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变化的运动概念和质的物理学概念是进入亚里士多德文本的两个可能之点。第三个特点是已引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在无外界干预时，大部分质的变化是不对称的，尤其是在为自然现象提供模型的有机领域(橡子可以自然长成橡树，反之则不行)。一组特性、变化的一个终点代替代表物体的自然状态，物体力图达到这一自然状态，此后则一直保持自然状态。
汇拢在一起的这些特性构成所谓的物体的本质(essence)。不管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这些本质的特性使物体成为它现在的样子。尤其是，它们提供了物体自然发展的图式、物体力图桉其本性达到的目标，橡树成熟便实现了已存在于橡子内的本质。位置的变化也显示出本质。石头或其他重物力图实现的质是宇宙的中心位置，火的自然位置是宇宙的边缘，故石头下落而火上升。位置(position)或地点(place)也是一种质。下落石头的质像运动一样改变了：它的初始状态和最终状态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橡子和橡树、年轻人和成年人之间关系。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局部运动（local motion）是一种状态变化而不是牛顿意义上的状态，于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变得难以置信了，因为假若运动不是状态，那么使运动持续就始终需要力。
亚里士多德的若干孤立的、表面上任意的论题能够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得到一切支持的结构，这从真空或虚空(vacuum or void)概念可以明显看出。亚里士多德认为虚空是不可能的，其根本立场是该概念本身并非首尾一贯。如果位置是质，如果质不能与物质分开存在，那么必定在所有位置都有物质存在。这等于说，哪里没有物质，哪里便没有地点，于是空虚空间的概念变得术语自相矛盾，犹如方的圆概念一样。而且，虚空不可能的观点也与他的自然位置论、局部运动论和古代的地心说是和谐的。亚里士多德对物理世界的描述紧密结合起来而形成—个整体。
库恩通过某种程度上学去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考虑问题，从而读懂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恢复了过去的本来面目。在他列举的另外两个例证(伏特-现代电学，玻耳兹曼-普朗克)也是如此。库恩从中得出教训：第一，读一本原著有许多方式，拿现代最易于理解的方式用到过去，往往不合适。第二，原著的可塑性使各种读法都不一样，因为有一些比别的更合理、更为前后一贯。库恩得出结论说：过去的信念是通过语言学习重新获得的，或更确切地讲，是通过陈述这些信念的类术语词典(the lexicon of kind terms )恢复的。历史学家要成功地理解一种过时的原文，就要用一组不熟悉的方式运用一组熟悉的术语，并容许这些术语从它们所特有的现代词义中提供一部不同的分类学。
由于科学共同体的自然知识的基本部分体现在该共同体共同使用类术语的词典的结构中，这些类术语有些是下可翻译的 (intranslatable)，因而对原文不可能总是作到保真翻译(truth-preserving translation)。也就是说，在—种词典中为真的陈述，在另一种词典中则是不可说的(并非为假)。因此，要描绘过去，所需要的不是译文，而是语言学习，因为后来的词典无法提供能代替先前词典中的词或短语。为了获得亚里士多德词典中的专门词汇，就必须了解有关这个世界中的事物。为了用静电学专门术语描述伏打蓄电池，就要使蓄电池类似于莱顿瓶，使电源限于金属界面并专门指定电流方向。为了用普朗克曾经使用的过的术语谐振器和基元，就必须把黑体辐射描述为像声学辐射，把能元ε描述为连续体的再分部分，而不是描述为分开的能量原子。
词典结构的差异限制了保真翻译的可能性。当翻译失败时，存在着另外的求助对象。这样的求助对象不许可使用“真”和“假”这样的术语。它们的作用局限于在世界之间作选择的进化中，共同体的词典结构接近于这些世界。事实上，一种言语共同体的说者总能够找到一个桥头堡，从而在科学革命引起的词典变革后留下的裂痕之间架起桥梁，进入到另一言语共同体中，这个桥头堡就是一种词类的某些分类范畴能被另一种词典的分类范畴所覆盖，这一足够的覆盖是获得第二种词典的前提，需要的只是成员资格的覆盖而不是等价。词典的获得仅仅需要在足够的地方找到覆盖，以得到学习过程的起点。自然类术语(natural kind terms)是可投射的，从而可以成为媒介物。这也即是使过去具体比的过程。库恩正是以上述“三部曲”理解科学的过去的，他把这视为科学史研究的基本步骤和基本方法。
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
在库恩看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是两门既有根本差异、又有密切联系的学科。二者的基本特征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目标不同。大多数历史研究的最后成品是对过去特殊事件的一种叙述、一部传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已发生事件的描述(哲学家和科学家常说：一种单纯的描述。库恩认为要描述成功少不了结构)。另一方面，哲学家的目标主要是明确的概括和范围广泛的概括。他不是说故事的，不管说的是真是假。他的目标是找出在一切时间地点都是真的东西，并加以陈述，而不是了解特定时间地点所发生的事件。库恩提到，在他的讨论班中，哲学家的首要工作是，先抽出一种哲学观点的主要成分来，再加以批判和发展。历史学家只是以曾经指导的研究对象的方式，关心那些一般能够存在的东西。他们首先是要发现：每个人曾想些什么，怎么想到的，这些想法绐他自己、同时代人和继承者带来什么后果。两个集团都以为自己是在力图抓住过去哲学观点的基本论点，但怎样完成这一任务却受到各自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制约，结果也往往随之不同。库恩进而指出，说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具有不同的目标，就表明谁也不能同时进行这两种研究。但仍然可以交替进行，可以经常研究历史课题，而间或进攻哲学问题。但重要的是必须明确，每一次变换都要自己扳扳手，以放弃一门学科而转向另一门不完全相容的学科。对学生同时进行两种训练，就要冒一事无成的风险。要成为一个哲学家，首先要对于评价问题和解题技巧获得一种特殊的精神定向，但两种学习的结果完全不同。
第二，阅读方式和记叙方式不同。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尽管面对同样的资料或符号，但是如何处理它们，却因所受训练(也可以说是规划安排)的不同而不同。这两个集团各自关心、记录的原著内容范围，像经过不同加工的证据一样，同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历史学家涉及的范围总是更广泛，他们重构(reconstruction)的重要部分可能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作者引用了一种为了所谓“辅导读者”而设计的隐喻(metaphor)。或者说，历史学家如何看到原著中有这么显著的错误和矛盾，就会花时间去解释这位大人物怎么会有这样的失足。哲学家受训练是为了建立论据，不是为了重构历史思想，隐喻或错误都是无关的，也不大会有人注意。哲学家关心的是明显的哲学概括以及为捍卫这种概括而可能引出的证据，他们为此而进行敏锐、精巧而执着的探索，这在历史学家里面是罕见的。结果，他们所提出的论文往往精练紧凑，远远超出历史学家的文章。后者尽管分析笨拙，却往往更接近再现历史人物思想中的主要观念。因此，在科学家和科学史家看来，哲学家根据资料所进行的重构不是科学。问题不在于哲学家对理论的说明太抽象，太一般，太缺少细节。无论是历史学家或科学家都可以说，他们也舍弃了同哲学家一样多的细节，他们也同哲学家一样关心本质问题，从事于合理重构。但困难在于怎样辨别本质问题。关心哲学的历史学家总觉得，科学哲学家往往错误地挑选出少数因素作为全部，然后迫使这些因素发挥原则上不宜发挥、实践上也肯定实现不了的作用，不管把这里的实践说得多么抽象。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尽管都寻求本质，但寻求的结果却截然下同。
库恩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和切身体会，真实地说明了写作物理学文章、历史文章以及哲学文章过程之不同。开始写物理文章时，研究已告结束，笔记一般已包含了所需要的一切。余下的工作只是挑选、凝炼并翻译成清楚的语言文字，通常只有最后一点会有些困难，一般也不会太严重。准备历史文章也要在写作之前作大量研究。先得找到并查阅所需书籍、文献和其他记录；还得作笔记，整理了还要整理。穷年累月消磨在这种工作之中。而这个工作的结束又不像科学研究那样，也是创造过程的结束。并不是单单把凝缩的笔记加以挑选，串到一起，就可以构成一篇历史叙述。单靠年表和叙述的结构，历史学家一般也可以根据笔记和提纲安然写一阵子，但是他几乎总是会碰到一些难点，他写不下去了，研究走入死胡同。过了几小时、几天或几周以后，他才明白为什么搞不下去，尽管提纲已指明下一步应干什么，笔记也为此提供了一切必要的资料，但是他找不到从这一部分过渡到下一部分的好办法。必要的联系结构在前一部分叙述中被略去了，因为那里不需要这种结构。于是历史学家又得退回去，有时要退到原来的文献中，重新作笔记，改写文章的某些重要段落，以便与下一部分要说的东西联系起来。一直到写完最后一页，他才能完全肯定不需要重来一遍，更不需要再从头开始了。这里所说的最后一点也适用于准备哲学论文，而且退回去的时候还要多得多，伴随的挫折也严重得多。明显差别在于，二者写作之前的准备过程则全然不同。除哲学史外，哲学中根本没有一个像历史学家那样的准备工作时期。从问题和解题线索开始，都会经常受到其他哲学家的批评。有人会为之不安，等待一个感到可立即写出来的时刻。但是常常证明这种感觉并不对，不安的过程又重新开始，直到论文最后诞生为止。哲学家的研究准备工作表现在，他们总是审慎而巧妙地批评彼此的和前人的工作，他们的许多讨论和论著是苏格拉底式的：把各种通过相互批评和分析而形成的观点并列起来。有的批评家说，哲学家靠彼此的污垢为生，这虽说容易引起反感，但的确是抓住了哲学的某些要害，即通过分析对比过去的观点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在科学和科学史等其他领域中，批评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科学家有时也彼此矫正一点对方的工作，但是谁要使自己终生从事于零敲碎打的批评，他就要被赶出这一行业。历史学家有时也作一些改正，偶而也骂骂为他们所鄙视的对立学派的历史态度，但这里很少审慎的分析，也不大听说有谁真想抓住其他学派所创造的新见解。个别历史学家也可以受到前人或同事的工作的重大影响，但他还是从第一手材料中、从他自己研究的资料中写出自己的著作，在这一点上他更像物理学家，不像哲学家。
但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毕竟是两门联系密切、相互促进的学科。库恩注意到了这一点，他通过自己的专业转行发现，科学一经接触历史材料似乎就成了一种特殊的事业，既下同于科学教学中所暗示的，也不同于对科学的方法的标准哲学说明中所明说的。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超出了只给现成观点提供事例的传统作用。就是说，它对于提出问题、启发洞察力可能特别重要。科学史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在哲学家可用以进一步了解科学的几种可能方法之中，历史提供了一种最实际、最有效方法。
反过来，科学史家也离不开哲学。哲学像科学知识一样，是他们的基本工具。直到1 7世纪末科学还大部分是哲学。这些学科分化以后仍然继续相互作用，也往往带来重大成果。一个人如不能掌握他所研究时期和领域中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主要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下可能的。虽说科学家并不都是哲学家，但总要同思想打交道，思想分析历来属于哲学的职权范围。下过，库恩怀疑科学史家可以通过深入哲学领域的专门文献(如英语世界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这一科学哲学运动)获益，因为它与历史学家并不相干。
库恩在论证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时，对这两门学科作了一些极其必要的限制。他所说的科学史指的是内史，即这个领域中有关科学概念、方法、技术进化的核心部分，而不是指科学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科学教育、体制以及道义支持和财政支持的演变模式(这属于科学外史)。库恩所讲的科学哲学，既不是逐渐融入应用逻辑的那一部分，也不是、至少不能肯定是论述某种流行理论含义的部分，这种理论专以解决诸如因果性或时空等长期存在的哲学问题为目的。他指的是关于一般科学的东西的主要内容，例如科学理论的结构、理论实体的地位或者使科学家得以创造出可靠知识的条件等问题。正是科学哲学的这一部分，而且很可能仅仅是这一部分，才必须涉及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的历史。而且，库恩注意到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关系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对称的，尤其是这两门学科毕竟在目标、方法以及结果上差异甚大，因此把二者等同起来或同时进行研究，就会发生真正的危险。他既强调，只有哲学家转到历史方面或历史学家转到哲学方面，才会由于追加的研究而产生意义重大的结合。同时，他也主张，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仍然保持为两门分开的学科，现在需要的似乎不是二者的结合，而是二者之间活跃的对话。
参 考 文 献
[1] T. S.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2] T. S. 库恩：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3] T. S. 库恩：科学革命是什么?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9年第1、2期。
[4] T. S. Kuhn，The Presence of Past Science, The Sherman Memorial Lectures, 1987. （打印稿）
[5]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编：《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出版，1989年。
[6] W. F. 拜纳姆等合编：《科学史词典》，宋子良等泽，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