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苏联科学的组织和规划
贝尔纳把苏联科学的组织和规划想象得过于和谐和完美了。他认为苏联科学能够一方面"获得科 学的最有收获的内在生长"[1]，另一方面"获得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全面利用上的最大助力"（[1]， P401）。科学发展与社会需要能够在国家对科学的组织中同时完成。对于这个组织过程，贝尔纳是这样 描述的：
在问题与解决办法之间存在有来有往的交流渠道。由工厂实验室以精确方式提出的工业上的 问题，交给了技术研究所。凡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现有技术知识范围之内的，便在那里予以解决。如果事实证明人们对大自然的机制缺乏某种较为基本的理解，便把问题提交给科学院处理。这样工业就可以向科学界提出新的和根源性的问题。同时，大学或科学院有了任何基本发现，也立即把这种发现转告工业实验室，使一切有用的发现尽快用于实践。[2]
笔者以为，即使贝尔纳的上述描述不是完全出于臆想，单从理论上讲也过于理想了。首先，工厂 实验室未必能够以"精确方式"提出工业上的问题。事实上，明确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很多情况下解 决问题的关键就在明确问题这一步。因为它不但需要敏锐的实际洞察力，还需要高度的理论抽象力， 只有这样才能把错综复杂的实际问题简化成单纯的技术问题来处理。这通常需要各方面的人员相互协 作才能够做到，单纯依靠工厂实验室是很难完成这一步的。其次，技术研究人员未必清楚什么时候应 该转向理论科学人员求助。这一点在科学史上不乏其例。例如，晶体管的发明者之一凯利（J·Kelly） 当时虽然看到了电子管的明显缺陷，但由于他是电子管专家，清楚地知道电子管取代半导体检波器这个历史事实，因此他很难再把眼光转向半导体。他认为在现有理论范围内可以解决这个技术难题，结 果耗费了相当长时间仍无结果，直到固体物理学肖克莱（W·Shockley）建议他再次考虑半导体作为新的元件材料，凯利才意识到是理论上的困难阻碍了他。由此可见，单纯的技术人员很难认识到问题 究竟出在技术上还是理论上，因而很难决定应该何时转向理论人员求助。最后，科学院或大学有了基 本发现后即使告诉了工业实验室，也很难使其快速应用于实践。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工业实验室 是否知道这些基本发现，科学上的发现一旦做出通常会向全世界公开，所以工业实验室知道这些发现 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一项理论科学发现最后变成实际社会应用通常是很偶然的。不用说科学发现，即 使是技术发明有时甚至连发明者本人也不知道它究竟有何用处。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然而， 令人尴尬的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新玩意能干什么。只是到第二年，爱迪生才发表一篇文章，细 致说明有10种途径可以证明这项发明对大众有用。在他列举的10项用途中，复制音乐被列在第四位。 爱迪生认为这只是一个小用途。然而，这个被他轻视的小用途日后竟成为留声机的主要用途，而他开 始列举的哪几项全都没有派上用场，这无论如何是爱迪生始料不及的。[3]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发现 和发明用于实践的快慢并不取决于社会知道它的早晚，发明和发现的实际应用也并不一定朝着发明和 发现者指明的方向前进。单纯通过增强科学与工业间的交流来加快科学技术应用于实践的过程只是贝 尔纳一厢情愿的设想。
从实际上看，苏联科学组织的运行状况也不像贝尔纳描述的那样和谐。在贝尔纳看来，苏联科学 院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地方，但理论研究的动力和方向则由政府和工业部门提供。科学院的选题都是依 照实际需要事先计划好的，只要按部就班地执行就可以了。并且贝尔纳认为"苏联的科学计划不是做 好给科学家们的，而是由科学家们做出来的。"（[1]，P703）这样，科学家就是主动而不是被迫执行计 划，因而与政府之间就不存在摩擦和冲突。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从一开始，苏联科学家、特别是科 学院里的科学家，对计划科学（通常也意味着实用科学）这一观念就是根本反对的。他们公开反对新 政府制定的科学政策，尤其毫不妥协地抵制官方对应用科学的强调。苏联著名微生物学家奥麦利安斯 基（V·L·Omel'ianskii）引用季米里阿泽夫（K·A·Timiriazev）的话说：科学的发展依靠的"不是 外部实际需要引起的压力，而是内部的事实规律"，……一切使科学服从于外部需要的行为都必将限制 创造性研究的领域和自由。[4]他公开强调：
科学并不产生于实用的实验室，不论其设备是多么精良，……它产生于平静的科学实验室，产生于对绝对真理的不懈的和无私的追求，产生于对那种笛卡儿认为高于一切其他真理的"美的真理"的追求。在这里，永恒的价值被创造出来，可能性完全变为现实，那些改变整个世界和人类生活每个领域的思想也由此诞生。（[4]，P117）
1933年，著名生物学家巴甫洛夫（I·Pavlov）带头反对计划科学，他直截了当地说：要是自己遵从计 划的话，很多领先的非计划和不能预见的实验研究就会因此丧失（[4]，P135）。另一位有代表性的院 士引述门捷列夫的忠告说：只有为了科学的内在意义和'绝对纯粹'追求的真理才能成为实用知识的 真正来源（[4]，P95）。直到1936年，著名物理学家朗道仍然没有放弃纯粹科学的立场，他断言：强 迫科学家解决技术问题，就是赶鸭子上架。苏联物理学家的首要责任是提高他们各自的学科水平。真 正紧要的问题是国家缺少精通各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物理学家。只有当他们坚持做自己的事--提高他 们的科学理论和实验基础，物理学家才能对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起更大的作用（[4]，P138）。科学家 与政府的这种对抗，其旷日持久的程度从代表政府立场的沃尔根院士在1933年的一次的讲话即可见一 斑，他说：
除了某些早已在科学院工作的同志以外，许多同志也许都不能想象，为了把科学工作的计划这个简单的思想运用到科学院中来，曾经要求我们进行了怎么样的斗争，作了多少努力，进行了多少谈话，科学院的共产党员和靠近它们的非党人士在这件事情中付出了多少劳动。[5]
总之，科学的组织和规划在苏联进行得并不一帆风顺。它不但没有贝尔纳设想的那样和谐完美， 反而时时处于矛盾和冲突状态之中。
2． 苏联科学研究的特色及成因
关于苏联科学的研究特色，贝尔纳指出了三点：一是各个学科发展的不均衡性。二是在质量上的 独创性。三是没有足够严格的鉴别力。这三点可以说切中肯綮。遗憾的是，在分析第二点产生的原因 上，贝尔纳又误入了歧途。贝尔纳说：
这一点可以直接归因于结合经验来选题的新倾向。苏联科学可以从普通经验中找出科学过去所没有接触过的问题来加以说明。而科学过去所以没有能接触到这些方面并不是因为这些方面困难或暧昧不清，而是因为这些方面不在常规科学传统范围以内。
（[2]，P329-330）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苏联的杰出科学研究并不离实际经验更近。其所以具有独创性，主要 是因为苏联当时并不处在科学中心，因而在许多科学问题上没有先入之见，能够大胆怀疑和创新，从 而一举做出令西方瞩目的成就。苏联第一项诺贝尔物理学奖成就"切连科夫效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
20世纪30年代初，当切连科夫还是莫斯科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时，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瓦维洛夫（S·Vavilov）曾要切连科夫研究：当镭源放出的辐射穿过不同的晶体或液体时，会发生什么现象？在这之前多年，已经有人对此做过研究，并注意到，当γ射线射进晶体或流体中时，会出现一种微弱的蓝光。他们不仅做了些实验，而且还做过报道，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法国放射学家马利特（L·Mallet）在1926-1929年间的研究。但他们都不过把这种微弱的蓝光 误认为是一种当时早已为大家熟悉的荧光现象。切连科夫却不然，他怀疑这种蓝光并非荧光，在导师瓦维洛夫的建议下对它作了认真的观察和研究，最后终于发现了新的物理规律。[6]
不难看出，这里的研究既与实际经验无关，也与科学经验（有经验的西方科学家肯定不会再研究这样 的陈旧课题）无关。这项研究不但不是贝尔纳所说的"科学过去没有接触过的问题"，反而恰恰是科学 早已接触过的问题。"切连科夫效应"的独创性只能用苏联科学场域的非中心性因而对现有理论更具怀 疑和批判精神来解释。[7]
无独有偶，由谢苗诺夫创立的，苏联另一项诺贝尔奖成就"支链反应理论"也是在西方科学权威 的不以为然下诞生的：
谢苗诺夫的一位研究生瓦尔塔，在哈里顿指导下做磷蒸气在氧气中氧化的实验时，发现当氧的压力低于某一最低值时，测不出磷与氧反应的痕迹；当氧气压力高于某一界限时，磁蒸汽明显 地发生从测不出痕迹到闪燃反应的激烈转变，而且当氧气压力由于消耗而降到这个界限或稍低于这个界限时，反应则立即停止。哈里顿和瓦尔塔的这一研究结果在德国《物理杂志》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当时化学动力学领域中的学术权成M·博登斯坦（Bodenstein）的尖锐批评。他怀疑实验的准确性，并断言反应界限是难以置信的，认为这与平衡的科学原理相矛盾。权威的这种看法，使同事们对实验的正确性也产生了怀疑，于是谢苗诺夫决定亲自做实验来解决这个学术上有争议 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不仅可以重复反应界限的实验，而且，采用其他方法也可以重复哈里顿和瓦尔塔所发现的用惰性气体稀释氧气时，氧气压力界限降低的事实。……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谢茄诺夫经过认真分析和思索，用博登斯坦-能斯特（Bodenstein-Nernst）链锁反应的概念作为 解释的基础，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链可以支化的概念……。[8]
众所周知，当实验结果与现有理论相矛盾时通常有两种态度：要么怀疑实验的可靠性，要么怀疑理论 的正确性。但如果该理论已被科学共同体广泛接受，那么受怀疑的对象通常就是实验而不是理论。而当时的苏联科学家尚处在科学共同体的外围，因此更倾向于怀疑理论，这就是谢苗诺夫能在理论上做出重大突破的原因。其实，苏联科学的"独创性"和"没有鉴别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分别是苏联远离科学中 心所产生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苏联科学。当然，苏联科学的独创性还有其它来源，如环境逼迫。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考拙文"'科热伏尼科夫佯谬'的内容、解释和意义"。
3． 苏联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诚如贝尔纳所言："外国观察家对苏联科学所最不理解的一个方面是它和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 义的关系。"（[2]，P330-331）不幸，贝尔纳本人也是其中之一。贝尔纳认为：
苏联科学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就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哲学理论。这一直是一个充满生气的、而且有时几乎还是很激烈的过程。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老科学家当然是不理解新观念的，而且甚至对新观念抱敌视态度，而青年科学家则缺乏充分的科学知识来有力地说明自己的论点。（[2]， P331-332）
诚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苏联这样紧密。然而， 造成这种紧密关系的并不是苏联的科学家，而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和维护者（他们通常以哲学家 的面目出现）。由于这一失误，贝尔纳进一步误解了科学与哲学之间冲突的主体、性质和原因。贝尔纳 认为冲突是在科学家之间进行的。而实际上，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这是贝尔纳对苏联科学能够观 察到的主要年代），恰恰是哲学家之间爆发了激烈争论：他们分成两个阵营--机械论者和辩证论者， 各自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正在发生的物理学革命，相互指责对方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义。1926 年，这场激烈的争论甚至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辩证论者指责机械论者违背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理论，如抛弃列宁的"矛盾统一"论而信奉"机械因果论"；反对将列宁的"反映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基础；认为"物质"是科学概念而不是哲学概念等等。在争论最厉害的1928年，辩证论者谩骂其对 手的哲学自相矛盾、毫无根据、夸夸其谈和玩弄伪科学伎俩。其主要代表德波林（A·M·Deborin） 给机械论者贴上"自称的弗洛伊德分子、前马赫主义者、经验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混合物"的标签。 另一方面，机械论者则指责辩证论者不忠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创建；以教条的态度对待黑格尔 哲学的唯心主义基础；无批判无选择地接受现代物理学的革命理论；……如此等等。在是否应该将研 究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作为共产主义学院的首要任务上也发生了分歧。一派认为应该使辩证唯物主义 成为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另一派则认为这不是主要工作，研究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动力才是首要的， 如此争论不休。相反，大部分科学家则在这场争论中或者缄默不言，或者保持中立。（[4]，P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