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学者 科技史研究 思考
中国学者对科技史做了近百年的研究。80年代以来，有专家回顾了这种研究的过去，展望了它的未来[1][2]。近几年，科技史学科的建设受到了较多的理论关注[3][4][5]。1999年10月，国内部分科技史研究和教学机构的代表在北京商讨了科技史发展战略问题[6]。会后，又有进一步的讨论[7]。本文归纳了作者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工作期间，就中国科技史研究工作的估价和改进所做的粗浅的思考*。
一、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起因
如果说西方科技史的早期研究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为科学事业作辩护的话，那么，始于本世纪初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动机则是为中国及其文化作辩护。
19世纪中期起，中国社会和文化都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烈冲击，国家弱于列强，国人和中国文化受到西洋人的轻视。随着妄自尊大的优越感的破碎，社会上出现了怀疑中国传统文化、失望、自卑甚至崇洋媚外的心态。对此，那些自尊、图强的科技专家和文人做出了自己的反应。他们开始研究历史上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从古代科学典籍中找出中国人曾经做出的发明创造，从而说明中国是对世界文化有贡献的，中国人是有能力的。这种对科技传统的辩护有助于捍卫国人的自尊、激发进取精神，也可以被视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应。
本世纪50年代，政府提倡爱国主义，以树立民族自信心。抗美援朝初期，《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文章，“对当时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批判崇外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8] 这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阐述了研究科学史的理由，其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
三十年以前，唯心主义哲学家怀德海估计：中国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他这种有偏见的主观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分门别类地整理我国古代异常丰富的自然科学资料，综合分析，做出总结。“历史上的科学资料不但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还可以帮助基本学科的理论研究”。
研究发明创造的来历，“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先谁后，而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明或所传授的东西对于人民起了什么作用”。
“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版的世界史，充溢着‘西方民族是优秀的民族’的法西斯思想，对于中国文化说得甚少。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充满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 [9]
这种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科技史倡导者的见识，促进了科技史学科的建制化。不过，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辩护欲逐渐衍生出一种倾向：注重发现中国人曾经创造过多少个“世界第一”、“领先于西方多少年”。
“文革”结束后，国家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科技史研究和教育在中科院和少数大学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分别成立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但我们也注意到，社会上的急切的功利心态给国内科技史学者带来了一种生存危机感。
二、构想与实践
1．从分散研究到建制化
科技史是地域性较强的领域，中国人熟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并要为她辩护。因此，他们自然是首先研究中国的传统科技。
科技专家出身的科技史倡导者既受到专业化的科技训练，又有扎实的汉语功底。他们从本专业入手，在中国开创了学科史的研究，逐步形成了松散的第一代科技史家群体。本世纪前半叶，李俨、钱宝琮、朱文鑫、李乔平、王振铎、钱临照、王庸、李涛、刘仙洲、梁思成等分别研究了古代的数学、天文学、化学知识、物理知识、地理学、医学、机械工程、建筑等[2]。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搜集中国古代有关科技的典籍，按照现代学科划分标准，摘录史料并做考证；把古代知识翻译成现代的科技语言或进行复原；开展专题研究，撰写学科史[1]。
1949年11月，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决定搜集和整理中国科学史料，翻译和刊行近代科学论著，以纪念过往并策进将来[2]。1954年，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和自然科学史研究组。1956年，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提出了机构设置和人员调集方案：中科院于1957年正式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计划在1961年扩大为研究所），并在地理所内设中国地理学史组，在考古所内设中国工艺史组；建议卫生部、农业部、水利部、文化部分别成立中国医学史、农业史、水利工程史、古建筑的研究机构；中科院与清华大学合作在该校成立中国机械工程史研究室；“酌量调集现在只能以一部分时间做科技史研究工作的干部，使能全力从事科技史的研究。”[10] 1956年7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交流研究成果，讨论远景规划。
按照《规划》，中科院如期组建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下设学科史组，招收研究生；中医研究院、建筑科学院、水利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和几所高等院校也成立了学科史研究机构。1958年开始出版专业期刊《科学史集刊》。1975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扩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文革”后，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大、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等院校陆续组建科技史研究室或研究所。1980年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此后，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会和其它专史学会也相继成立。
专门研究机构和学会的成立、专业期刊的出版、学术会议的举办和研究生的培养等，标志着科技史学科的在中国的建制化和科技史研究的职业化。
2．定位与工作构想
《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明确地将科技史工作的主要目标定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它所强调的“中心问题”的主要内容是：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是一种综合研究”。“应注意到各时代的社会环境与生产情况”，以求了解科学概念的产生及科技的改进是如何总结了劳动人民与自然界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还应该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科技交流史。
“应先着重于专史的研究，而农学史及医药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应该用现代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深刻地研究农业和医药方面的宝贵经验，“以求总结出科学规律”。也应该着重研究中国古代发展甚早的数学、天文学、化学（含炼丹术、冶金、陶瓷、火药等）。
在专史的基础上，再写综合性的“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史”，它“更应着重地指出各时代的主要科学思想及各学科间的关系。”[10]
《规划》就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医学、地理、建筑诸学科，提出了以下研究任务：1）撰写学科史和通史；2）编写医学史、建筑史和通史的教科书；3）编辑《中国天文学资料选编》、《中国古代重要医书提要》、《中国古地图集》等资料集或工具书；4）翻译外国的科技经典著作或学科史名著，1961年开始研究世界科学史；5）整理中国古代的科技经典著作；6）中科院在12年内共招100名研究生。
竺可桢在为《科学史集刊》撰写的发刊词中进一步说明：
“科学史工作者的任务不仅要记录某一时代的科学成就，而且还必需指出这种成就的前因后果、时代背景以及为什么这种成就会出现于某一时代某一社会里，而不出现于别的时代别的社会里。”[11]
1958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草了一份面向全国的《1958-196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发展纲要（草案）》。它应当是《规划》的细化和发展。除了极左的表述和措施以外，《纲要》的主要学术内容可大致概括如下[12]：
1）成立科学史资料中心，一到二年内编出全国收藏的中国古典科学书目和中国科学史论文目录，做综合史和学科史的资料索引。
2）搜集外国科学史期刊，了解各国科学史出版物和国际科学史研究动态，与国际科学史协会时常联系；经常和苏联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交换刊物书籍及情报。
3）在中国古代科学史方面，1960年以前写出6种学科史和比较详尽的通史；编写断代史和科学家传记；研究各少数民族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写出有关专著；编辑科学家的经典著作选集。
4）有计划地、有重点地研究外国科学史，翻译外国科学史名著和古典科学名著；“对某些科学史上的基本问题作出有系统的专题研究”；1962年以前编出“洁本世界科学史小册子”。
5）研究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科学史及其与中国的科学交流史；研究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科学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6）加强科学史的理论研究，使《科学史集刊》成为国际上有相当地位的科学史期刊之一和全国科学史的指导性刊物；1959年出版《科学遗产》季刊；1962年出版《科学史译报》季刊。
7）科学史图书馆收藏中国古典科学书籍、国内外重要科学史著作和近代著名科学著作等。抄副和摄制珍贵科学史书籍及善本科学典籍。
8）研究生人数在1967年达到137-152人。
9）1962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改组为自然科学及技术史研究所。
从《规划》和《纲要》可以推断，第一代中国科技史家具有较宽的学术视野，提出了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恰当地把握了中国科技史创业的起点，考虑了事业的扩展前途。阅读他们的论著，感到他们的中文和外文功底扎实，对东西方科技文化均有了解和思考。当然，他们对中国近代科技史、科技史的史学理论欠考虑，研究视角受到当时形势的制约。《纲要》的目标和进度反映了“大跃进”中的急于求成的心态。客观地讲，有些目标在当时是不现实的，就是在现在和将来一个时期里也是力不从心的。
3．构想的实践
《规划》应当是全国科技史工作的纲领，而《纲要》实际上并未变成国家的文件。40余年科技史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大致遵循了这两份文稿，并且实现了它们的多数目标。不过，在实践步骤和进度上与初衷有很大出入。例如，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95%以上的成果都是在“文革”以后问世的[13]。
在中国古代科技史方面，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比如，50年代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汇编和“古新星表”的研究。研究古代史的专家重视学科史资料的汇集和考释，并将文献研究、考古研究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传统[14]。80年代以来，明清两朝与西方科技交流的历史受到重视。
基于专题研究，科技史家编著了学科史和通史。1959年已完成《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化学史》、《中国地理学史》等书的大部分初稿[8]。6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数学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等。不幸的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几乎完全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1980年以后，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建筑技术、金属技术等学科史，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古代地图集》等才与读者见面。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全史》丛书尝试了断代科技史的编写。在翻译李约瑟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同时，中科院牵头编著了20余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它包括十几卷学科史，以及通史、思想史、交流史、传记、词典、论著索引等卷，其中的几卷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古代史基本上遵循了第一代科技史家的构想，反映了五六十年代开始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专家们及其部分弟子的学术成果、史学观念、研究视角和方法。目前，一些专家还在进一步撰写多卷本学科史“大系”，调查研究传统工艺。
忽视少数民族的科技传统，就写不出完整的中国科技史。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科技史专家在专题调查、学科史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出版了一些研究论著[15]。目前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出版按学科分卷的《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丛书》。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汇编的5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在90年代问世，完成了一项古代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另外，部分专家完成了若干种科技典籍的校释。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基本上不是发明发现的历史，而是引进和追赶西方科技的历史。这方面的研究未被列入50年代的《规划》和《纲要》，到80年代才开始起步。1990年至今，已经出版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国近现代技术史》、若干部学科史和部分近现代科技专家的文集和传记。
自50年代起，以西方为主要对象的外国科技史的翻译和研究逐步展开，但人力和财力的投入较少。在几十年里，中国学者翻译出《历史上的科学》、《自然科学史》、《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古今数学思想》、《爱因斯坦文集》、《科学革命的结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宇宙体系》、剑桥科学史丛书中文译本等一系列著作。此外，部分学者编写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等学术和普及书籍，发表了许多文章。
一些专家注意到科技史的史料学、科技史的学科特点、科技史编史学等理论问题，撰写或翻译了有关论著。[16][17][18][19]
《科学史集刊》在1982年改为《自然科学史研究》季刊，成为中国在科学、技术和医学史领域国家级的多学科综合性刊物。1980年创刊的《中国科技史料》是以刊载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史料和论文为主的学术期刊。[20]《自然辩证法通讯》则着眼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研究。另外，还有一些期刊专门刊载学科史文章。80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过《科学史译丛》，可惜后来停刊了。
经过多年的经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科技史专业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国内外科技史书籍、中文科技典籍、必要的工具书和部分国内外科技史期刊。
五六十年代，第一代科技史家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指导了科技史专业研究生，他们大都成了职业化的研究人员。70年代末以来，若干家研究所或研究室培养了科技史硕士和博士。在自然科学史所，导师以类似于“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指导学生如何做研究工作，注重论文的撰写。
科技史教育有助于理、工、农、医科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了解取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从而学会如何创造知识。目前，少数高等院校开设了科技史课。
改革开放使国际交流得到恢复和扩展。一些研究成果和学术期刊为国外研究和关注中国科技史的专家和汉学家所认同和重视，中外学者共同营造了一个国际学术共同体并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
总之，40年多来中国学者在科技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也赢得了国内学术界和国际上同行们的尊敬。
三、局限性与问题
在客观地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冷静地分析工作的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
1．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史料的发掘、考释和研究都是国际科技史界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在中国科技史的史料考释和一些专题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在国际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然而，本世纪初以来，由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引入，西方科技史研究已经从早期的成就描述向多视角、多方法（思想、社会、文化）的分析和解释发展，跨学科的研究受到重视。而我们的研究目前仍较多地集中在内史，基本上还处于成就描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西方科技史界存在着阶段性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