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库恩 科学史 科学史观
一、科学史的沿革和涵义
库恩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68年)撰写的条目“科学的历史”中指出，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至今仍然是正在从漫长的和多变的史前阶段浮现出来的领域。从1950年起，最初也只是在美国，这个学科中的大多数最年轻的专业人员，才开始把这个领域作为职业性学术专业而受到教育，或者才开始把它作为全时性学术职业。他们的先辈人大都是历史学家，研究科学史只是业余爱好。因此，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念主要来自其他领域。
由此可见，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比较年轻的。但是，它的历史沿革却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乃至古典的古代。由此一直到近代，撰写科学发展史的大多数作者是职业科学家，而且往往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历史常常是他们从事教学的副产品。除了科学史所固有的感染力外，他们发现这是说明科学专业概念的途径和确立传统的手段，也是吸引学生的一种方法。库恩认为，这是编史学(historiography，其一意指历史著作，尤指立足于批判性地审查原始资料、从权威的材料中选择可列举的项目，并把这些综合到将接受批判方法的检验的叙述中去的历史著作，或指历史著作的原则、理论和沿革；其二意指历史著作的成品，即历史的本文)的第一个主要传统。编史学的第二个主要传统是，编史目的具有更为明确的哲学性。早在1 7世纪，弗兰西斯•培根就把发现人类理性本质和作用视为学习历史的目的。此后，孔多塞(M. J. Condorcet)和孔德试图把真正理性的标准化描述，建立在对西方科学思想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惠威尔、马赫、迪昂等人的著作中，对哲学的关心就成了科学史中创造性活动的主要动机。
库恩不满意以往科学历史研究中的辉格史学倾向。所谓“辉格史学”(Whig history)，本义是指以英国辉格党(大约1860年以后称为自由党)的观点解释历史。辉格史学家将自己的信仰、实践和制度看作前人信仰、实践和制度的目标，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再现历史进步的征程，重点则集中在那些为现在预先作准备的过去的发展。巴特菲尔德在《辉格史观》(1931年)一书中给辉格史学下了一个更为一般的定义：“许多历史学家站在新教和辉格党人一边进行著作的一种倾向，目的在于赞扬已经胜利的革命，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便写出的历史即便不是对现在的赞颂，起码也是认可。”这种辉格史学的主要失误在于，全力注意表面上是现代的观念和运动，而不管它们在其所处时代的重要性，同时对一切相反的潮流拒绝作历史的理解。辉格史学家使现在成为过去争执的绝对裁判，成为选择各阶段历史重要性的唯一标准。辉格科学史像辉格政治史一样，以其粗糙的形式退化为一部英雄（即推进了与科学知识的现状相一致的那些观念的人）与恶魔斗争的故事。库恩揭示出，古老科学史的目标，是通过展示当代科学方法或概念的进化而澄清和加深理解。历史学家只注意描述构成他那个时代主题和推断方法的各种因素的形成过程，而很少考虑被现代科学视为错误或不相干而搁置一旁的观察、定律和理论，除非它们提供一种方法论教训，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长期没有成果。同样的选择原则也支配着科学外部因素的探讨。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和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家仍然承袭了辉格史观的衣钵，继续把科学史看作是智力的机械性进军，是自然奥秘向巧妙展开的可靠方法的接连投降。只是在本世纪，科学史家才逐渐明白，他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在事后所规定的专业中聚集正面成就的大事年表。于是，极端的辉格研究法便从科学史中迅速消失了，但辉格标准仍在科学史家选择研究课题时广泛采用。
在库恩看来，极端辉格史的消失以及现代科学编史学的形成有四个因素。其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19世纪末开始的哲学史的影响。诚如伯特兰•罗素后来简要说明的：“研究某一个哲学家的态度，既不是顶礼膜拜，也不是嗤之以鼻，首先需要一种假想的同意，直到有可能了解他的理论想要人们相信什么为止。”对过去哲学家的这种态度，已从哲学史扩展到科学史领域。其二是，迪昂对近代科学起源的探索提示出，只有用中世纪科学自己的语言探索中世纪科学，视为“新科学”由此产生的基础，才能理解17世纪科学的主要内容。其三是人们一直坚持认为，科学发展史的研究者把实证知识看作是整体，用科学通史代替专科史。这种尝试使人们决定性地看到，不可能把体现在当代科学课程中的知识分化都归功于过去。其四是另一种影响开始在现代科学史研究工作形成过程中发生作用。结果，与科学发展中的非精神因素、特别是制度和社会经济因素作用的联系日益密切，这部分地来自通史，部分地来自德国的社会学，部分地来自马克思主义编史学。
库恩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把科学实体作为为知识来考虑，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亦即内史研究，这仍然是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虑，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亦即外史研究，它是内史的最新对立面。库恩指出，内部编史学的新准则是，在可能的范围内，科学史家应该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他的科学要从他所研究时期教科书和刊物中学来，熟悉它们当时所显示的固有传统。同时，他也应当像变革当时的传统的科学革新家那样考虑问题。当看到科学家由于意料不到的结果而出名时，他就应当追问：科学家研究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怎样成为他的问题的。认识到一项历史发现很少就是后来教科书归于发现者的那一项时，他就应当追问：科学家认为自己发现了什么，他认为这一发现的基础又是什么。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科学史家应当特别注意科学家的明显错误，因为这些错误揭示了更多的实际思想，而不只是揭示了科学家所记录的结果或现代科学仍然保留的论证过程。
外史试图把科学放在一种文化关系中，以加深对科学发展及其影响的了解，它采取了三种特有的形式：最古老的是研究科学建制；思想史家常常考虑科学对于西方思想各方面的影响；对建制和思想的关心，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产生了对某一地理区域的科学的研究，它可以加深人们对科学的杜会作用和背景的理解。看来，库恩的“两分法”是从科学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角度来划分的，而不是按研究方法划分的，尽管他分别称其为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倒是爱因斯坦的“两分法”——内部的或直觉的历史，外部的或有文献证明的历史——才是依研究方法划分的，二者分别采用的是直觉方法和考证方法。后者比较客观；但前者比较有趣，非常富有启发性，尽管它充满危险。
关于对历史涵义的理解，库恩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历史并非只是收集和证实过去的事实，然后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它也是一种解释性事业，一种启发理解力的事业，因为它下仅要表现事实，还要表现事实之间的联系。即便是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描述，要描述得成功，还要靠精确性，还要靠结构。历史叙述必须使所描述的事件看起来合理，也易于理解，而且几乎毋需明确的概括就可以起到解释作用。遗憾的是，历史学家并没有对事实之间的联系即结构的本质给以比较合理的说明，而哲学家则以所谓的“覆盖律(covering law)模型”填补由此产生的空缺。所谓覆盖律，是指历史叙述的事件总是受历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掌握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支配，就这一点而论，历史叙述是解释性的。在给定叙述的初始条件、边界条件及对覆盖律的认识后，就能预测这一叙述中某些核心部分的未来进程。如果只能大体预测或根本不能预测，叙述至多只能提供“解释纲要”或一点也不能提供解释。库恩认为，这种来自自然科学的覆盖律模型解释理沦完全不适用于历史。可能有一些社会行为规律可用于历史，但这首先是社会科学的事，而且现在除经济学以外还很少考虑。历史叙述的合理性，当然不取决于少数散乱可疑的规律(如“饥民易于走上暴乱”，“官逼民反”等)。充溢历史叙述篇章中的事实，基本上是为事实而事实；即使少数事实可由定律联系起来，也会变得索然无味。库恩强调指出，他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根本无法获致规律和概括，更不是说他们对已有的也不加以利用。但是，规律无论给历史叙述增添多少内容，它对历史的解释力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历史的解释是由历史学家所提出的事实以及他排列事实的方式造成的结果。因此库恩得出结论说，历史学家的武库中并没有一种颈见未来的能力。他既非社会学家，亦非先知。他的研究工作与孩子看拼板图并没有什么两样，只下过他的盒子里多了一些额外的拼板。他的任务是从中选出一组可以加以排列的元素，从而构成一种合理的叙述，其中包含可识别的动机和行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同孩子玩游戏一样，也要遵守不可违反的规则。在拼版画或历史叙述中间可能毫无空隙，也可能没有任何不连贯。历史学家有些附加规则不能用到孩子身上，例如任何叙述都不能违背历史学家所故意略去的事实。而且，传奇必须符合历史学家已知的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但这样的规律则只能限制而下能决定孩子或历史学家的工作结果。由此可见，库恩把历史看作一种解释性的事业，这种解释并不是由覆盖律决定的预见，而在于叙述的结构之中，即对事实的选择和排列，这种作法犹如玩拼板游戏。这一看法与爱因斯坦和维特根斯坦把科学研究活动视为概念和符号的游戏(“语言游戏”)实有相通之处，其中深蕴着某种只有研究者本人才能体会出的奥妙。
二、历史学家的任务和方法
在库恩看来，科学是—种历史性的、人文性的、连续性的和整体性的事业。因此，历史学家想要详细说明一组定律和理论的发展，就会面临两个任务。第一，他必须发现并说明，那些往往十分奇特而且简直难以置信的旧原理怎么可能为理智的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持久的科学实践传统的基础。第二，历史学家还必须力求理解信念状况是怎样改变的，为什么会改变，这一组信念之所以为另外一组所取代、研究前沿也随之转移的原因何在。库恩就这样在“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的文稿中，把恢复一种过时的科学传统的整体性作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在1987年的“希尔曼纪念讲座”中，他提出科学史研究的“三部曲”一—恢复过去(regaining the past )、描绘过去(portraying the past)和使过去具体化（embodying the past）一—其中第一步便是“恢复过去”。
库恩指出，历史学家在叙述能够开始之前，必然面临着一个较早的任务，他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生恢复过去，并以此建立他们的叙述，即他们必须重建较早的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s，即是“尚未被经验证实的知识”或“值得作为真实的东西而接受的知识”)的本体和它诉诸的性质。在工作的这一阶段，他们必须像人种史研究者力图理解和描绘异己文化成员的显然不相容的行为一样。历史学家必须向他们的听众表明人们当时相信什么，他们不可以草率从事，仅仅引用一下前人说过的话，文字引用往往产生胡言乱语。历史学家必须按人种学家的方式研究比较古老的观念，该方式的目的在于向坚持它们的人解释那些观念的一致性和似乎有理性。只有当人们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古老的观念时，只有当人们理解了什么似乎是坚持它们的证据时，人们才能够希望去叙述、分析或估价它被放弃和代替的过程。库恩更为具体地说明，阅读古老年代的科学著作，历史学家总是遇到一些通常讲下通的段落。困难并不在于其中包含一些显然错误的叙述，这是预料得到的。然而这些陈述如此不讲道理，又缺少启发性，令人难以想像一个写过堪称理性和才智的典范著作的人怎么会写出这种东西来。而对这样一些段落，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说明怎样才能理解，怎样才讲得通。一般说来，迈向这一目标的基本步骤是，为读者找出并教给他们久已废弃的某些词的使用方式，这种方式正是那些段落之所以讲不通的原因之所在。
要对过时的著作恢复过时的读法，库恩强调的实际上是运用释义学(hermeneutics)方法和人种学(ethnology)方法。释义学来自希腊文动词hermeneuein，本意是指弄清某事，公布或揭示一个启示。释义学最早出自对古希腊启蒙时代荷马与其他诗人的诠释，后被用来作为诠释书面经文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是根据《圣经》和宗教经典评注的学识来对经文作出解释。此后，这种方法被日益广泛地应用到其他领域。释义学的认识方法类似于理解(Verstehen这一德语词已用来表示依赖丰富的想像力去透彻了解宗教上的经文和其他历史上的原来著作。“理解”并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它也是社会或人类科学资料呈现绐我们的一种方式)的方法，而与通常假定的适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对立。对于前者，认识是通过“深入到对象客体之中”而得到的；对于后者，认识是通过把对象归入到某一组更普遍的法则的操作得到的(这使我们想到库恩反对在历史研究中使用覆盖律模型)。人种学方法是指人种学家深入实地调查所运用的一种方法。他们通常在调查地区居住很长时间，学习当地的语言或方言，而且尽最大的可能投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但同时还要保持一个观察者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这种方法叫怍“参与观察法”，要想了解一种异己文化，这种方法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库恩多次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谈到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过程。1947年夏他当研究生时，为非科学家准备力学发展的课程，他用牛顿力学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他希望回答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知道多少力学?他给人们留下多少东西?库恩发现，亚里士多德根本不了解力学，不仅对力学无知，而且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物理学家。尤其是关于运动，他的著作似乎充满了惊人的错误——逻辑的和观察的错误。库恩感到自己的结论是靠不住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毕竟是备受称赞的古典逻辑的编纂者，也是非同寻常的敏悦的博物学观察者。但是，当转向运动和力学研究，为什么就一败涂地了呢?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后的许多世纪为什么还被认真采纳呢?库恩读得愈多，就愈感到困惑。亚里士多德当然会犯错误，但怎么会错得那么显眼呢?也许他使用的术语对他和他的同代人的意义与对我和我的同代人不完全一样，也许失败的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我。库恩这样寻思着，他生动地描绘了自己当时顿悟的情景：我坐在书桌旁，桌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在我面前打开着，我手里握着四色铅笔，一边思索，一边心不在焉地凝视着房间的窗户一一这是我能记起的一个视觉意象。突然，那些片断在我的脑海里以新的方式分门别类，它们都各得其所。我目瞪口呆：亚里士多德立即似乎是一位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但却是我从未有可能想到过的那一类物理学家。我能够看到，他为什么说他所说的东西，他为什么相信他所相信的东西。
库恩发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运动(motion)包括生长(橡子长大成橡树)、强度变化(铁棒加热)和许多性质变化(从生病到健康)，牛顿力学中的位置变化只是亚里士多德运动的若干亚范畴之一。当然，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列，各种亚范畴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类似的，但是与运动的识别和分析有关的一组特征却是相似的，它们形成一个自然家族。其共同特征在于：运动的原因、运动的对象、运动发生的时间间隔、运动的两个端点(起点和终点)。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运动一般指的是变化，但恰恰不是物体位置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