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是“在分子水平上，提取（或合成）不同生物的遗传物质，在体外切割，再和一定的载体拼接重组，然后把重组的DNA分子引入细胞或生物体内，使这种外源DNA（基因）在受体细胞中进行复制与表达，按人们的需要繁殖扩增基因或生产不同的产物或定向地创造生物的新性状，并能稳定地遗传给下代。”[24]据此，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是不同的，虽然它们都是进行基因重组或转基因，但是，后者所进行的基因重组一般在自然界中也可以发生，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自然发生，但这样的基因转移仍局限于近缘种属。“而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基因可以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跨界相互转移，甚至可以将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体中实现表达。”[9]p.128如此打破了物种界限，扩大了作物基因的来源，产生了在自然状态下完全不可能产生出来的转基因作物。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这种新颖性，可能致使转基因作物产生不同于传统农作物的特殊性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于传统农作物的风险检测技术、方法以及相关法规和管制机构都已经不适合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评价和管理了。
（2）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具有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典型地体现在其环境风险的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上。
转基因作物具有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能够在生态环境中定居、建群和繁衍，这就致使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断地积累，从而发生级联效应，即前一次影响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反应，而后者又将前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转基因作物能够侵入非农作物栖息地上的物种，最终可能会导致区域植物组成的改变，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甚至使原来的物种遭到灭绝，这种现象产生的结果是一些物种种群数目下降，继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链式反应，还会影响到原先以植物为食物的昆虫，以这些昆虫为食物的鸟类或其它食物，以及那些依赖于被取代植物的微生物分布。[25] 也就是说，“转基因作物除了本身直接的生态学效应外，还会引起间接生态学效应，即它们进入自然界（如农业生态系统）后可能会导致‘小环境’的变化（田间管理，如除草剂和杀虫剂使用措施的改变），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生态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他生物的种群动态。”[26]
而且，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还具有扩张增殖性。“生物繁殖的本质就是基因复制。天然生物种中被强制掺入的人工重组的基因，可随被污染生物的繁殖而得到增殖，再随被污染生物的传播而发生扩散。因此，基因污染是一种非常特殊又非常危险的环境污染。”[27]正是由于转基因作物的这种扩张增殖性，使之产生的危险性不易控制。Paul Lycett在《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一文中比较了核裂变和基因工程的危险性，指出“人类可以直接控制核裂变副产品（放射性废物）的产生，甚至一些所谓的核事故也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中。拆掉核设施，不再使用核材料就会使核污染的影响逐渐消失。但基因工程不同于核裂变，因为一旦基因被导入生物体内就会自我复制，我们又无法对其加以控制，而且这个基因还会从 ‘工程’生物体自由地转移到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中（比如有机的非基因工程农作物）。”[28]
（3）没有发现的风险仍然可能存在
如前所述，从目前科学发展的水平看，即使存在某些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科学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是有限的和不确定的，这给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的增大和扩张创造了条件。而且从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本身的表现看，它又具有时滞性。所谓时滞性，就是转基因作物一开始往往没有任何迹象，也没有任何预兆表明其对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在短期内很难监测到转基因作物所引起的生态系统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基因作物潜在的安全性问题就会逐渐暴露出来。“转基因作物的要害就是，它会引起生态环境的蠕变，即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人为干扰和胁迫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缓慢的悄悄变化；当人们察觉和认知之时，自然生态环境已在组成、结构、机制和功能上变得无法或很难修复，已成为不可逆的演化和变异。”[9]p.113
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时滞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以及科学研究领域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有限性，需要我们将转基因作物及其风险与传统作物及其风险加以区别对待，制定相应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防止严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但是，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到这些，坚持在科学证明转基因作物及其释放有害物之前，其就是安全的，从而不采取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而要等到有害的事件发生了，或有了确定性的证据表明有害事件即将发生之后，才会采取保护行动，予以干预、调整。这是事后补救式的，有可能导致剧烈、广大、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而一旦这样的风险现实化了，就当前的科学水平来说，是很难寻找到有效措施来应对的，要想减弱、消除这些风险就会困难重重，甚至不能实现。因此，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处理上，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是不合理的。
四、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兼顾风险与收益
考虑到转基因的生物安全，该模式政策的制定是打算放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发展，但并没有完全禁止这种技术的应用。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问题上，都持谨慎态度，采取了这种预警式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欧盟，因此也有学者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欧盟模式。从这种政策的内涵看，是合理的。
1、该模式的政策能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风险
（1）突破了传统风险评估的局限性
传统的风险评估主要依靠科学方法来分析风险问题，对风险问题进行量化。它主要关注的是这些问题：多大的危害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怎样的安全算是足够的安全？[29]p.9传统的风险评估是存在欠缺的，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彻底解决风险问题。首先，在“可接受的风险”掩盖下允许危险的行动继续进行，风险评价在安全或可以接受的假定之下，允许引起更多污染和危害健康的行为继续进行；其次，以不确定和不充足的证据为理由，风险评价事实上延迟了采取约束的措施和行为。[30]而预警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对转基因生物进行评价时不是这样，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将其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传统的风险评估仅将其当作可怀疑的理由。“传统的风险评估范例常常把证据的缺失看作是缺失（伤害）的证据，而预警式的风险评估把证据的缺失看作是不存在缺失（伤害）的证据。”[31]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它主要关注以下问题：基因工程使我们失去了什么？转基因农作物是否在农业中扮演着一个独一无二以及必须的角色？基因工程声称将解决什么趋势或问题，基因工程将可能使得什么问题永远存在？[29]p.9由此，该模式的政策一改传统的风险评估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常常不作为、不采取针对性措施，而主张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应对不确定性。与其说它考查的是环境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安全或最经济，还不如说它是为了减少或彻底地消除风险，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寻找各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放弃原先计划进行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行为。
同时，在面对复杂的或难处理的不确定性形式的情况下，预警式的风险评估程序不只是允许科学家和管理专家的观点影响环境风险（与一项具体技术的使用有关）的鉴定和评估，它还允许公众广泛地参与。这种开放性的决策程序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与转基因生物释放的决策制定有关的许多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复杂的或难处理的，所以一个更加‘开放’(open)的风险评估程序，对于确保这样的不确定性能被‘充分地’和‘有意义地’考虑，是至关重要的。”[32]
（2）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风险
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考虑到了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和转基因作物及其风险的特殊性，把转基因作物同传统作物区别对待，认为由于转基因过程的新颖性，转基因作物风险是不同寻常的，传统的检查程序可能会捕捉不到转基因作物的所有风险，所以不仅建立了较高的生物安全标准，对新的种类的转基因作物要进行个案检查，而且建立了特别的管理机构和评价机构，制定了一整套专门针对转基因作物的法规、安全评价标准、方法以及规则，基于转基因过程(process-based) 而非转基因产品本身，来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价，目的是通过转基因作物风险的检测对转基因作物进行针对性的管制，所以，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够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风险。
（3）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不确定的潜在的风险
风险可分为确定性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确定性风险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能认识到某件有害事件发生的概率、范围和严重程度。不确定性风险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并不知道某些有害事件发生的概率、范围和严重程度，但通过种种迹象已经知道存在这样种类的风险以及知道可能会发生如此的风险。转基因生物风险就是这类风险。为了应对这类风险，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遵循的是预警原则：①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这是预警原则的首要目标。②鉴定潜在的风险。③承认科学的不确定性。④尽管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但要采取预防性的行动，这是预警原则的核心准则。⑤转移举证责任，即要求有着潜在危险的技术的开发者去证明要采取的这项活动是必须的以及不存在更加安全的替代性技术。[29]p.1-2由此，该模式的政策既考查确定的、具体可证明的风险，更要考查推测性的、潜在的风险，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不确定的、潜在的环境风险。
（4）能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处理上，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防后患”的理念为基础，改变了过去那种未被证明不安全就是安全或相对安全的，未被证明有害就是无害或相对无害的思维观点。[33]强调的是，当存在严重的威胁和不可逆的伤害的情况，以及确定性的缺失，即对所可能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的程度未掌握充分的相关科学资料和知识，因而缺乏科学定论，不能成为拒绝采取预防性行动的理由。因此，在某项行为做出之前，就要对其可能的影响做出评价，并制定应对策略，采取预防性的行动，对有关的问题要有所防范。这不是为了解决那些可识别的、已为人所知的风险，而是为了应对那些推测性的、还未被科学证实的风险。它的决策程序是这样的：①识别可能的威胁和描述问题的特征；②关于威胁的确定，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③对问题进行再组织从而描述出需要做什么；④评估替代性方案；⑤决定策略；⑥监控和采取进一步的行动。[34]而采取的进一步预防性行动包括：有条件的批准（要监控）、暂停（Moratoria）、逐步停止和禁止使用某项技术[29]p.17-19。可以说，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获得确凿的证据之前就充分评价，制定预警方案，处理突发性的环境问题，以避免重大的或不可逆转的环境灾难，它避免了鼓励式的、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局限性。
2、该模式的政策能够获得转基因作物收益
在处理转基因作物风险与收益方面，预警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具有一定张力的。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前，它要求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特殊的安全评价，并要求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性措施来应对那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当安全评价或者这些预防性的措施没有完全落实之前，它会要求暂停或有限度地进行该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但一旦其通过了安全评价并对可能的风险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性措施后，它又会批准其商业化种植。因此，这种模式的政策不会由于一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而完全禁止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而只是考虑到其风险的新颖性、特殊性以及风险评价、防范上的一些技术性问题，适当地放慢转基因作物的发展。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够有效应对和防范转基因作物风险，但与此同时，它并没有完全放弃转基因作物收益，相反，而是在风险的防范中积极地抓住收益。
由此可见，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不是基于可靠科学（sound science）,而是为了有效地应对科学认识的不确定性，克服科学的局限性和缺陷，减少乃至杜绝难以修复的、不可逆转的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出现。同时，这种模式的政策能够抓住转基因作物的收益，比较恰当地处理了转基因作物不确定性的风险与确定性的收益之间的关系，在保证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保障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避免了另外三种模式政策的局限性，因而是合理的。
五、简短的结论及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鼓励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虽然可以加快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在短期内能产生明显的效益，能解决一些燃眉之急，比如饥饿问题、贫困问题，但这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它忽略了环境风险、不顾生物安全、不采取防范措施，一旦发生了环境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代际不平等，这不是一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模式；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虽然可以保障生物安全，但同时也丧失了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机会，这是一种顾此失彼的政策，对建立现代农业，保障粮食安全是不利的；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没有考虑到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忽视了转基因作物风险的不确定性、潜在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等，显然很难保障生物安全；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对风险有科学的认识，既认识到了确定性的风险，又认识到了潜在的、不确定的风险，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了应对准备，能协调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生物安全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能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应该是最合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上面仅仅是一般性的论述，没有就某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一旦涉及到这一点，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如在政策实践中，一些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采取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可能是由于它们受技术水平的限制，自身没有能力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生物安全检查，而且一旦发生转基因作物风险事件，它们也没有能力去应对；也可能由于这些国家对转基因技术有一种先天性的恐惧，认为转基因技术是魔鬼，它会破坏历经千载岁月发展起来的可持续农业系统，所以，为了确保国家的生物安全，它们排斥转基因技术，宁愿完全放弃发展转基因技术的机会及其产生的收益；还可能由于它们是以农作物出口为主的国家，为了使得农产品能顺利出口到一些反对转基因产品的国家，所以就拒绝转基因作物，以便保持国家的无转基因化(non-GM)……这告诉我们，某一主权国家在选择并制定什么模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这一问题上的考量是异常复杂的，涉及到技术力量、粮食安全、政治稳定、国际贸易等多个方面，需要我们深入细致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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