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对虚拟实在的批判有较为深刻的一面：虚拟实在使想像具体化而破坏了主体的对实在的丰富的想像力，即虚拟实在使主体按照程序的预处理去认知实在，这会使主体自身的认知能力和想像力退化。但是，由于鲍德里亚仅仅看到了"客体"的作用，而忽视了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看到主体对实在与虚拟实在的辨别能力。因此，虽然鲍德里亚对晚近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有较为深刻的描述，但其形而上学层面的结论却是荒谬的。简单地讲，在现象上，鲍德里亚所揭示的表征危机与批判理论批判的"物化"和"异化"有相似之处，但他却用客体对主体的主宰将"物化"这一现象莫名其妙地消除了：拟人化的客体的诡计替代了"物化"背后的社会经济利益和生产关系。在《后现代理论》一书中，美国左派批评家凯尔拉和贝斯特批评了鲍德里亚理论的腐蚀性："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中的神秘拜物教特征──在这种商品拜物教中，客体的价值仿佛是客体本身所固有的，而不是剥削性社会关系的产物，不是榨取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结果。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鲍德里亚却将自己打扮成一名客体世界里的超级拜物教徒。他忠实地实现着资本主义梦寐以求的目标──颠倒主客体之间的地位。鲍德里亚给客体赋予了自主的权力，这样它们就可以独立于社会生产关系而运转。"[xxxv]

3．对虚拟实在的技术哲学反思

那么，应该如何全面理解虚拟实在的文化意涵呢？抽象地讲，虚拟实在所获得的就是鲍德里亚所称的拟象和仿真，是一种用符号制造拟象世界的技术。但实际上，鲍德里亚将世界完全还原为符号的诠释方式是片面的，正是由于那些无法用符号还原的方面──主体的创造欲和自由意志──被过滤掉了，鲍德里亚所获得的只是某种"片面的深刻"。拟象与仿真隐喻的问题在于，将虚拟实在视为一种自主的与人无关的技术赝象，而未将虚拟实在理解为一个设计者、使用者、技术因素和文化暗示的共同建构过程，要全面理解虚拟实在，还须在人、技术和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技术哲学层面进行思考。

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将人、技术和世界的关系概括为四种：体现（embodiment）关系、解释学（hermeneutic）关系，他性（alterity）关系和背景（background）关系[xxxvi]，如果从这四个方面思考人、虚拟实在和世界三者的关系，我们可以较拟象和仿真之类的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更进一步地理解虚拟实在。

（1）体现关系。所谓体现关系，是指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体现或包容在人的活动之中，即技术成为人的某方面能力（躯体）的一种延伸，在某种程度上与人合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是一种"透明"的工具，例如，人通过眼镜看世界、透过显微镜观察细胞。实际上，许多虚拟实在是对真实实在的透视，而不是替代，虚拟实在如同眼镜、显微镜等一样使世界得到体现（embodiment）。当人们使用虚拟实在进行外科手术时，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虚拟的实在不仅是独立存在的拟象和仿真，而且还与真实实在同在并发生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主体可以明确区分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例如，在利用虚拟实在辅助技术进行外科手术时，采用CT扫描数据合成的虚拟内脏结构就需要不断地由原型校对修正，操作者在使两者形成映射式的关联时，无疑是能够区分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的。

（2）解释学关系。在解释学关系中，技术不是像体现关系中那样，帮助人们直面世界，而是对世界作出抽象的解释。例如，用望远镜看远方是体现关系，而通过地图找一个地方就是解释学关系。此时，人是通过绘图技术使用的抽象的符号去面对世界的，技术所显示出的不是体现关系中的躯体的延伸，而是一种语言的延伸。在解释学关系中，世界先被技术转换成一种文本，然后再由人去解读。人、虚拟实在和世界三者的关系有时也是一种解释学关系。例如，在科学家运用虚拟实在建构DNA模型、蛋白质分子模型等可感知的理论模型时，就存在解释学的关系。当人们进入描述蛋白质构造的虚拟实在时，他们所看到的不是对真实实在的直接的拟象，而是波普尔的世界3中的客观知识的具体化模型，需要一定的知识背景和规则才能加以理解和诠释。换言之，此时的虚拟实在是对真实实在的解释，因而不会与真实实在混同：人们可以借助理论模型的虚拟实在进一步研究真实实在，但总不至于将研究目的定位于解释虚拟实在本身，那就成了解释的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