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特别强调历史性，那么对其自身的历史性考察自然属于同一个思想维度的任务。由于海德格尔及大多数现代思想家把确然存在的危机作了浪漫的理解，因此他们对理性的批判更多地具有一种审美的特征，这或许就是现代性的理论基石之由来。从海德格尔的立场出发，我们的确应该把理性弃如鄙履，或者公平一点说，是克服和超越理性。但从另外的角度，即在一个远离了历史恩怨和感情纠葛的时代，我们对理性又必有另外的看法，而摆脱梦魇般的历史记忆，还理性以本真的面目，大约是必需的，也是急需的。

二

在今天，当我们说技术上升到意识形态，其实也就是理性上升到了意识形态，说明理性进入了勇敢的世俗和科学的时代，理性对“非”理性东西的奴役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因此我们对理性的辩护无法绕过这个基本事实，同时我们对理性的辩护也不是为了达到重新掌握和控制理性的目的，像传统理性所从事的那样：“意识形态陶醉于纯粹理性的神话，开始清除人性里的神秘本质，企图把心灵本身变为一种像血液循环那样可以预示的物质客体。简言之，这是理性的疯狂，这是狂妄自大的举动，企图绘制我们把握不了的精神存在的蓝图。”[3](P80)传统理性过度的膨胀已经使理性主义产生了严重的异化，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科学理性主义的同义词而始，以空洞思辨的唯心主义而终。”（伊格尔顿语）当然，由此还产生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形而上学的恐怖”（horror metaphysicus）。

但是这种事实上问题却并未容许人们对之做出随意的解释和处理，海德格尔在思想转折(die Kehre)之后，其用语、风格及思想气质无处不体现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意化特征。这种思想的呢喃成了他后期作为思者与诗人之双重身分的存在性标志，也是他从纯粹的、学院式的思辩转向对现实关注以及对拯救之渴望后的运思方式。我们虽可大谈特谈其前后期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即始终如一地追寻存在的亮光和朗照。但我们同样不能掩饰的，是他在对“解蔽”的苦思过程中所进行的思维方式的革命，如我国先贤所谓“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境中之象”（严羽《沧浪诗话·诗辩》）。海德格尔在全新的视野中，也显露出了自由奔放的浪漫气质、直觉神秘的浪漫理想、感伤嘲讽的浪漫情调、洞察批判的浪漫情怀。

因此我们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便可归溯到一种浪漫主义的根基或出发点，这既是他后期向诗不断靠近的结果，同时也是罩在他终生追求目标外面的一层光环。就连他自己也不自觉地承认了对罗曼蒂克的向往和珍惜，当他看到现代科技越来越企业化控制化因而失去自由，人们已经很难再坚守哪怕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时候，他呼吁人们“能够保持着变得越来越淡薄和空间的学究和学院的罗曼蒂克。”[1](P894)

那么，什么是浪漫主义？我们所理解的浪漫主义，并不等同于曾经作为一个文学、美学流派的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流派的浪漫主义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作为一种精神气质与文化理想的浪漫主义却是永恒的。我们既无意辩析它们的区别，也无意于考镜词源及含义，更无意为本已十分混乱庞杂的浪漫主义大典增加一个并不新颖的词条。我们遵循的是两百余年前浪漫主义大师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一段名言：“浪漫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将始终在形成中，永远不会臻于完成。它不可能被任何理论彻底阐明，只有眼光敏锐的批评才能着手描述它的理想。唯有它是无限和自由的。”由此观之，我们所说的浪漫主义并不是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主义”相对的一种主张，而是人类精神王国中与生俱来的文化发祥地与源创力。

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就是哲学领域里的浪漫运动”[4](P723)，那么同样也可以把海德格尔的哲学看成是现时代哲学领域里的浪漫运动。我们无意夸大浪漫主义在人类思想中的作用，但浪漫主义既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母题，也肯定是我们时代的母题，也必然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母题。尤其在批判现实而寻求超越的理想方面，海德格尔的浪漫主义在对科技的追问中闪现出了异样的光彩。这种异样的光彩使得年轻纯真的少女阿伦特产生了错觉，同时也使海德格尔自己对纳粹产生了错觉，而且这个错觉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他对自己在二战期间与纳粹的纠葛保持了长达30多年悲壮的缄默就是最好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