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维：敏锐的内心洞察
在这个维度，直觉维成为科学编史学的眼力，扮演透视的角色。“直觉”一词与帕斯卡的“内心”（coeur）、迪昂的“卓识”（bon sense，good sense）[25]和波兰尼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有某种相通之处，是一种非逻辑的、乃至非理性的捕捉观念和洞察真理的蹊径，常常具有单刀直入、突如其来的特点。在这里，我们赋予“内心”两种含义：其一是研究者以自己的内心洞察历史，其二是研究者洞察历史人物的内心和历史事件的“内心”。于是，心理分析和心理传记方法顺理成章地找到用武之地。
关于直觉在科学编史学中的作用，巴勒克拉夫有精辟的见解。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所关心的是不变性和永恒的反复，是为了发现一般原则，而历史学所关心的却是独特的、精神的和变化的领域。一个是研究普遍规律，另一个是研究个别事实，这个根本差别决定了要求不同的研究方法。他进而指出：

自然科学的抽象和分类方法不适用于历史研究，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曾经活着的个人和集团，他们的独特个性只有用历史学家的直觉来理解才可能捕捉。[26]

其实，对科学史有精湛研究或有独到理解的哲人科学家，早已把直觉引入史学实践中。例如，马赫的科学编史学就是实证资料和直觉洞察的完美结合。马赫在尊重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擅长于对已故科学家的心灵探幽入微。爱因斯坦在评论马赫的这一高超技艺时说：“他以深切的感情注意各门科学的成长，追踪这些领域起开创作用的研究工作者，一直到他们的内心深处。”（[14]，p.84）迪昂懂得许多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他拥有的史料无与伦比且具有考据的喜好，但他也极力表明，历史工作不能缺少敏感精神或曰直觉精神——健全的洞察力。
对于科学编史学的直觉维度，爱因斯坦的见解别具一格（[14]，pp.619-628,489-494）。他表明：

有一种内部的或者直觉的历史，还有一种外部的或者有文献证明的历史。后者比较客观，但前者比较有趣。使用直觉是比较危险的，但在所有各种历史工作中却都是必须的，尤其是要描述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物的思想过程时更是如此。直觉的历史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尽管它充满危险。

关于在科学编史学中不得不借助直觉的原因，爱因斯坦有自己的切身体会。他说，要用文献证明科学家怎样作出发现的任何想法，最糟糕的就是发明者自己。许多人问他，他是怎样想出这个，又是怎样想出那个的。他总是觉得，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起源，他自己非常缺乏原始资料。爱因斯坦认为，在这方面，科学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他们大多数没有“历史感”。科学家的任何事后回忆都易于染上当前的色彩，因而常常带有不可靠的观点。因为科学家在回顾中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一种千篇一律的有系统的发展，然而他们的实际经验却是在千变万化的单个情况中发生的。尤其是对已故之人的思想发展的再现，问题就更为严重了。他相信，历史学家对于科学家的思想过程大概会比科学家自己有更透彻的了解。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科学编史学确实需要另一个崭新的视角或维度——直觉的洞察力——加以补充。在这里，有必要清醒地意识到：

直觉的历史或科学编史学的直觉维是一个有待开垦的处女地，是一个值得探险的新天地（请随时留心：此处充满危险！必须使直觉维与实证维和理性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直觉维度，研究者可以立足于现有的文献，充分发挥他的内心的洞察力，去进行“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用精神之眼透视和洞见科学家的内心：他们追求什么，他们是怎样思索他们的问题的，他们怎样同他们的问题苦斗，他们如何面对挫折和失败，他们在“山穷水复疑无路”之际又是如何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在完成这些心灵叩问和心理侦探之后，栩栩如生的科学发现过程便和盘托出，活灵活现的科学家及其内心世界便呼之欲出，一幅神似而不仅仅形似的科学历史画卷便历历在目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爱因斯坦说：“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14]，p.298）科学创造中的主观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存在，决定了科学编史学中的心理分析和心理传记进路弥足珍贵。不过，这是一个难度很大且不甚确定的进路，非训练有素者切莫轻易信马由缰。

与境维：广阔的空时背景
研究科学史，除了上述三个维度外，还要添加一个与境维。也就是说，必须弄清所论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广阔的空时背景，以便对论题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从而厘清所论者的“来龙”和“去脉”、“承前”与“启后”，准确地理解它在当时当地的状况和它的当代意义，从而恰如其分地把握历史的脉搏。以广阔的空时与境为背景的科学编史学，会使科学的历史更丰满、更逼真、更鲜活。
一些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早就留意到这一点。例如，孔德非常明确地提出：像实证哲学这样一部综合著作，如果不紧紧依靠科学史是不可能完成的；为要了解人类思想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必须研究不同科学的进化；仅仅研究一个或多个具体学科是不够的，必须从总体上研究所有科学的历史。（[20]，pp.27-28）萨顿着力表白：

简言之，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作为背景而存在。（[21]，pp.29-30）

库恩也深有体会地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能掌握他所研究时期和领域中的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不可能的。（[22]，p.10）
何为所论者，何为与境或背景，这只有相对的意义。研究整个科学史，应以更大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为背景；研究科学内史（科学智力史）和外史（科学社会史），二者可以互为背景；研究学科史，应以其他学科史为背景；研究一个学科中的事件和人物，应以该学科史为背景。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应尽可能地使后者均以所有前者为背景，并在空时上予以扩展和延伸。例如，欲研究哲人科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的工作和思想，就必须弄清他所处时代的物理学乃至全部科学的现状，而且还应该上溯和下行，熟悉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物理学乃至全部科学的状况。不仅应该了解德国的科学，而且应该了解欧洲乃至整个科学世界。同时，还要把西方的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作为背景或与境，尤其要追寻与他有关的同代人、古人和后人的工作和思想。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能够发掘出爱因斯坦的新灵感和新观念的渊源，理解它们的独创性和意义，而且也能够辨明他的理论和思想被接受的过程和对后世的影响，从而完整地描绘出他的科学发现的经过和心路历程，揭示出他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深邃意义，窥见他本人的精神气质。由此可见，科学编史学的第四维即与境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提出的科学编史学的与境维，是与所谓的“与境主义”、或“文脉主义”、或“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编史学纲领一致的或相通的。有人以哲学史个案为例，对与境主义进路作了如下概括（它当然也适用于科学史）：

与境主义的科学哲学史家在分析特定人物的观点时，至少可以使用四种透视：（1）他或她被卷入的哲学背景和争论；（2）哲学考虑起初被涉及的科学争论和这些考虑在当时的科学和哲学语境中的诠释；（3）这些哲学考虑在新科学背景和新哲学背景中的涵义，包括它们变得有影响的路线；（4）这些哲学考虑在后来文献中的涵义。[27]

最后的余论
霍耳顿[28]曾把科学概念的内容类比为一个三维空间——经验维、分析维和基旨（theme，thema）维，后者包括信念、直觉、预想这类历史、社会、心理因素等等。他在1985年4月来华访问时作了“理解科学史，这意味着什么？”的学术讲演，提出组成科学史事件的9个成分，也就是科学史案例研究的9个指导性原则。它们是：（1）我们必须建立所选时期公众掌握科学知识的状况和对课题无知的状况的资料目录。（2）我们需要建立到那时为止概念的发展，即公众（“掌握”）科学知识的时间轨迹，并且如有可能就超过所选时间t。（3）我们必须研究“私人的”科学知识状态，其中包括时间t发生的事件E。（4）如同我们对公众科学所作的那样，我们必须建立所研究的个人的科学活动的时间轨迹。（5）追踪所研究的科学家的心理传记（非科学的）发展，这是一个新的不确定的领域。（6）研究社会学环境。（7）探讨科学以外的文化发展以及影响科学家工作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事件。（8）在某些案例中所研究的工作，可以通过认识论假定和逻辑结构的分析得到很好的阐明，一个科学家的哲学世界观确实如同他对本行业的数学工具的理解一样重要。（9）最后应该作基旨分析，即洞察一个科学家采纳的常常未被明确承认的假定，或深深隐藏着的基旨，而这些既不是数据资料，也不是流行理论强迫要采纳的。霍耳顿列举的这些原则是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完全可以把它们纳入我们的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作为我们的框架内的组分和内容。
我们以上所论的四个维度，在科学编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并列的和对等的，而且随着研究课题的不同还有所变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在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中，实证维是坚实的根基，它展现科学史的“本我”（id）；理性维是“思想的芦苇”，它揭示科学史的“超我”（superego）；直觉维是内心的透视，它洞见科学史的“自我”（ego）；与境维是必要的烘染，它除了作为“绿叶”对“三朵红花”起陪衬作用外，还能拓展科学史的铺陈，加深对科学史的“本心”的领悟和脉搏的把握。在“四维空时”中重构科学的历史时，我们必须时时注意在各个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29]。例如，史料不用说极其重要，但是史学论著又不能停留在材料的堆砌上，必须给其注入另外三个维度的因子。不过，理性决不能妄加僭越，凌驾于实证资料之上而天马行空，建构空中楼阁式的历史或海市蜃楼式的主观安慰物以自欺欺人。直觉在事前不应无视史料的提示，在事后不能抛开理性的审查。直觉应该弥补理性之不足，理性必须警惕直觉的危险。与境维确实能锦上添花，然而要防止它喧宾夺主乃至反客为主。

在研究实践中，只要我们在由实证维、理性维、直觉维和与境维构成的“四维空时”中纵横捭阖，又善于随机应变，恰倒好处地调节和平衡各维度之间的张力，我们就会游刃有余，准确地理解科学史，明睿地洞见历史精神，写出满意的科学编史学著作来。当然，也不可期望值过高，更不应抱太多的奢望。诚如我在 18年前所写的：“说实在的，要在‘四维空时’中完整地再现科学家思维和科学发现经过的‘世界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里，科学史研究者必须跨越必然是十分有限的‘事实’和为把握事实而必须形成的智力结构之间的不可避免的鸿沟。在这样的历史研究中，答案往往是通过非常间接的途径得到的。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期望的最好结果不是正确图象的必然性，而是正确图象的较好的或然性。”（[4]，p.251）

[参 考 文 献]
[1] 李醒民：“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博士文库•哲学卷（中）》，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1998年第1版，第1247-1285页。由于在作硕士论文时收集的资料很多，我在此基础上很快撰写了《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3年第1版。该书在几年内至少重印6次，发行10余万册，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我先后出版了10部著作和9部译著。其中最重要的专著是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彭加勒》（1994）、《马赫》（1995）、《迪昂》（1996）、《爱因斯坦》（1998）、《皮尔逊》（1998）。
[3] 李醒民：“评库恩的科学史观”，《大自然探索》（成都），第10卷（1991），第2期，第119-125页。
[4] 李醒民：《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四川教育出版社（成都），1994年7月第1版,第248-251页；1997年7月第2次印刷，第247-250页。
[5] 参见李醒民：《马赫》，第25-34页。
[6] 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19卷（1997），第2期，第38-47页。也可参见《迪昂》第407-450页。
[7] 皮尔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他钻研过科学史、远古史和文明史、巫术史、中世纪史、宗教史、艺术史、性史、道德史、德国人文主义史、思想史等。我曾为《皮尔逊》写过“（皮尔逊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观念”一节，后因篇幅关系删去，现待发表。
[8] 李醒民等主编：《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科学发现个例分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长沙），1988年第1版，第16-19页。该书于1998年以《科学发现集》为书名再版并多次印刷，参见第17-20页。
[9] P. Duhem, German Science,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J. Lyon,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La Salle Illinois,U.S.A.,1991,p.41.
[10] 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武汉），1982年第1版，第228页
[11] T.S. Kuhn, The Presence of Past Science, The Shearman Mamorial Lectures,1987.Type-script.
[12] 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s）是指尚未被经验证实的假设，但却可以作为真实的东西而相信。与此词相近的一个词是真理主张（truth claims）。
[13] L.G.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3年第1版,第241页。
[14]《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76年第1版，第622页。
[15] S. L. Jaki, Uneasy Genius: The Life and Work of Pierre Duhem, Matinus Nijhoff Publishing, Dordrecht, 1985, p.376.
[16] G.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6年第1版，第ix页。
[17] K.Pearson, The Ethic of Freethought and Other Addresses and Essays,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dam and Charles Black, New York,1901,pp.380,414.
[18]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欧阳绛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2年第1版，第141页。
[19] 李醒民：“简论科学方法”，《光明日报》，2001年5月8日。

[20] L.劳丹：《进步极其问题》，方在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64页。
[21] 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年第1版，第18页。
[22] T. S. 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1981年第1版，第14-15页。
[23] T. S. 库恩：”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纪树立译，《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10卷（1988），第5期，第16-25页。
[24] 李醒民：“自由思想和研究的热情——皮尔逊社会哲学一瞥”，《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22卷（2000），第1期，第21-28页。
[25] 参见李醒民：《迪昂》，第147-154，248-267页。
[26] 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9页
[27] R. M. Brian, Maiocchi on Duhem, Howard on Duhem and Einstein: Historiographical Comments, Synthese, 83(1990),pp.401-408.
[28] G.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许良英编，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1990年第1版，第1-16页，序。
[29] 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中国社会科学》（北京），1986年第4期(总第40期)， 第143-156页。英文摘要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ssential Tension Between Opposing Extrems: A Highly Effetive Principle of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ce　刊于第Ⅷ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论文摘要集，Moscow,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