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利用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对人文主义的阐释，来考察科学史与人文主义的关系。作者主要依据著名科学史家以及科学哲学家的研究成就，从四个方面来说明，科学史研究是人文主义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思想和生活，它旨在弘扬人的创造性；作为一门思想史，它还是沟通科学与人文主义的桥梁。

【正文】
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在国内一直模糊不清。最近董乐山先生译出英国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凯塞琳学院院长阿伦·布洛克1984年在阿斯本人文学会上的讲演《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得以使人对人文主义的内涵与外延有一清楚的了解。在这篇讲演中，作者通过检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版本的人文主义，概括出人文主义的若干基本特征：（注：阿伦·布洛克（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233-236页，三联书店，1997。）
首先，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强调从人的经验出发来思考各种问题。人文主义与科学和宗教并列为西方三大思想传统，但科学与宗教分别把人看作自然的和神的秩序的一部分。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和宗教，它只是强调，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人的思想从人的经验中得出来的。
其二，人文主义相信每个人自身都是有价值的，其它一切价值，包括人的权利，都导源于对人本身价值的尊重。人自身的价值，在文艺复兴时期被称作人的尊严，它的基础就是只有人才有的人的潜在能力，包括语言、交流、观察、推理、想象和创造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旦释放出来，人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选择自由，并开辟出改善自己命运的可能性。为解放这种能力，人文主义者把教育和个人自由置于核心地位。
人文主义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它对思想的作用高度重视。它不是将思想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利益或本能冲动的产物，而是从社会和历史背景去理解思想的渊源与影响。对于理性，人文主义特别重视它的批判能力以及它在处理人生经验问题中的实用功能，而不是它在建构体系方面的能力。人文主义不相信任何哲学体系，无论其是神学体系还是形而上学体系。因此，它偏爱历史的而不是分析的解释方法。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利用阿伦·布洛克对人文主义的阐释，来考察科学史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这儿，我主要依据著名科学史家以及科学哲学家的研究成就，从四个方面来说明，科学史研究是人文主义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学史把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置于自己的焦点，它旨在弘扬人的创造性；作为一门思想史，它还是联结科学与人文主义的桥梁。
　　　　1　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
正如人文主义传统的其它分支一样，科学史研究的焦点是人，却是很特殊的一类人——科学家。尽管科学家之中并不缺乏人文主义者，譬如哥白尼就是，但他们主要是科学传统的载体，牛顿和爱因斯坦是他们的卓越代表。科学史对科学家的研究，就是要从科学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中追溯其思想的来龙去脉。以科学家为中心的科学史研究，不仅向我们展示出历史的宏大场景，同时还使我们认识到历史的连续性。
对科学家“改宗”的研究，也许最能说明，科学思想是科学家本人经验的产物。在18世纪下半叶，布莱克、普莱斯特勒、卡文迪什和舍勒等人的试验，事实上已经发现了“氧气”，但他们由于拒绝放弃燃素学说，执认“氧气”为“去燃素空气”。普莱斯特勒和卡文迪什还发现，氢气（“燃素空气”）与氧气结合产生水滴，但他们却把氧气看作是“去燃素的水元素”。那么拉瓦锡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氧气”的发现者呢？库恩研究表明，拉瓦锡虽然已经认识到空气和水不是化学元素，但他在1777-1794年间一直把氧当成“酸素”与“热质”的化合物。（注：孔恩（王道远编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15页，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4年(1985)。）直到1801年，化学界才放弃酸素说，而热质说到19世纪60年代才被抛弃。
有关量子力学奠基者的研究，同样显示了科学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普朗克在《科学自传》中回顾自己的事业时，悲哀地看到：“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并不是依靠说服它的对手而取胜的，而是因为它的反对者都过世了，新的一代是在新理论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普朗克提出量子假说时，连他本人都难以置信。在这方面，爱因斯坦表现得更为突出，佩斯(A.Pais)在《上帝是微妙的》这部著作中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注：A.佩斯（陈崇光等译）：《上帝是微妙的》，科技文献出版社，1988。）。作为光量子概念的提出者，爱因斯坦毕生都反对量子力学的完备性立场，甚至拒绝去理解量子场论。他坚持一种超决定论的观点，用30年的精力构造包容引力和电磁场的统一场论，却弃强和弱相互作用于不顾。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并一再说明，我们不能将科学思想与科学家的科学经历和人生体验割裂开来。对科学家的研究，是当今科学史研究的核心领域，它把内外史的研究结为一体。一些著名科学家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传记，迄今已不下百部。1970-198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革力斯比(C.C.Gillispie)教授主编纂成16卷《科学家传记辞典》（注：C.C.Gillispie(Editor in Chief),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16 volumes,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0-1980.），系统地介绍了各门科学领域迄今已经逝世的重要科学家的工作和生平，每一条目都列出了原始文献的出处和相关的研究著作。科学史对科学家的研究，为人文主义传统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2　科学史研究旨在弘扬人的创造性
也许，没有哪一个领域比科学史研究更能展现人的潜在能力。任何人，只要他对科学史稍有涉猎，都会看到，理性思维和观察与想象能力的结合会产生何等壮观的景象。科学家的创造性活动，已经为人类的生活打开了全新的图景。科学史研究，旨在弘扬这种创造性。
不妨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对牛顿的研究为例。凯恩斯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沉浸在研读牛顿尘封300年的手稿之中。牛顿270年前居住和工作过的那栋老宅，就是凯恩斯演讲的地方。阴寒的房间和氏暗的灯光，映衬着凯恩斯那苍白的面容，益发使他的演讲充满了感性的张力：他把牛顿称作魔术师，同时扮演着哥白尼和浮士德的角色。“为什么我称他为魔术师呢？因为在他眼中，整个宇宙及其中充满的万物，只是一个谜语或一桩秘密，只要单纯思考某些证据，上帝有意布放在世界以供哲学家寻宝的神秘线索，就可以解读出来。”（注：转引自F.J.载森（邱显正译）：《宇宙波澜》，第12页，三联书店，1998。）把牛顿称作魔术师，无疑是对牛顿的天才和创造力的最高颂扬。
在科学史的深入研究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应用科学方法就能取得科学知识，而科学方法无非就是演绎和归纳。但波普尔指出，在知识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创造力。举例来说，无论应用归纳方法还是应用演绎方法，我们都不能从伽利略和开普勒的理论导出牛顿理论。按照伽利略理论，抛射体的运动轨迹是抛物线，而不是牛顿理论所断言的椭圆。伽利略把自由落体看成是均加速变化，这在牛顿理论中也只是近似正确。同样，开普勒第三定律只有在忽略行星之间的摄动，并假定所有行星质量相等的情形下才成立。“这一切都表明，无论演绎逻辑还是归纳逻辑，都决不可能从这两个理论得到牛顿动力学。唯有独创精神才能迈出这一步。”（注：卡尔·波普尔（舒伟光等译）：《客观知识》，第209-2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怀特海称，近300年科学发展“是一次理智显示的史诗”（注：卡尔·波普尔（舒伟光等译）：《客观知识》，第9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与之相比，“宗教改革虽然重要，但只能认为是欧洲民族内部的事情”（注：卡尔·波普尔（舒伟光等译）：《客观知识》，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怀特海的观点，在巴特菲尔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它（指科学革命）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各类历史事件相形见绌，同时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降低到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内部变迁的插曲的地位。”（注：H.Butterfield,The Origin of ModernScience 1300-1800,vii,London:G.Bell & Sons Ltd.,1958.）“这是一个能够割断古希腊－罗马传统、同时摆脱基督教本身的文明。…自基督教兴起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历史里程碑可以与之相比。”（注：H.Butterfield,The Origin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vii,London:G.Bell & Sons Ltd.,1958.p.190。）
颂扬这种创造精神，是人文主义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也正是皮科那篇著名演讲《论人的尊严》的主旨：人可以堕落成牲畜，也可以再生如神明，懂得大自然的法则，爱它的美，赞赏它的伟大。（注：雅各布·布克哈特（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51页，商务印书馆，1981。）人文主义不是把人类的希望建立在人性的善恶上，而是建立在人的潜在能力之上。为解放这种能力，人文主义者把教育放在首要地位。教育的目的，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述，不是传授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而是要唤醒对人类生活可能前景的认识，使人的个性和能力得到全面的发展。充分发挥教育的这种功能，正是科学史家孜孜以求的目标。
科学史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更要让他们对科学知识有一个明智的看法：科学是人类的创造，人不应成为自己成就的奴隶。库恩的著作，已经促使人们对科学保持一个更富于人性的看法，并引发他们进一步思考科学对于人类社会与人类未来的价值。在本世纪初，著名思想家怀特海就通过考察近三个世纪科学思想的轨迹，来反省科学对于文明的影响。怀特海指出，近代科学所蕴涵的双实体理论，在清除野蛮痕迹以及促进一个狭窄领域的科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这种抽象随工业化和专业化时代的到来，其副作用日益明显。把物质世界设想为僵死的机械世界，使人们对自然与艺术缺乏应有的尊敬；把精神当成独立实体，引导出个人私有的道德世界和内心经验世界；而专业化教育把人的思想局限于某一套抽象概念之中。专业化虽然可以加快个别部门的进展，却减弱了理智在把握总体方面上的指导能力，因为“任何抽象角落都不足以囊括人生”。（注：A.M.怀特海（何钦译）：《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88-189页，商务印书馆，1989。）
追求知识的统一性，正是萨顿创建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动机。萨顿认为，科学史按其本性是一门百科全书式的学科，它旨在“归纳地证明知识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注：A.Thackray,R.K.Merton（胡作玄译）：“萨顿”，《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第36-51页，1980，1、2。）。萨顿把专业化视为一种威胁，企图通过对科学的历史研究来进行知识的综合，将历史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作为ISIS杂志和国际科学史学会的创办人，萨顿强调，不了解科学史就无法理解人类的进步，因而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类的历史。这就是萨顿鼓吹的新人文主义纲领，他把科学史定义为“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它描述永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注：乔治·萨顿（陈恒六等译）：《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第2页，华夏出版社，1989。）
“要解放人的能力，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个人自由。”（注：阿伦·布洛克（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234页，三联书店，1997。）科学史家当中，库恩、费耶阿本德和波普尔都在不同的层面上竭力高扬人的自由精神。库恩的典范理论，无异于强调学术的自主性。他把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看作是科学发展的先决条件，任何外在权威的干涉都会导致学术的停滞。费耶阿本德甚至否定学术权威，赋予学术自由以更大的意义。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权威都会扼杀学术的发展；而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可使人类有机会触及最为广泛的经验和最有价值的思想。如果说库恩和费耶阿本德还限于讨论科学活动领域内的自由的话，波普尔则上升到哲学思想和人类社会的层面上来探讨自由的意义。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三卷补篇中，他把人的自由、理性和创造性置于核心的地位。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著中，波普尔通过反省极端理性主义的危害来呵护人类的自由思想。
　　　　3　科学史本质上是一门思想史
现代科学史研究始于马赫和迪昂等人的工作，他们研究的重点都放在物理科学基本概念的考察之上。迪昂的“约定论”，来自他对哥白尼革命和19世纪光学革命的研究。从逻辑上看，这一论点非常简单，何必要从科学史研究中提取呢？这正是科学史研究的要点：逻辑的分析在丰富的历史过程中显得苍白无力。
科学史在库伊莱手中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他的《伽利略研究》建立在详尽的文本分析基础之上。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库伊莱(A.Koyre)、拉舞佳(A.O.Lovejoy)和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发起了“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运动。库伊莱的工作表明，17世纪科学革命主要是用新眼光去看待老问题，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是柏拉图主义，而不是所谓的经验方法。（注：A.Koyre,"Galileo and Plato",M-etaphysics and Measurement:Essay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London:Chapman & Hall,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