一个学科感兴趣，不大关心其它学科和跨学科的论著和讨论。经线多，纬线少，终难织出联系紧密的知识体系。近20年来，一些学者在撰写论著过程中做了不少内容重复、方法雷同、观点大同小异的学科史选题，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席泽宗先生在1990年估计：“我们在某一学科、某一方面的研究上，很可能远远超过李约瑟；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没有赶上李约瑟。” [2] 李约瑟的成就对中国人是一种刺激。他提出的“为什么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命题，正好与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心态合拍。有些学者就象当年引用“语录”一样，拿李约瑟的观点当作权威的定论，而不注意或不知道国外对李约瑟观点的正确批评。
外史研究的薄弱，有目共睹。由于学术研究一度受到政治禁区的限制，很多学者不能正常地探究历史上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或技术与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学家”与匠人的社会角色等问题。在严厉的政治规范内，人们也曾热闹地对科技的发展做外史“讨论”。例如，按照“儒法斗争”的观点编排和解说科技的历史，把中国近代科技落伍的责任简单地推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文革”期间，学者们在分析科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时，不得不经常引用一些极左的“公理”，并据此选择和编排史料，为科技史“穿鞋戴帽”，真正的推理变得多余了。至今，仍有人在某种程度上未摆脱空泛的公式化的解说模式。
科技史研究的解释和启发功能弱。这种境况增强了科技史与其它领域的距离感，或者说降低了科技史学科的开放性，与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对学术界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不过，近几年发表的文章表明，外史研究出现了良好的趋势。
本来，中国科技发展及其文化、社会背景的特殊性为形成自己的史学、社会学或哲学学派提供了基石。然而，中国学者至今未创建出能够解释本国科技发展历程的理论和学派，科技史理论和学科规范性曾长期被忽视。
基于几十年的资料和研究积累，科技史专家在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里完成了许多论著。这一时期的编书热似乎给人一种错觉：科技史学者花一点儿钱，编编书就可以了。实际上，科技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学术问题，书籍只是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之一。要解决重要的学术问题，往往须要设立项目，投入一定的研究经费。像“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的项目，经费投入超过了千万，其成果形式并不是一系列的书籍。
2．对外国科技史的研究与语言问题
通常，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致力于写自己的论著，对外国科技史关注不够。专门研究外国科技史的学者人数过少，力量不集中。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世界经典名著及其译本收集得太少。现有的世界科技史的译本大多显得陈旧。由于近一二十年新的力作进口较少，某些国内学者只能以比较旧的译作和论著为主要参考资料，描述世界科技发展的重大成就。
经费匮乏，交流的渠道没有开辟，出国研究的机会就少，这是我们开展外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困难。在国内，不易及时查找和搜集国外的资料。凭借部分第二手资料，去和国外同行对话时常会感到一种无奈的“不平等”。
科技史是对语言能力有较高要求的学科。目前，语言是研究外国科技史的一个障碍。如果只掌握英语，探究近代欧洲科技就可能受到制约，因为不少重要的文献还没有合适的英文译本。用16-17世纪前后的文献，要懂拉丁文；读18世纪以后的第一手资料，就需要掌握法语和德语等语言。目前，在国内科技史的圈子内，能使用几门语言的学者还不多见，通阿拉伯语的职业科技史学者几乎没有。
上述情况表明，我们在整体上很难在外国科技史研究领域与国外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或者说“还不具备与国外同行对话的能力”[5]。
中国人对外国科技史及其背景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应当尊敬那些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科技史的学者，充分肯定他们在了解世界和西学东渐方面的功绩。
研究中国科技史同样存在语言问题。比如，至今仍有大量用少数民族语言记载的资料不能被充分利用。
由于不具备用外语写作和交流的能力，大多数学者主要是在中国科技史和汉学的圈子内活动，国内的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地被国外同行广泛了解。某些懂汉语的外国学者吸收了中国人的成果，换了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从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部分中国人的成果被“包装”成了别人的产品。我们无奈地看到，国外同行了解汉学家的文章和书，却较少地知道中国学者的工作。
3．科技史教育
虽然专业化的研究队伍早已形成，但我们在若干重要研究方向上仍然力量薄弱，甚至无人做工作。这和中国及其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相称，与当代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也不相称。面对浩瀚的史料和大量有待研究的问题，我们需要一批敬业的、有国际水准的学者。
规范的科技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科技史学的基本功。而现有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尚有待于进一步提高[5]。我们积累了培养人才的经验，却未系统地加以总结。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教学内容的规范性不够，某些方面的训练欠充分。因要求在三年内完成博士学位，故搜集资料、深入研究问题和写论文的时间偏少。
文理的过分分离造成了视野狭窄。为了培养既通晓“科技”又有“文化”的人才，我们不能再忽视科技史等学科的教化功能了。
4．科技史界与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界的关系
科技史属于历史学，但它的研究对象却是科学、技术和医学。它是既有人文科学特征，又有实证科学特点的“交叉学科”。科学史研究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创造知识的历史。技术史着眼于人类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改造自然或创造人工自然。这表明，科技史家应该在研究中探索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用社会学等人文科学的方法认识科学技术活动。事实上，每个历史学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某种哲学观念去研究历史的。
在目前的中国，科技哲学（或称自然辩证法）学者是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主要提倡者和研究者。他们将西方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介绍给国人，为中国学术界引入了新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不过，这些泊来品的运用还不充分，尤其是很少被运用到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案例分析中去。
科技史学者与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的学者似乎缺少共同的学术基础或兴趣，处于彼此不认同的状态。两者在非正式场合相互指责对方的短处，而很少在正式的学术活动中共同讨论问题。前者认为后者不熟悉科技史的基本资料，对后者的观点不屑一顾。后者对西方的了解较主动，批评前者只看重史料考释。这种状况不利于两者的健康发展。
公开而客观地指出他人的不足是需要勇气和学识的。现在国内的书评大都是表扬为主，有时还不乏大胆的吹捧。由于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研究成果不易得到准确的反馈，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的作者或抄袭者自我感觉良好。
四、改进的建议
关于如何搞好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和教育，同行们已经就学科的建制化和规范化等提出了一些好的构想。但笔者以为，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引进新理论和新方法
科技史是基础研究中的一门学问。做这样的学问，就该向国际一流水准看齐。
我们须要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经验和教训，了解国际科技史研究的主流和新进展，尽快引进国外的科技史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学科建设。要积极开展学科史研究、跨学科的专题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以及科学、技术和医学的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使研究成果具有更多的解释功能和启发功能。有了足够的思想积淀，才有望形成自己的学派。
2．拓展研究领域，跟踪国际前沿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好的切入点。我们可以基于现有的学术积累，以新视角、新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在国际学术界努力“争先”。在古代科技史领域，应更多地引入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方法，在较宽的视野里研究不同民族的典籍和考古资料，调查和抢救现存的传统科学知识和技术，认识中国科技传统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在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的意义。为此，须要了解其他古文明的科技传统，介绍其经典论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史和比较史研究。
近现代科学和技术发端于西方。我们必须“放眼世界。”[2] 但目前我们对近现代科技在西方的发展了解还很不够。在一个不短的时期里，我们可能主要以“跟踪”国外的研究为主。首先是有选择地翻译和介绍在西方影响较大的新论著，购买或复制基本的经典著作。其次是创造和争取条件，力求在少数专题上取得国际水准研究成果。认识发达国家科技创新的机制和落后国家成功地追赶先进科技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发。
近现代科学技术自17世纪特别是自19世纪开始传入中国。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传播的历史研究，或者说近现代科技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历程的研究，是个十分薄弱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迫切。一些行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必须从基本史料的搜集和梳理开始，从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开始。
3．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巩固与国际的中国科技史圈子和汉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加快融入世界科技史大家庭的步伐，使我们的科技史研究进一步地国际化，提高中国学者在世界上的声音。基于共同的兴趣，与国外科技史研究机构和组织建立交流关系，开展合作研究，多参加或参与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和活动，争取到国外做访问研究的机会。鼓励青年学者到科技史的发达国家留学，直接吸收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取得新资料。同时，须吸引那些学有所成的科技史学者回国从事研究。
鼓励用外文发表论著，在条件成熟时，出版英文学术期刊。利用互联网搜集资料和交流信息，各研究机构建设好自己的网页。
远离国际科技史圈子，守在国门里搞自我欣赏的研究是没多大出息的。
4．规范研究生教育与提高语言水平
好的愿望要通过那些敬业的、功底扎实的学者来实现。除了重视在职人员的进修之外，更应规范研究生教育，使学生受到比较完整的学术训练，特别是科技史理论和方法的教育。
语言成了中国学者及其成果走向世界的一大障碍。为了尽快突破这一藩篱，研究生和年轻学者至少要掌握一种外语，具备学术交流的语言能力。在此基础上，鼓励学习多种语言。
另外，应当有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学者参加不同民族科技传统的研究。科技史家可以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或者招收熟悉少数民族语言的大学毕业生作研究生，或者与少数民族语言专家合作开展研究。
总之，我们应该做的事很多。但是，就某一个研究机构而言，它应当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根据各方面的条件逐步形成自己的特长。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应当形成和发挥它的综合优势。
中国的科技事业和社会发展都需要思想和理论。学术价值高的、有思想的成果需要连续的积累和稳定的潜心研究。浮躁的氛围不利于精品的生产。
参 考 文 献
1． 林文照，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3期，第1-4页。
2． 席泽宗，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见：席泽宗，《科学史八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19-43页。
3． 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8卷第2期（1999年），第97-114页。
4． 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3期，第75页。
5． 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6卷（2000年）第2期第58-62页、封四，第3期第51-55页。
6． 李劲松整理，“共商科技史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简况及部分发言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9卷第1期（2000年），第7-17页。
7． 王洪波，科学史：踏上未来之路——关于国内科学史学科现状与未来的访谈，北京：《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8日。文中观点属于刘钝、江哓原和刘兵。
8．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近况》，1959年5月，共4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卷号00226。席泽宗起草，李俨在“全苏科学技术史大会”上宣读（莫斯科，1959年），由殷美琴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表。
9． 竺可桢，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人民日报》，1954年8月27日。见《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80-282页。为了精练文字，笔者对原文做了重新整理。
10． 《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二次稿），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印，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 计划局档案，案卷号56-3-8，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在《规划》中，“专史”指学科史，“总史”指通史。
11． 竺可桢，发刊词，《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北京：科学出版社，第1-2页。
12．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58-196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发展纲要（草案）》，195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卷号00215。
13． 席泽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40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6卷第2期（1997年），第101-108页。
14． 参见《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刊载的论文和夏鼐的《考古学和科技史》（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四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
15． 李迪，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卷第1期（1998年），第42-45页。
16． 李俨，怎样研究中国算学史，《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十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0-221页。
17． 严敦杰，《科学史文献概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油印教材，1978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存，卷号02657。
18． 席泽宗，科学史和历史科学，见：席泽宗，《科学史八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3-18页。
19． 萨顿著，刘兵等译，《科学的历史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
20． 林文照，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科技史料》创刊20周年，《中国科技史料》第21卷第2期（2000年），第95-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