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明显冲突呢？
在我们看来，两者并没有不可通约式的对立：（１）他们都承认技术与制度间的相互作用，只不过强调的主次有别；（２）技术决定论强调制度滞后，正因为如此，制度“瓶颈”的打破将为技术发展提供机会；制度决定论强调制度前提，而制度分析表明，制度创新是对获利机会的应答，而获利机会却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技术变革带来的。
正如诺思所言，知识和技术确立了制度创新的上限，而进一步的制度创新确乎需要知识、技术的增长；反之，似乎可以说，制度则确立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上限，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创新总有一天要被遏止、正是制度变迁在此时成为技术进步的前提。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在社会的剧烈转型期，制度创新比起技术创新来就是决定性因素；反之，在社会的相对稳定期，技术创新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矛盾主要方面。
更一般地说，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的关系，其实质是人—人关系与人—自然关系这两种关系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制度是社会组织作为一种自我控制系统的控制规则，那么这个系统只能在更大的系统即人类—自然系统中存在，并以后者为其实现进化的必备条件之一；技术虽然是人类—自然系统的控制规则，但人类需要和应用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社会系统存在和进化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供给，所以它对社会系统而言的本质作用，与其说是实施控制，不如说是取得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和技术分属人类行动的两个层面，只是通过人类需要这一中介，两者才发生密切的关联。打个比方，任何一个具有确定功能的运动系统（如汽车或导弹），都有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是控制系统决定了运动系统还是动力系统决定了运动系统”的争论呢？我们又如何看待“是控制系统的改善决定了动力系统的改善，还是动力系统的改善决定了控制系统的改善”这一争论呢？或许可以说，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对于整个运动系统而言，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在特定时期，某一系统的问题则可能变得尤为突出。
在此需指明的是，上述比喻并不一定是恰如其分的。社会绝不是一个能够被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随便操纵的可准确预见的有特定目的的系统。我们只是想在制度和技术之外，突出人的主体性。正是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人类通过对制度—技术在满足人类需要方面的失灵的认识和应战，最终带来了社会的进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制度和技术仅仅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尽管其中可以置入特定个人或阶层的目的），我们有能力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尽管我们确实无法摆脱当下的制度和技术基础）。
３．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互动研究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最终判定两种决定论谁是谁非，而是期望从中汲取一些为我所用的理论要素，拓展一下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视野，并借此强调对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３．１ 互动研究的现实背景及其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如何对这一进程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是一项颇令人着迷的智力课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模式的确立，对“转轨”问题进行实证的和规范的研究已成为具有迫切重要性的重大课题，已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焦点。［（１６）］［（１７）］这类研究主要着眼于制度分析，尽管看到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模式上的类似之处，但并没有试图着力分析其间的作用机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人尝试对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进行比较研究，对制度创新在技术创新扩散中的重要性进行计量分析。［（１８）］
我们的选择是：研究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这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我国业已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总体制度框架，而且前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适应于市场经济要求的、可以带动技术创新的灵活的企业制度？这绝不是一次轻而易举的变动，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创新过程；二是企业制度安排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必经环节和基本单元，搞清楚这一环节和市场及政府的关系，找到使这一环节充满活力的途径，对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只有形成有效率的企业制度，宏观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技术政策才能落到实处。
３．２ 方法的考虑
马克思的方法是我们思考的起点。事实上，马克思早就洞见了技术和制度变迁间的相互关系。其理论的说服力也恰在于它包括了新古典经济学所抽象掉的所有要素：制度、技术、国家和意识形态。但马克思在当时还没有充分注意到诸如交易成本、外部性（externalities）和搭便车（free rider）等问题的重要性，受经济本身发展的时代局限，不能不造成其分析上的某些缺欠。［（１３）］
正是在这一点上，后来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社会学等，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学术视野，提供了较为锐利的分析概念和工具，使我们有可能对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同一框架内进行分析。
在这一学术潮流中，社会学和经济学竟拥有同一个核心假定，即“人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有目的的行动者”。［（１９）］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假定，就可以对制度和技术，也就是对两种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加以分析。正是人的有目的的行动，无论是发明活动、创新活动、市场活动，还是改革活动、寻租活动，最终都引起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并将带来其间相互关系的变革。
这样，创新就是社会中自然人、法人为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采取的重新塑造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过程；只有当创新主体的预期纯收益大于零的情况下，创新才会发生。这既是支配创新的动机，也是一切创新主体决定其是否采取创新行为的最后判据。
以上述考虑作为创新研究的一个基点，必然导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种研究以个人行动和交互行动（transaction）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力求找到宏观变量的微观基础。也许，由此会引发学科性的纷争：这到底是创新的社会学？还是创新的经济学？它也曾使我们疑虑许久。但是，当我们看到社会学家科尔曼（J.Coleman）冒社会学传统之大不韪，果敢地以“理性行动”重构社会理论的基础时；当我们得知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威廉森（O.E.Williamson）号召人们关注组织社会学成果时；［（２０）］当我们从创新社会学家凯龙（M.Callon）等人那里读到他的名言——创新者是不管学科界限的异质工程师（heterogeneous engineer）时［（２１）］，我们感到学科界限毕竟是次一级的问题。从这一视角出发进行的探索，有可能为我们对技术创新问题乃至那些已经很长时期烦扰着我们的现实存在的大量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认识，找到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１） 关士续：“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和紧迫问题”，《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１９９１年，第５期。
（２） 关士续：“市场经济与科技—经济良性循环”，《自然辩证法研究》，１９９２年，Ｎｏ １２。
（３） 关士续、刘庆有、孟庆伟：“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软科学》，１９９３年，Ｎｏ ２。
（４） 傅家骥等：《技术创新》，企业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５） 远德玉、陈昌曙、王海山著：《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东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６） 刘庆有、姜照华、夏宝华：“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中间试验研究”，《中国软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７） Ｍ．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８） 李京文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９） 樊纲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
（１０） 肖耿：“国有资产的出路：搭便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１１） 王大洲：《西方技术社会学研究：技术决定论的证明与反驳》，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论文，１９９３．３。
（１２） Polaygi,Karl,The Great Transformation,New York:Rineholt,1957.
（１３）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
（１４）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
（１５） 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１６） 盛洪等：《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
（１７） 李培林：《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１８）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
（１９）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２０） Williamson,O.E.,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1985.
（２１） Callon,Michel,“Society in Making:The Study of Technologyas a Tool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in Bijker,W.E.et al 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MIT,1987.pp.82-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