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依据作者的亲身体察和理论反思，并借鉴了诸多史学家的中肯见解，详尽而深入地论述了由实证维、理性维、直觉维、与境维组成的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的涵义，以及如何在各个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文章表明，这是一个颇有新意的、行之有效的科学史研究和编撰纲领。
    关键词：科学编史学 实证维度 理性维度 直觉维度 与境维度 张力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uthor`s own experiences and observes & theoretical reflections,by using correct views of many historians for refr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comprehensively and thoroughly contents and implications of “four-dimensions space-times” in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Four-dimensions space-times” signify substantial evidence’s dimension, rational dimension, intuitive dimension, cotextual dimensio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ssential tension between various dimensions also is expounded.The paper states clearly that this is a new, original, and effective research programme in history of science.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substantial evidence’s dimension, rational dimension, intuitive dimension, cotextual dimension, tension

我主要是研究科学哲学的。但是，由于我的学术生涯是从科学史和科学思想史起步的[1]，加之后来“哲人科学家研究”课题[2][的诱导，我一直未失去对科学史的兴趣，曾先后出版了10余部科学思想史或与之相关的专著，主编了《科学发现集》、《哲人科学家丛书》、《科学思想丛书》、《科学巨星丛书》。尤其是对科学编史学理论的关注，几乎伴随着我的整个学术生涯。我对库恩[3]、爱因斯坦[4]、马赫[5]、迪昂[6]、皮尔逊[7]、霍耳顿[8]等人的科学编史学思想作过专门的研究，也对萨顿、夸雷(A. Koyré)、巴特菲尔德(H. Butterfeld)、科林伍德(R. G. Colligwood)、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等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的有关思想略知一二。与此同时，我也认真反思了自己的科学史研究实践和撰写科学思想史论著的体验。在融会贯通二者的基础上，我逐渐形成了“四维空时”及其“张力”的科学编史学进路：把科学的历史放在实证维、理性维、直觉维、与境维的“四维空时”框架内研究、探讨、审视、辨析、理解和编撰，并注意在各个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实证维：确凿的历史资料
确凿的历史资料（实证资料）是包括科学史研究在内的所有史学研究的根基。没有史料，科学史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怪迪昂坦言：“历史的真理是实验的真理。”[9]难怪费耶阿本德呼吁：“回到史料那里去！”[10]。
实证资料涵盖实物资料和文本资料。对科学史而言，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重要性上，文本资料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实物资料有各种遗迹、器物、实验物品、仪器设备等等。文本资料除了正式发表的论著外，还应包括内部交流材料、会议记录、实验笔记、草稿、手稿，乃至个人通信、私下谈话等等。（对于研究西方科学史的中国学人来说，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和非正式的文本资料有诸多困难。）
在实证维度，仅以文本资料为例，研究者所要做的工作是收集材料、审读文本、恢复历史。在收集资料时，例如为研究某一科学家而收集资料时，首先要收集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该科学家的种种论著和其他材料。第一手资料十分重要，这是描述和立论的根据；没有它们，研究者很难有发言权。第二手资料也比较重要，不管你赞同还是否定它们，它们都具有开阔视野、另辟蹊径、加深解读、启迪思想、激发灵感的作用。背景资料也不可或缺，其意义我们将在讨论与境维时阐述。
在审读文本时，研究者必须以批判的眼光对待原始材料，富有洞察力地审视它们。即使是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即时记载和事后回忆，也不可轻信或全信。因为即时记载会因人而异，事后回忆会有所遗忘、疏漏、歪曲、窜改，而且易于染上当前的色彩。研究者必须尽可能多地收集各种不同的乃至大相径庭的文本，认真比较，仔细辨析。要像迪昂那样问问自己：

它是可靠的吗？它所署的日期是它被正式递交时签署的，而不是由某个遗忘者或无知者添加的吗？它是完备的吗？或者，假如它是片段，缺失部分的范围、性质和意义可能是什么？它是公正的吗？作者毫无条件和保留地讲出了他认为是真实的一切吗？他的激情和兴趣没有导致他或夸大、或隐瞒、或窜改他重述的事件之部分吗？作者消息灵通吗？或者相反地，他并非适得其所地彻底解决了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兴趣的那些事件吗？我们精确地理解了他使用的语言吗？对于他向其讲话的那些人来说，他所提出的思想向我们适当地转达了他们所具有的涵义吗？（[9]，pp.42-43）

迪昂就文本的可靠性、完备性、公正性以及作者的权威性和所用语言，一口气提出了11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他还要求历史学家像检察官面对证人一样面对文本。迪昂的这些告诫对于我们审读文本极具指导意义。
所谓恢复历史，用库恩的话说，就是“恢复一种过时的科学传统的整体性”。他在1987年一篇有名的讲演[11]中，提出了科学史研究的“三部曲”——恢复过去（regaining the past）、描绘过去（potraying the past）、使过去具体化（embodying the past）。他说：

在叙述能够开始之前，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较早的任务：他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生恢复过去，并由此建立他们的叙述，即他们必须重建较早的知识主张[12]的本体和它诉诸的性质。在工作的这一阶段，他必须像人种学史研究者力图理解和描绘异己文化成员的显然不相容的行为一样。

人种学方法是人种学家深入实地调查所运用的一种方法，也叫做参与观察法。此外，库恩还推荐解释学（hermeneutics）方法，这种方法类似于理解（verstehen）。其实，迪昂早在1903年就这样实践了：他广泛搜集、严格审读史料，力戒用现代的眼光看待过去，着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的是正确地鉴别事实在其所在时代具有的真实意义。巴特菲尔德的下述主张，也许是迪昂意图的自然延伸和库恩纲领的绝妙概括：

历史记录坚持，我们必须从内部观察人物，像演员感受角色一样感受他们，反复思其所思；要扮演行为者，而不是观察者，否则便不可能正确地讲述历史故事。[13]

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历史无疑比科学缺少客观性。”[14]因此，人的理性和主观性不可避免地要较多地介入科学编史学。要知道，历史并不是杂多史料的混乱堆积，而且也不能仅在简陋的框架内摆放史料——尽管它们有时也是有用的历史言说方式。退一步讲，即便是档案史和编年史，也有史料的选择和取舍、整体架构的设定等问题，这无疑渗透了人的价值判断和偏好。更何况，

历史不是腐朽的或干瘪的僵尸，也不是供人把玩的老古董。它要出智慧，它要有灵气。要知道，理性潜入编史学，历史便迸发出智慧和魅力；直觉融进编史学，历史便充盈着灵气与活力。科学编史学中的理性维和直觉维于是应运而生。

理性维：合理的逻辑重组
理性维要求对史料进行合理的逻辑重组。我们这里所谓的“逻辑”，不仅仅具有逻辑学中的意义，而且也含有合理性和某种弱化的规律性的意义。因此，逻辑重组即理性重组同样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是要对史料认真地作逻辑分析，尽可能厘清各种事件和人物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在撰写历史论著时最大限度地作到逻辑、思维、历史三者的统一；其二是要有理性的分析综合能力和思想的穿透力，透过杂乱无章的历史表象，揭示出历史背后的“理性”和“思想”，从而达到史料与理论比翼齐飞、学术共思想圆融一色的境界，以彰显历史的智慧和魅力——历史的教训可以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历史的经验可以使我们明察现在和展望未来。不用说，这一切都是在立足史料、尊重史实的基点上完成的。
大凡卓有成就的科学史家，都十分重视理性在科学编史学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马赫的科学史研究就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启迪思想，发现问题。因此，他的科学编史学不是档案史和编年史，而是思想发展史。在科学思想史中，要求充满理性和思想，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或不言而喻的。即使在一般的科学史中，理性的介入也是很有必要的。正如甫斯特尔着力强调的，历史科学不仅仅在于文献，而在于阅读它们的理智，要防止历史叙述退化为纯粹的传奇和逸事[15]。科林伍德也言之凿凿：

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对象，而是要求史学家必须看透它并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16]

皮尔逊甚至把历史学分为两种类型——形式的历史和理性的历史。他以种族史为例加以说明：形式的史学家必须由语言、由传统、由“考古学发现”、并最终由遗迹和文献，来构造对给定种族来说是特别的成长形式。只有当这个十分必要的形式的历史以其广阔的纲要被建立起来时，理性的史学家才能进入该领域，并指出产生每一个特定阶段的物理的和生物的原因。在皮尔逊看来，形式的历史近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据说已经有了它的开普勒和哥白尼，但是必须使之理性化，必须出现牛顿和达尔文，以详尽阐明与已知的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完全和谐的历史成长的公理。他渴望能出现“未来的达尔文”，从而达到“历史理性化”的蓝图。[17]也许拉卡托斯套用康德的著名格言可谓一语中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8]
理性介入科学编史学主要通过这样几条途径：历史信念、预想观念、编史框架、方法采用、史料取舍、说明诠释。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一）历史信念：诸如客观性、合理性、公正性等等，它在历史中与科学信念在科学中的作用和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虽然较少客观性，但是，我们仍然把力图恢复历史的“本真”（就历史现象或事件而言）和“本心”（就历史底蕴或意义而言）作为追求的鹄的。合理性既体现在理性介入的初衷和过程中，也体现在逻辑重组的结果和归宿中。公正性是历史的操守和贞洁，它与国家主义和辉格主义的历史观格格不入。诚如历史学家甫斯特尔(Fustel de Coulanges，迪昂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他任校长)所说：

历史总是具有比较和解的方式，它依然是一门纯洁的、绝对无私的科学。我们应该希望看到它在那些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积怨或复仇要求的平静区域里高扬。我们要求它十足的公正的魅力，公正是历史的贞洁。……我们热爱的历史是如此沉静、如此简朴、如此崇高的学问。……历史不知道党派，也不知道种族仇恨。它只寻求真，它只称颂美，而厌恶战争和贪婪。它不服务于事业，它没有祖国。它不教侵略，它不需要复仇。（[9]，p.48）

（二）预想观念：它相当于科学中的预设或假定。迪昂说过，在所有历史研究的开端，正像在所有实验研究的开端一样，“预想观念是必要的”，它常常启示历史学家做出一些幸运的发现。一旦心目中有了预想观念，就必须把它与文献比较。倘若我们的初始假定被否定，我们就必须考虑所有已知文本另作假定。如此反复不已，历史的真理将会逐渐变得明朗、变得清晰起来。（[9]，pp.42-43）
（三）编史框架：它既是历史研究的框架，也是历史著述的框架；—句话，是对科学史进行逻辑和理性重组的理论框架。拉卡托斯列举了四种“发现逻辑”或“科学方法论”——归纳主义、约定论、方法论的证伪主义、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它们起着“科学诚实性法典”和“编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的作用。因此，“科学史是由一些某种规范的方式经过选取并加以解释的事件组成的历史。”([18]，pp.142-167)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现成的框架，也可以针对不同的课题或语境建构新的框架。
（四）方法采用：它在科学史的理性重构中起重要作用。采用的方法不同，所选择的史料和所得出的结论或多或少也会有差异。科学史研究方法既能够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19]中借鉴，也有或应该有它自己的独特方法，而且还可以在研究过程中创造新方法——因为一切学术探索也是方法的探索。例如，皮尔逊表示，准确的初始条件对于答案的发现必不可少，要用分析和综合法进行理性历史的研究，类比法在历史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功效，他特别强调“化石”（如原始语言中保留的丰富的远古信息）法的神奇作用。[7]迪昂认为，演绎法不能用于历史。其原因在于，人及其问题太复杂、太困难了，以致不能用任何定义约束，由于他在太众多、太精细、太混乱的媒介中运动时无法测量；另一个理由在于，历史不受严格的决定论的支配，结论不能必然地从资料中推出。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p.45）
（五）史料取舍：近现代的科学史料往往浩如烟海，研究者不可能将其原封不动地统统塞入史学著作中。面对一大堆史料，他不得不根据他的历史信念、预想观念以及与所论问题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等等，作出取舍或增删。于是，合理性的价值判断与轻重权衡便须臾不可或缺。劳丹说得好：

问题不仅是哲学假定已经影响了历史著作，而是它们必须这样，因为历史（与科学一样）是毫无中性资料可言的，并且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个人对科学中什么重要这个问题先已具有的哲学概念的影响。[20]

（六）说明诠释：说明在这里意指对历史事实作出因果说明，诠释意谓基于史料、参照与境对历史事件提供解释，也就是追寻共时事件或历时事件的相关关系。历史有无规律？史学家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管怎样，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也许有迪昂所谓的“伟大观念”“在一大堆杂乱的事件之下穿越”（[15]，pp.377-378）——它通过各种历史事实和事件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透露出来。不用说，这里的因果关系决不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的和一义的因果律，更没有什么决定论。历史中因果关系是鲜见的，是错综复杂的：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因果互动、作用微弱而间接。在历史领域，人们发现的绝大多数关系是相关关系。为此，就需要诠释，历史的目标是诠释——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史学家的共识。萨顿正是这样看的：

科学史……并不只是对发现的描述。它的目标就是解释科学精神的发展，解释人类对真理反映的历史、真理被逐步发现的历史以及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发现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它不久会被更好的发现所取代。历史学家不应只是描述转瞬即逝的发现，而应在科学中发现那些永恒的内容。[21]

库恩对此也有敏锐的见解：“历史是一种诠释性的事业，一种启发理解力的事业，因而它不仅要表现事实，还要表现事实之间的联系。”[22]他认为，历史学家想要详细说明某一组定律和理论的发展，就会面临两个任务：第一，他必须发现并说明，这些往往十分奇特而且难以置信的旧原理怎么可能为理智的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持久的科学实践传统的基础；第二，历史学家还必须力求理解信念状况是怎样改变的，为什么会改变，这一组信念之所以被另一组所取代、研究前沿也随之转移的原因何在。[23]不仅如此，要使历史常新不衰，各个时代的人应该有、而且必须有不同的诠释，从而不断地揭示出历史的当代意义——难怪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拉卡托斯断言：“不带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8]，p.166）不管拉卡托斯所言是言过其实，还是有某种道理，我们的明智抉择无疑应该是：

必须在历史的客观性和个人的主观涉入之间，在科学规律的普遍性和历史事件的独特性之间，在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要知道，作为主体间可检验的客观性并不排斥人类的理性和个人的品味（taste）的涉入，而作为对特殊完形关注的独特性也不排除对某种弱化了的规律性模式的承认。问题在于，要谨防过分地偏执于某一极端。我们既摈弃“剪刀加糨糊”的编史学——杂乱堆积未加选择和鉴别的资料，也反对“鸽子笼的历史学”——或凭空臆想构造洋洋自得的概念框架，或故弄玄虚编织眼花缭乱的范畴之网。前一种编史学是怕费气力的偷懒，后一种编史学是自命不凡的装蒜。二者都是皮尔逊[24]所谓的“市场人”（man of the market-place）的自欺欺人的作俑，“研究人”（man of the study）对此类行为是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顾的。

怎样才能在实证维和理性维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呢？首先，我们决不能用伪造、虚构、篡改、歪曲的材料作为基石和涂料重构历史，这是对研究者的最起码的要求。其次，把“历史作为对历史的理性重建的检验”（[18]，p.167）。这个命题虽说与“观察渗透理论，理论基于观察”一样，在逻辑上带有恶性循环的意味，但是在实践中一般而言还是能够较好地把握。再次，“合理性必须是实际事件的合理性，而不是我们所想像的一些虚构事情的合理性。”“必须使自己严格忠实于历史——至少在处理实际情况和实际信念时是如此。”（[20]，pp.180-181）最后，实有必要指出，合理性本身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该概念也是不断发展的，要注意使它与时俱进，灵活地加以领悟和运用。除此而外，高尚的道德品质也是公正的历史研究和保持张力平衡的一个先决条件。迪昂尤其看重这一点：

在每一个科学领域，可是特别在历史领域，追求真理不仅仅需要理智能力，而且也要求道德品质、正直、诚实、摆脱一切偏好和激情。（[9]，p.43）

拉卡托斯曾经说过一句玩笑话：“科学史往往是其理性重建的漫画；理性重建往往是实际历史的漫画；一些科学史既是现实史也是它的理性重建的漫画。”（[18]，p.190）在这里，我们不想对拉卡托斯的看法妄加评论。我们只想强调，研究者应该审时度势，恰如其分地调整实证维和理性维之间的张力，尽可能地使上述漫画变成速写画、素描画、工笔画。不过，话说回来，即使作到这一切，至多也只是形似，往往难以企及神似。要达到惟妙惟肖的神似，即发掘出历史事件的深沉底蕴或历史人物的精神气质，就需要科学编史学的另一个维度——直觉维于是召之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