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纪以来的一系列以人道主义（humanism，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运动、和启蒙运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基督教的彻底的反动，但实际上它们的反动仅仅具有一种社会结构调整的意义，而且这种社会结构的调整非但不是对基督教文化可能蕴含的社会结构的摧毁，反而是对它的调适和完成。因为基督教在中世纪还有着相当程度的民族地域性（至于犹太教以及尚未被普及到罗马世界以前的基督教，其民族地域性则更强。），而这是与基督教上帝的被设想为绝对的超越者和绝对的中介者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它要求一个更加中性的东西来作为所有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平台和中介。现代技术正是这样一个东西。这里说的现代技术还不仅仅是说“现代科学技术”，而且包括整个中性化市民社会的结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结构，制度高于一切的法律和政治结构等等。

自然，在这个普遍技术化的现代性文化中进一步被贬值。在经典基督教中，自然虽然不过是没有自身根据的被造物，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有限的“界”，但它毕竟是由那个绝对第三者创造出来的，所以它至少还拥有与人类社会同等的地位：人与自然都是被造物。虽然圣经上说地上的自然万物都可以由人类照管和自由取用，但人毕竟没有把自然仅仅理解为完全可以为我所用的“自然资源”：好比人对自然物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一切的一切，包括人与自然，都是属于那个唯一神的。而在现代技术社会中，一切自然事物的所有权都仅仅只有人类社会的维度。这个矿山属于某个国家，那群猪属于某个屠宰场，如此而已。更进一步，这种现代性社会结构的基础又在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确立。这意味着：现代性的个人不但不把自然当作他的适度的异者，不把神当作他的超越的异者，也不再把社会和他人当作他的异者。在基督教世界里，那个第三者不可能满足于被保持为第三者，而它又不可能完全融合为第一者，所以实际上它代替自然的地位做了一个第二者。这种情形只有在以信仰的情感为基础的纯粹宗教文化中才有可能被平衡地忍耐下去，而在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ειδος（理念，形式）思想为基础的神学中则是不可能被忍耐的，因为在后者那里对同一性的追求是高于一切的。结果便是：自我，作为普遍主体的理性自我或者意志自我，代替神和逻各斯，成为现代性的绝对同一者。

这个转变的开始被称作“文艺复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这个转变中，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哲学确实起到了核心的推动作用。文艺复兴以来的历次“解放运动”都是打着“理性”的旗号。这个理性ratio就是经过了基督教洗礼的、拉丁化了的柏拉图的ειδος和λογος。在这个洗礼中被洗掉的，是雅典哲人对事物的“本身”，即自然、本性，的诚实、谦虚的好奇心；在洗礼中被沾染上的，则是人的玩世不恭的妄自尊大。这个经受了基督教洗礼的理性被人称做“自然理性”。但是在自然理性的高扬中，自然的原色并不是被恢复了，而是在洗礼之后褪色得更加不可辨认了。正如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指出来的那样，文艺复兴以来，尤其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人性（human nature，人的自然）的观念成为主导性的和基础性的历史学假设。他还指出，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希腊-罗马实质主义的残余。[3]

实际上，这里发生的变化远不是“残余”一词所能概括的。残余意味着一种弱化的保留，但在这里发生的是一种强化的转换。无论把本质归之于理念还是上帝，传统的本质主义都还是承认着某种不同于人的异者，不管这个异者是不是愿意和能够被保持为异者。而在现代人性观念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本质主义里，任何意义上的异者都被取消了：自然与上帝都一劳永逸地被“扬弃”和吸纳到已经达到自我意识的“主体”中了。文艺复兴以来发生的转变，既不是以自然来反对上帝，也不是以人来反对上帝，而是以“自然理性”或“人性（人的自然）”的同一性来代替上帝的同一性。