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在过去10多年来之所以能取得很大的发展，重要因素是“方法论的创新”，即建立和发展出许多合适的方法，并使之制度化。例如共识会议、情景工作室、焦点小组、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产生于丹麦的共识会议，广泛流行于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公众参与科学技术活动主要也学习和采用了这种方法。[2]共识会议实现了普通市民与专家在公开、透明和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真正互动，使受过一般科学技术教育的普通市民有可能更有效地参与到民主决策中:（1）专家和共识小组（市民小组）各自清楚的角色定位和相互关系。共识小组起主导地位，他们通过主办方的预备会议对陌生的科学议题的背景和含义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之后，整理出需要询问专家的问题内容，并参与挑选专家。专家小组的选择要确保不同观点和不同职业的代表参加，这些专家不仅要有好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思想开放，并能以一般公众都能听得懂的语言阐述科学议题。这样，在科学议题上，科学家与公众代表可以形成共同的语言；（2）由一个咨询/计划委员会主持，确保过程是民主的、透明的，并有记录可查。（3）通过公开的讨论，形成共识的建议。在正式的公共论坛上，则由专家与共识小组进行交叉询问，让每一个人的议题与观点，都能充分地阐述，也能让参与会议的每一个人充分理解彼此的想法，并不断对自己的想法进行修正与扩充，进行一场理性的沟通，让争议性的议题可以得到一致性的见解。
更一般地讲，有效的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是需要程序正义来保证的。S.Joss和A.Brownlea提出了社会角色（包括利益组织的代表和更一般的普通民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的6条程序正义标准：（１）社会角色机应该获得机会，提出不同的观点；（２）社会角色应该获得机会，挑战和拒绝当前正在考虑事项的观点；（３）确保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在真正对话的基础上开展平等的交流；（４）所有受决策影响的不同社会角色的观点彼此能到真正的理解；（５）所有的社会角色要得到公平的对待，确保决策的形成和原则的应用是连贯一致的；（６）决策者要清楚地表明他们将如何实施决策过程的结果，给出这些决策背后的理由和逻辑。[14] 正是有了这样的程序和方法，普通的市民才可能参与到科学技术的相关决策中来，并影响决策。
丹麦的经验表明，公众参与确实可以对决策产生直接的效果，例如，根据共识会议讨论的结果，政府立法禁止雇主和保险公司利用雇员和申请者的基因健康信息的要求。但是，公众参与“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间接影响，即让政治家对公众讨论技术带来的威胁和机会有了新的认识，同时给与市民新的知识和意识。”公众参与 “提供了倾听‘人民声音’的一种新的方式”，它不是代替现有的民主决策机制，而是“对现有已经建立起来的熟悉的方式的补充，例如选举、投票和公众意见调查。”[15] 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的意义在于为决策者提供了新的维度和视角，帮助决策者做出更好、更全面的决策；同时，让公众得到一些确信，相信他们的观点受到了认真考虑，这就提高了政策被接受的可能性。
3.关于建立我国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制度的设想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今天，中国同样面临着解决科学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科学商业化等影响社会各方面和人民生活的社会各界的问题，近几年，一些事件不断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从2004年底媒体曝光的巨能钙产品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过氧化氢事件和杜邦公司特富龙不粘锅等产品可能含致癌物事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11月23日，12月7日），到2007年厦门PX项目事件，引起人们对科技产品和科技项目的风险、信息公开、科学证据、消费者知情权利和企业行为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质疑。而当年关于转基因稻米可能会商业化种植、成为13亿人主粮的报道[16]，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使人们质疑转基因稻米背后的利益，直到最近关于这个问题还在争论。[17] 这一系列暴露出的问题，表明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样到了需要走向民主化的阶段，需要公众参与决策。从许多方面看，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已经有了条件和基础，例如，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为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创造了更好的法律环境。从认识和舆论上看，社会各个方面已经认识到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重要性，2008年3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传播与科学决策学术研讨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会专家和代表普遍认为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公众理解和公众参与在科学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认为科学如果只为少数专家所把握，就不可能有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正是通过科学传播，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17]
回顾近几年，我国在科学领域的公众参与取得一些发展。2003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规划制定过程中的网上论坛，充分显示中国公众的参与热情，也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显示出来我国未来科技规划乃至科技决策的一个趋势，即将会逐渐引入公众参与，在一些领域，如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这样国际上公众参与程度较高的领域，我国已有一些形式的公众参与。2004年10月21日，在中英两国教授的组织下，约200名首都大学生围绕着主题“人类该不该扮演上帝”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辩论。在北京举办的中英生命伦理学高级研讨会后的文化沙龙表明了大学生对此领域的高度参与热情。在辅助生殖领域，许多医院的伦理审查都吸收社区和患者代表参与。在一些涉及人体试验的领域，人们已经认识到，公众参与是开展伦理审查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关基因数据建设方面，使公众参与几乎成为主流意见。2005-2006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大多数专家认为，基因数据库的建设需要公众参与。
但是，从总体来讲，我国的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作为一项常规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相关的活动进行得比较少。即使已经开展的公众参与活动，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概括起来，主要有几点（1）公众参与的目标不明确。如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网上公众参与，规划制定主管部门对于公众参与的目的没有明确设定，公众的意见比较发散；（2）科学家与公众互动交流的机制或“平台”没有形成。有时公众中的意见反映到专家中，但专家并没有与公众进一步展开讨论和对话；[4]有时专家的说明和解释都是专业术语，公众听不懂，没法讨论和对话；（3）公众参与程序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即使像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听证会这样取得了很好效果的公众参与会，它的程序仍然有着近些年来中国初开听证会在制度安排上的许多通病：政府有关信息没有公开；没有给公众留下更充足的报名和准备的时间；听证会没有由利益无涉的法律职业者主持，即没有体现出公正性；听证会没有设置规定，使利益和主张不同的听证陈述人分问题针锋相对地进行陈述；没有设置对陈述人的提问，使得决策者和公众不能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和把握问题，而陈述人的主张及其背后的利益也是展现不充分的；[18]（4）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培训不够。例如在医学研究领域，为了保护患者的权益，在过去中国医院在伦理管理方面的确进行过一些尝试，如把患者代表引进伦理管理委员会，但是并不成功，这些患者代表基本上不说话，不发挥作用。对此，我国生命伦理学的权威邱仁宗教授认为，首要的是信息尽可能广泛地流动，通过互联网和媒体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然后大家才能逐渐从不愿意参与的状态中过渡到愿意参与医学伦理治理之中。[19]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从单向的公众理解科学发展到双向的公众参与科学、科学与社会对话，与之相比，中国公众参与科学技术的基础不足，科学家与民众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对话。一方面，普通民众科学素养低，不太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科学家也大多关注自身研究，对公众的意见、需求和权利等缺乏足够的重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还停留在单向的科学普及阶段，公众参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还没在政策界、科学界、甚至学术界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公众参与作为一项权利没有引起正确地认识和尊重，当年农业部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一些科学家竟然强烈反对。[16]
要使中国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得到发展，需要在思想上提高认识，并在制度上得到保证。根据国内外经验，中国公众参与科学技术的制度需要政府、科学界和社会共同构建，不仅需要解决现在现有公众参与方式的问题和不足，而且还建设公众参与科学技术的基础，
建立我国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制度要以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指导，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建立相关的法律和规定，调动各方的积极性，解放思想，积极探索。
第一，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尽管公众参与的动因是与切身利益有关，许多是自发的，但是政府在促进和引导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其他领域，我国成功的公众参与也多是由政府发起并组织、引导进行。因此，在促进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方面，政府首先应该发挥促进和引导作用，明确与公众参与是决策过程的常规的和完整的一部分，制定相关的规则，建设促进公共参与的制度环境。
第二，在一些关系民生的重要领域，如人口、健康、农业、环境、安全，科技项目的立项应该引入适当的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反映人民群众提高生活质量、保证健康和安全方面的需求。
第三，促进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广泛交流和对话，把公众理解科学技术与公众参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比较好的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的机制，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较少，科学家大多关注自身研究，对公众的意见、需求等缺乏足够的重视，公众对于科学技术的了解也少。而要使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真正起到作用，需要公众理解科学，也需要科学家理解公众，需要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真正地开展合作。为此，应该充分发挥各种科学协会的优势和潜力，围绕社会关心的相关科技热点，如水资源、节能减排等，开展科学-公众的交流与对话，建立科学家与公众交流的有效机制。
第四，根据不同领域的科技议题，探索相应适宜的公众参与方式。例如，对于生命医学领域的议题，重要的是告知式参与，让公众、尤其是广大患者及其家属，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相关的信息，例如，医学广告，科普读物（报纸、网络等），公开辩论（如口头交流、课堂教学、短期培训、民间论坛等），教育培训，政府公示（如法律法规、对不良事件处理意见）等。而对于一些政策性强的议题，例如，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可以采用各种方式征求意见，网络对话等形式，听取公众的意见，作为决策时的参考。
第五，对于一些重要的但又有争议的议题，应该尝试采取有效的公众参与决策的方式，例如世界各国广泛采取的共识会议模式。为此，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科学机构和公众开展有效的合作，明确公众参与在科学决策中的地位，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共识会议模式及其他类型的参与模式，建立相应的规则和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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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评论：圆明园听证会让一切展现在阳光下. 新浪网：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专题http://news.sina.com.cn/c/2005-04-21/13346452981.shtml
[19]中欧伦理合作收获不小，困难重重. 科学沙龙报道. 2008-04-02 19:20
http://www.sciencereporting.cn:80/default.aspx?op=vw&id=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